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學

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學

——復旦大學「五·七」文科試點班的調查報告
中國共產黨復旦大學委員會
1971年6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紅旗》

內容提要：這篇文章說的是堅持革命大批判和進行社會調查對改造文科大學的重要性。復旦大學「五·七」文科試點班，在認真總結走了一段彎路的教訓之後，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指示，圍繞着革命大批判，把課堂教學同到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學習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教材問題上，他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課程，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既反對照搬舊教材，又克服了無教材的狀況。他們在革命大批判中破除了「師道尊嚴」的舊觀念，建立了新型的師生關係，教學上初步出現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氣象。

復旦大學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招收了三十名工農兵學員，辦了一個兩年制的「五·七」文科試點班，專業內容以文藝評論為主。其中工人二十四人，解放軍四人，貧下中農二人。一年多來，這個試點班的初步經驗說明：要改造文科大學，必須堅持開展革命大批判。離開革命大批判，文科只是一潭死水；堅持開展革命大批判，死水就可以變為活水。

一段彎路引出一條教訓

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究竟應當怎麼辦？這個問題在「五·七」文科試點班曾經展開了一場大辯論。

這個試點班剛開辦時，班負責人和教員中有不少人認為：「我們是正規大學，是搞提高的。」從這種觀點出發，課程表上排滿了七門課，各門課的教員各自為政，互不通氣，各自突出本門課程，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主課，不是一切工作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上課還是滿堂灌，教員「開留聲機」，學員「當錄音機」，好多人連筆記也來不及記。

一九六九年冬天，上海各條戰線都在批判一篇為資產階級翻案的大毒草，工農兵學員要求參戰，教員卻強調「教學任務重，插不進」，按兵不動，隔岸觀火。當社會上對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的革命大批判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工農兵學員實在忍不住了，在校領導的支持下，紛紛起來對「五·七」文科的方向展開了爭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打破了原來的沉悶局面，一潭死水開始翻滾起來了。

學員提出：這種「教改」是「穿新鞋，走老路」，「上課象吃年夜飯，一盤沒吃完，一盤又來了，實在吃不下」，要求精簡課程。可是有的教員說：「七門課已經是濃縮魚肝油，不能再壓縮了」，強調工農兵學員要「適應大學規律」。工農兵學員說：「在廠里還能寫寫戰鬥文章，到大學來反而寫不出了。再這樣『適應』下去，不知要『改造』成什麼樣子！」他們要求把教學和革命大批判結合起來，反對那種對「四條漢子」的大批判漠不關心的態度。可是，有些人卻強調說：「我們是大學，要先打好基礎，後參加戰鬥。」學員尖銳地提出：「只強調關門『打基礎』，是搞玩具木頭槍，我們要真槍實彈地批判『四條漢子』，我們要走工農兵大批判寫作班的道路！」「這樣『提高』下去，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為資產階級院士還是無產階級戰士？」「五·七」文科班這段彎路走了整整三個月，到這時就再也走不下去了。

「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五·七」文科班在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捅了一下馬蜂窩，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動的兩條路線鬥爭教育，深刻體會到：在新形勢下仍然存在着舉什麼旗、抓什麼綱、走什麼路的問題。落實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一定要把「學政治」、「批判資產階級」放在首位。不批判劉少奇一夥在舊文科中推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批判資產階級，新的領導班子就會背離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工人階級對大學的領導權只有在持久、深入地開展革命大批判的過程中，才能逐步鞏固和加強。

到社會上去搞革命大批判

毛主席指出：「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文科開展革命大批判，必須到社會上去，與工農兵相結合。「五·七」文科班在這場大辯論之後，分組走出校門，開始投入到三大革命運動中去。

鬥爭結束了沒有呢？沒有。在實踐以社會為工廠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右的和「左」的干擾，仍然要開展兩條路線的鬥爭。

剛一下去時，有些同志竭力強調「教學基點要放在校內」，生怕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但是，多數同志認為，文科要搞革命大批判，就只有深入社會接觸實際鬥爭，才能有具體的感性認識。脫離三大革命運動，關門辦學，實際上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的表現。有一次，學員要結合批判「四條漢子」來批判反動戲霸周信芳的「討好觀眾論」，有人認為光看看書面材料就行了，但大多數同志不同意這種意見，堅持到工廠去搞調查。在調查中，工人們揭露了有個壞傢伙在看周信芳演《海瑞上疏》時，當「海瑞」把棺材抬上了台，他就在台下拚命鼓掌叫好，回來後還惡毒地說：「可惜這口棺材還不夠大。」活生生的階級鬥爭事實使學員認識到，周信芳的「討好觀眾論」，就是討好地、富、反、壞、右，是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的。經過社會調查，再去查閱大量有關「全民文藝」的資料，這場革命大批判就搞活了。教員、學員在談體會時說：「在課堂上雖然也批判過『全民文藝論』，但沒有這次批判得深刻有力。」

