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作者：胡適 |
我不敢當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學作學術講演。今天早晨八點鐘出席司法節紀念會，要我說話，我便提出嚴重的抗議，我說：自從回到祖國來，差不多兩個月了，天天被剝奪不說話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說話的自由。可是我從前有兩句打油詩，「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剛才朱騮先院長講到大陸上今天有許多朋友、同事、同學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仁茶會上說：我們看到大陸上許多北大的同仁要寫坦白書，老朋友錢端升自白書有這樣一段話：「除了宣告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要進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今天大陸上不敢稱蔡先生直呼其名）的思想，是怎樣的呢？一個是思想自由，一個是學術平等。這種思想，大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料今天大陸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興得參加蔡先生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朱先生要我作一個學術講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個題目。多少年來鑽牛角尖，作《水經注》考證；但這個問題，在民國三十八年蔡先生的紀念會上曾經講過——整理四百年來《水經注》成績的小史——不能再講了。臨時想了一個題目——「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客中沒有帶書；年紀大了一點，記憶力又差，說得不對的地方，還希望諸位先生改正。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個題目。禪宗史，從前認為沒有問題；等到二十五年以前，我寫《中國思想史》，寫到禪宗的歷史時，才感覺到這個問題不是那樣簡單。有許多材料，可以說是不可靠；尋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難。前次在台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曾提到二十六年前到處去找禪宗史料一段故事。二十五年以來，禪宗史料慢慢出來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於日本；因為日本在唐朝就派學生，尤其是佛教的學生，到中國來求學。自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學生來。當時交通不方便，由中國拿回去的書籍，稱為舶來書，非常寶貴，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禪宗史料，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圖書館看到敦煌出來的材料，許多是八世紀同九世紀的東西，裡面有神會和尚語錄一卷。我把這材料印出來以後，日本學者乃注意這個問題，搜求材料，也發現一種神會的語錄，還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經發表幾篇長文章；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中發表的是《楞伽宗考》。這個宗派是從梁（南北朝）到唐朝中葉很大的一個宗派，是禪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禪宗最早的一個，是廣州一個不識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稱為六祖。《六祖語錄》（《壇經》）從敦煌石室出來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間寫的。我看到這個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學者印的四十八尺長的卷子本。這個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國本子的。現在中國的那個原本沒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廟中保存着。這兩個本子都是古本；拿來與現在通行的《壇經》比較，大有出入。現在通行的《壇經》是根據一個明朝的版，有二萬二千字，最古本的《壇經》只有一萬一千字，相差一倍。這多出來的一半，是一千年當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裡面的。日本發現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一萬四千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三千字。我發現這些新的材料，對於禪宗就有一個新的看法。我們仔細研究敦煌出來的一萬一千字的《壇經》，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壇經》，只有六千字，其餘都是在唐朝稍後的時候加進去的。再考這六千字，也是假的。
所謂新看法與老看法有什麼不同？老看法說：印度有二十八個祖師，從釋迦牟尼起。釋迦牟尼有一天在大會場上，拿了一支花不說話。大家不懂什麼意思。其中有一個大弟子大迦葉懂了，笑了一笑。釋迦牟尼看到他笑，便說大迦葉懂了我的意思。禪宗就是這樣開始的。由釋迦牟尼傳給大迦葉，一代一代傳下去；傳到菩提達摩，變成了中國禪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秘密傳話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還有七代佛，一代一代傳下去；也是一樣有四句七言偈。菩提達摩到中國後，傳給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是第五祖。當第五祖弘忍將死的時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來說：你們中真正懂得我的意思的，可以寫個偈語給我看；如果我覺得對了，就把我的法傳給他，而且還要把多少代祖師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傳法的證件。於是弘忍最著名的弟子神秀在牆壁上題了一偈。大家看了，都說我們的上座（大弟子）答對了。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在廚房中舂米；他聽到神秀的傳心偈，就跑出來說，我們的上座沒有通，我通了。於是那個不認識字的廚房小和尚——大家稱為「獦獠」的——慧能，也做了一首偈，請人家寫在牆上。老和尚一看，就說也沒有通，把它擦掉了（怕他被人殺害）。但是到了半夜，把窗子遮起來，把他叫來，秘密的把法傳給他，並且把袈裟也傳給他。慧能因此就成為禪宗的第六祖。神秀後來到北方去，成為禪宗的北宗；慧能在南方廣州韶關一帶傳道，為禪宗的南宗。
