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雜談之餘
一
編輯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裡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卻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閒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匯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它放在「存目」裡，那麼，《四庫全書》裡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著，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閨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裡；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卻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卻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裡，卻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余皆視為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雲『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雲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為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卻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編輯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卻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腳。最初啟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裡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為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裡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卻保存著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為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里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裡——「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為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裡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裡，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金賊以我疆埸之臣無狀，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騎卻虜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號，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眥睨中
國之地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狺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
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四庫本
金人擾我疆埸之地，邊城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為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卻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無）
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故相家皆攜老襁幼，棄其籍而去，焚掠之餘，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即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尚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編輯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為「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為「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訄書》裡，「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為《檢論》，我卻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裡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著四句集《文選》句：「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裡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獄的事情卻一向沒有聽到過，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裡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裡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裡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和「花綠頭」了。我真很羨慕「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桿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裡，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著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鬥嘴，便彼此互罵為「豬玀」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著好給別人來拔著牽著的柄子。對於它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為拿了什麼地方的東西，迷了什麼斯基的理論的。（這兩句，奉官諭改為「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裡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姦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裡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卻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裡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發，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裡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裡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卻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言行一致」，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之所謂文學家裡，也還有人以這一點自豪，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著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裡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舒憤懣」，那麼，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
四
編輯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佈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焰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卷……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裡提到它，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人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沒有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那麼，我的「舒憤懣」，恐怕也很難傳給別人，令人一樣的憤激，感慨，歡喜，憂愁的罷。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後雜談》裡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錢謙益編的《列朝詩集》裡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訛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鈔》，卻有鐵氏長女詩在裡面。現在就照抄在這裡，並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註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卻）無家。雲鬟半挽（馨）臨妝（青）鏡，雨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為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以死殉」；並記或一說雲，「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為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為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