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開展革命大批判時，也同樣堅持到社會去作調查。如批判「四條漢子」在《紅樓夢》研究上所散布的資產階級人性論時，他們就堅持到工廠、圖書館、劇團去作廣泛調查，在大量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事實面前，具體地認識到了資產階級人性論是麻醉和腐蝕人們靈魂的鴉片。

「五·七」文科班參加社會實踐有一個體會：到了基層單位以後，一定要為三大革命運動服務，大造革命輿論，不能當「客人」，不能處處要人家服從我、遷就我。這裡有一個從工農兵出發，還是從「我」出發的問題。凡是正確地處理了這個問題的，工農兵就歡迎；反之，工農兵就不歡迎。有一個組，去年國慶前到革命大批判搞得較出色的國棉二十一廠去調查文藝領域的階級鬥爭，在調查中師生主動地配合了廠里的中心工作，得到了這個廠黨委的支持，受到了工人同志的歡迎。

通過下廠，革命師生進一步明確了文科的源和流的關係。國棉二十一廠的階級鬥爭歷來非常激烈，有個反動作家曾在一九五二年來這裡「蹲點」，炮製出大毒草《上海的早晨》。試點班在搞調查研究的時候，強調人人動手搜集材料，做具體的宣傳、組織工作。在這裡進行的每一次座談或訪問，都是一堂極其生動的階級教育課和文藝評論課。例如，他們調查了這個廠文藝宣傳隊演出革命文藝所起的促進作用，以及幾個青年被封、資、修文藝腐蝕而走上犯罪道路這樣正反兩個方面的材料，運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分析，就大大加深了對周揚一夥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危害性的認識，加深了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調查逐步深入，認識也逐步深化，調查提綱和寫作提綱也相應地逐步修改、補充，整個調查過程成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不斷地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飛躍的過程。有些同志原來對以社會為工廠的認識不足，現在說：「舊文科不要源，只要流，越學越窄，越學越死。走出校門去拜工農兵為師，越學越寬，越學越活。」

「五·七」文科班曾經先後到過十五個基層單位參加革命大批判，並進行了調查研究工作。同時，還積極投入了校內批判「左」的、右的錯誤思想和錯誤傾向的鬥爭。隨着參加社會實踐的不斷深入，工農兵學員無論在思想覺悟方面，或是在分析問題的能力、群眾工作的能力和寫作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學員剛入學時寫大批判稿總覺得心裡有話表達不出來，現在已能寫出有一定質量的大批判文章了。一年多來，全班學員寫出了各種大批判文章、調查報告、思想評論等稿件六百多篇，其中已為報刊、電台採用的有四十六篇。

「五·七」文科班在克服了關門教學的傾向之後，另一種傾向又有抬頭。有的同志對課堂教學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說什麼「現在反正是一切都以社會為工廠，還要上什麼課？」針對這種「左」右搖擺的情況，工、軍宣隊引導大家把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講課同「以課堂教學為中心」區別開來，指出既要在戰鬥中學習戰鬥，又要進行必要的課堂教學，兩者應該緊密地結合起來。前者側重於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後者側重於實踐上升為理論。上課可以是提示式的，如教員先講一些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兩條路線鬥爭的線索，並提出一些問題來啟發學員思考，以便學員帶着問題去作社會調查；也可以是總結式的，如學員在批判一個反動學術「權威」鼓吹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無差別境界論」時，教員上課就針對學員的需要和疑問，講解和總結一些難懂的和有爭論的問題。教員結合革命大批判來講，學員結合革命大批判來學，就聽得懂，記得牢，用得上。學員反映：「根據我們的實踐來講課，比空講概念一百次還解決問題。」

「五·七」文科班以社會為工廠的經驗，總起來說，就是以革命大批判帶動教學。圍繞着革命大批判，把社會調查、總結交流、學員自學和教員輔導這幾個環節都有機地聯結起來。在組織與安排上，既要堅持立足現實、有的放矢的原則，又要注意戰鬥任務的典型性、連貫性（由淺入深、由小及大、由簡到繁）。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指導革命大批判深入開展

開展革命大批判，必須要有革命理論的指導。文科大學必須堅決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課程。