慧能傳了很多弟子；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一是江西吉州青原山的行思，一是湖南南嶽的懷讓。後來的禪宗五大宗派，便是從懷讓與行思二人傳下來的。從來沒有提到神會和尚，這個傳統的老看法的禪宗史是很簡單的。從印度二十八代一代一代的傳下來，每一代到老的時候就寫了偈語，傳了法，又傳了袈裟。這樣整整齊齊的每代都做了四句五言詩，甚至在幾萬年前老佛祖傳世時也做四句七言詩；這很可以使人懷疑。我想這是不可靠的。新的看法，禪宗是一個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史、佛教史上一個很偉大的運動。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革新運動，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革命運動。
這個革新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佛教革命有什麼意義？這個可以分為兩層來說。第一個意義是佛教的簡單化、簡易化；將繁瑣變為簡易，將複雜變為簡單，使人容易懂得。第二個意義是佛教本為外國輸入的宗教，而這種外來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慢慢的中國化，成為一種奇恃的，中國新佛教的禪學。這兩個意義在公元八世紀初，唐朝武則天末年開始。簡單說，從公元七百年至八百五十年，在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禪宗極盛的時期。這在中國佛教中是一個大的運動，可以說是佛教內部革新的運動。這個新的佛教，在印度沒有。這是中國佛教中革新運動所成就的一種宗教，叫做禪宗，也叫做禪門。
中國佛教革新運動，是經過很長時期的演變的結果；並不是廣東出來了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來的，它是經過幾百年很長時期的演變而成的。這個歷史的演變，我現在打算把它簡單的敘述出來。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禪與印度禪的不同。在未說印度禪之前，我要將我們中國宗教的情形略作敘述。我們古代宗教是很簡單的。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雖然已有很高文化，在道德、倫理、教育思想、社會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們已有很高的水準，——但是宗教方面卻非常簡單。當時只相信一個「天」，或許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許是上帝。這蒼蒼之天與主宰的上帝，是第一個崇拜的對象。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認為日月天地都有一種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應觀念。在佛教輸入以前我們的祖宗沒天堂與地獄的觀念，宗教原是非常簡單的。印度教輸入以後，他的宗教不但有「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獄，而且有十八層地獄，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層的地獄，一層比一層可怕。這樣複雜的情形，的確可以滿足人民對於宗教的欲望的。結果，我們原有簡單的宗教，與它比較以後，就不免小巫見大巫，崇拜得五體投地了。崇拜到什麼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極樂的世界。都是由於佛教的崇拜。
中國和尚看到這樣複雜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個扼要的中心呢？於是，頭一個運動就是把佛教的三個大部門「戒」「定」「慧」中的「定」，特別提出。「戒」就是規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瑣的。「定」就是禪宗中「禪」，就是怎樣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慮」。「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國佛教徒將佛教三個大部門中的「定」拿出來，作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內。因為打坐的時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後跟着呼吸控制到身體，然後控制心靈的活動。到了欲望來的時候，或且想到人生許多快樂的事情，就要靠「智慧」來幫助。譬如說；想到男女愛情的時候，要想到她並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襲漂亮的衣服中，一塊皮包着三百六十根骨頭，以許許多多的骨節接連起來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後，流出了血、膿、蛆。一個漂亮的女人也不過是很難看的一堆骨、血、蛆。這樣一想，什麼欲望都沒有了。這是以「慧」助「定」，來控制「不淨觀」。還有是以「空觀」來控制的，譬如說：兩個人互相咒罵。挨罵了，生氣了，要懂得「空」的哲學（佛教的根本哲學），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風的偶然湊合。「罵」是一種聲浪，是地、水、火、風暫時湊合發出的聲浪，分散了便歸烏有。罵的人和被罵的人，都是這四大湊合，結果都是「空」，沒有他，沒有我。作如是想，便不會生氣了。
把「禪」包括「戒」「定」「慧」，而以「禪」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簡單化的第一時期的方式。
不久，仍覺得這個「印度禪」還是繁瑣的。如坐禪要做到四禪定的境界，要做到四無色定的境界，最後要能達到最高的目標——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能遊行自在，能見千里外的事物，能聞千里外的聲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過去未來，等等。這些繁瑣的所謂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鏡，卻是荒唐的迷信。於是進一步的革新到「淨土」的「念佛」法門。