「五·七」文科班對教材問題的認識，走了一個「之」字形。開始是不搞大批判，照搬舊教材；大辯論後，舊的教材被衝垮了，又產生了「文科教材難編」的論調，一度出現了無教材的狀態。工農兵學員對那種「腳踏西瓜皮，滑到那裡算那裡」的做法是很不滿意的。他們需要教材。經過辯論和實踐，「五·七」文科班的師生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和毛主席對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早已有了系統的、完整的、直接的論述，他們的光輝著作是文科最好的教材，是進行革命大批判的典範，怎麼能說文科沒有教材呢？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是指導我們文科開展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特別是毛主席的哲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文藝理論，教育理論，歷史學理論，新聞學理論，是在這些領域中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光輝結晶，應當成為文科各系基礎理論和專業理論的基本教材。

「五·七」文科班明確了以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著作為基本教材這個方向之後，就提出了要認真讀書，確定了基礎理論課要通讀《毛澤東選集》四卷和毛主席在解放以來公開發表的主要著作以及馬、列的若干主要著作，專業理論課選擇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有關部分精讀的原則。他們還結合革命大批判，選讀了魯迅的有關著作。但是，爭論仍然沒有結束，緊接着又發生了兩種意見之爭。強調「以專業課為主」的同志認為，毛主席著作中「與我專業有關的部分」是要學的，「與我專業無關的部分」就不一定要花功夫。另一些同志則認為，用舊文科的「專業」標準來劃分毛主席著作哪些要學，哪些不要學，是把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服從於「我的專業系統」，這是舊文科餘毒沒有肅清的一種反映。實踐證明，光學「與我專業有關的部分」，就連「有關的部分」也是學不通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不能設想，不弄懂弄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能夠把文科任何一個專業學好。也不能設想，一個學文藝的人完全不了解毛主席關於中國革命歷史的論述，或者一個學歷史的人完全不了解哲學領域中尖銳的階級鬥爭，能夠把自己專業學好。事實上，各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密切聯繫的。可以各有側重，但如果束縛於狹窄的專業界限，就不能融會貫通地掌握毛主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路線，也就不能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批判各個學科領域裡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因此，文科大學必須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整體來學。 毛主席的基本著作要反覆學，反覆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光輝著作，「五·七」文科班曾經學過多次。他們第一次學習《講話》，教員從批判「四條漢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角度來講解。第二次學習《講話》，教員又進一步聯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從無產階級改造世界、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設的角度上來講解。以後，學員結合戰鬥任務，又反覆地學習了《講話》。學員反映：每學習一次，對《講話》都有新的體會，越學越深刻地體會到，《講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偉大發展。

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必須從毛主席著作中，學習鮮明的批判戰鬥精神，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鬥爭中活學活用。「五·七」文科班學習《講話》聯繫了四個方面來活學活用：一是通過學習和研究革命樣板戲來領會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光輝思想；二是在批判「四條漢子」和批判反動藝術「權威的過程中加深對《講話》的理解；三是在調查文藝領域階級鬥爭現狀的過程中反覆運用毛主席的立場、觀點、方法；四是有計劃地選看一些中外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作品，通過解剖幾個麻雀來講文學史的線索，學習和掌握毛主席關於文化遺產問題上的基本觀點。總之，不論是接觸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東西，不論是調查現狀還是研究歷史，都是為了深入理解毛主席著作的基本精神。

「五·七」文科班從去年五月開始堅持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以來，經過十個月的實踐，學員都已通讀了《毛澤東選集》。他們在通讀《毛澤東選集》四卷的時候，還結合着學習黨的歷史，教員有的放矢地讓學員看一些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的反動文章，從對比中理解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從對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批判中，加深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

在學習毛主席著作時，他們還注意了同學習馬、列的著作結合起來。這種結合，通常也是以戰鬥任務來帶動教學的。例如，圍繞着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戰鬥任務，就着重選讀《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經典著作，以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權問題上同形形色色機會主義作鬥爭的過程為線索，把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論述集中起來學習。他們抓住學、用、講、寫四個環節，使選讀、專題學成為通讀的深化，使學員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這一重大方面的基本觀點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收到了突出重點、「少而精」的效果。過去舊中文系學生讀了五年書，有的對《法蘭西內戰》一次也沒有看過，而現在「五·七」文科班的學員一般都已讀了二、三次，多的讀了七、八次，有五個學員分別在本校和到校外的九個單位介紹巴黎公社史，作《法蘭西內戰》的學習輔導報告，群眾的反映都比較好。

毛主席教導我們：「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在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過程中，必須狠抓學員世界觀的改造。「五·七」文科班在開始階段，較多地注意了抓教學進度，結果是教員單純查進度，學員單純趕進度，忽視了把自覺地改造世界觀放在第一位。不少學員以為自己「是從工農兵中挑來的，不缺政治，只缺業務」，「業務不過硬，回去難交賬」，有的一心想學會寫文章而忽視了思想革命化，甚至說什麼「學了毛主席著作，寫起文章來方便」。這說明「讀書做官」、「業務至上」等資產階級思想，隨時都在侵襲工農兵學員。這個教訓提醒了「五·七」文科班的領導對狠抓學風的重視。他們強調：通讀毛主席著作決不能搞成變相的語文課，更不允許以單純業務觀點、個人名利觀點來對待學習。強調學習一定要聯繫實際，聯繫思想。批修一定要同斗私結合起來。由於不斷進行了思想交鋒，亮私鬥私，工農兵學員認識到：「心紅才能筆紅」，決不能「練了筆頭，變了人頭」。他們說：「要當工農兵的代言人，必須加強自己世界觀的改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文科陣地占領下來，改造過來。」

在革命大批判中建立新型的師生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曾指示：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但是舊文科大學，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這一偉大指示，只依靠少數資產階級教授、反動學術「權威」，讓這些人稱王稱霸，統治學校。「五·七」文科班剛創辦時，由於對舊文科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批判不夠，教改工作搞得冷冷清清，沒有重視發揮學員的作用，班黨支部中個別人甚至說：「一個教員拎着兩個學員，一拎就上去了。」因此，三結合領導班子裡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員代表參加，但實際上只是當陪襯，結果是「教員說了算，學員團團轉」。

群眾性的大辯論，推動了對舊文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深刻地教育了試點班的領導，認識到過去「求穩怕亂」的思想就是不相信群眾，不敢走群眾路線。革命大批判一開展，黨支部中原來思想不通的人對在教改實踐中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沒有什麼顧慮了。實踐證明，從工農兵中間選拔來的工農兵學員，在黨組織的一元化領導下，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新型的師生關係是在鬥爭中建立的。革命大批判一開展，「師道尊嚴」的舊觀念得到了批判，教學上初步出現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氣象。學員寫了大批判文章，教員可以改。教員寫了大批判文章，學員也可以改。學員之間還互相改。在課堂上，學員感到教員講得不對或聽不懂，可以隨時起來提問或辯論。不斷地開展討論和辯論的結果，學員提高了自學的主動性、積極性，能夠帶着問題去認真讀書和尋找各種正反面資料，逐步掌握分析和思考問題的能力，逐步提高對資產階級批判的能力，師生的思想都比較活躍。剛開始時，教員對於這種討論式、啟發式的教學，感到很不習慣。但經過一個時期的實踐，感到學員的提問和辯論大有益處，可以當場糾正錯誤和補充、豐富教學內容。現在如果一堂課沒有人提問，大家就會覺得講的與聽的在觀點和感情方面沒有很好得到交流，感到不滿意。「五·七」文科班還放手讓學員上台講課，哲學課講《矛盾論》時，就由四個學員分段準備和講課。他們備課都非常認真，講課中基本上都能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批判形而上學，批判唯心論，聽課的同志感到有啟發。學員上講台，不僅提高了學員的學習自覺性和主動性，對教員也是一種很大的促進。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五·七」文科班的教員，對於目前新的教學感到不適應。過去熟悉的一套現在有很多都用不上了。現在要參加革命大批判，參加社會階級鬥爭，搞社會調查，自己又不熟悉。對講文藝課既要把批判「四條漢子」貫穿到底，又要反映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還要同學員一起開展辯論，也感到不習慣。這一系列的「不適應」，是一場嶄新的社會大革命在教育戰線上的反映，要求教員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業務上進行再學習。「五·七」文科班的革命教員談了這樣一個體會：「從不適應到適應，就要不斷否定舊我。批判『四條漢子』的過程，也就是對自己的文藝觀進行改造的過程。」對於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五·七」文科班也注意在革命大批判的過程中做到「一批二用」。

工農兵教員是教師隊伍中一支最有生氣的革命力量。文科大學要大搞群眾運動，一定要積極爭取校外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和實際工作者做兼職教員，使教學內容能夠及時地、廣泛地反映社會各條思想戰線上的新問題、新經驗、新動向，使課堂教學與社會上階級鬥爭的脈搏息息相通。這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面，使文科大學真正做到「自有源頭活水來」。

一年多來，「五·七」文科試點班在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學的實踐中，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和經驗，但是，教學上的計劃性還不夠強，在組織學員參加革命大批判實踐過程中，有的鍛煉較多，有的鍛煉較少。在處理矛盾的兩個側面的關係上，往往容易出現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狀況。例如，在對原有教師隊伍的工作中，就有團結與鬥爭、使用與改造這兩個側面，其他如政治與業務、理論與實踐、課堂與社會等關係，也同樣如此。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實踐來進一步解決。他們決心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指引下，堅定地沿着光輝的《五·七指示》指引的方向，向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先進經驗學習，高舉革命大批判旗幟，共同創建嶄新的社會主義文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