五世紀初期，廬山高僧慧遠，開始接受印度中亞細亞傳入的《阿彌陀佛經》；不要一切繁瑣的坐禪儀式，只要你心裡相信，有「淨土」的存在。「淨土」是天堂；天堂里有四季不謝之花，有八節長青之草，琉璃世界，有無量壽，有無量光。
以後慢慢演化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萬遍，在臨死前你必能看到淨土的美麗世界，必有人來接引你到這美麗的世界裡去。
五世紀中葉，蘇州有一個道生和尚，他對中國古代老莊的思想，特別有研究。他頭一個提出「頓悟」的口號。不要念經，不要坐禪，不要持齋拜佛，以及一切繁瑣的步驟，只要有決心，便可以忽然覺悟。這與歐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間接的與上帝接觸，變為直接的回到個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當中的媒介物一樣。到過蘇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個生公說法台，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傳說。這個頓悟的學說，是以中國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個改革。我們看看道生的書，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濃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從五世紀末葉到六世紀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達摩渡海東來，在中國傳教時期。傳說他到廣州是梁武帝時代；經我考證，不是梁武帝時代來的，而是劉宋明帝時來的。有人說他到中國九年回國，或死了；實際他是由宋經齊、梁，在中國居住了五十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輕時就有很多鬍鬚，所以冒充一百五十歲。他到中國創立一個宗派——楞伽宗；認為用不着佛教許多的書，只要四卷《楞伽經》就夠了。這是用度和尚把佛教簡單化的一個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認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祥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眾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缽，一坐，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則臥於破爛的古墓中。自達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頭陀苦行」的和尚。（頭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稱，即自己毀壞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詩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則天久視元年（公元700年），下詔召請一個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來。他那時已九十多歲了。他是全國聞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經洛陽，到兩京時，武則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見其聲望之大，他在兩京住了六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個時期里，他成了「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死後，長安城萬人痛哭，送葬僧俗，數逾千萬。當時的大名人張說給他寫碑，敘述他是菩提達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義福繼續受帝后尊崇。這個時期，是楞伽宗的極盛時期。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個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會，出來公開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指明達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傳法弟子。而慧能和神會是主張頓悟的，有人對神會和尚說：「現在是神秀、普寂一報勢焰熏天的時候；你攻擊他，你不怕嗎？」神會回答說：「我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時神會和尚已經八十多歲了。從公元734年到755年，這20多年間，神會敢出來和全國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戰，說出許多證據，攻擊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並且為人佩服；這是為他可以舉出弘忍半夜傳給他老師的袈裟為證的緣故，那時神秀已死了，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死於739年）、義福（死於732年）又先後死了，沒有人和他反辯。反對黨看他的說法很動人，卻害怕起來，於是告他聚眾，圖謀不軌。經御史中丞盧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將神會貶逐南方。最初由洛陽貶逐到江西弋陽，以後移到湖北武當、襄陽、荊州等地。三年中貶逐四次。可是反對黨愈壓迫，政府愈貶逐，他的聲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祿山造反，由河北打到兩京（洛陽、長安），唐明皇狼狽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兒子肅宗出來收拾局面，由郭子儀、李光弼兩將軍逐步收復兩京。這時神會已經回到洛陽。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來幫忙政府籌款。當時政府籌款的方法是發行度牒。但是推銷度牒有二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須有人花錢買度牒和尚。這都需要有人出來傳道勸說。神會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聽眾，遂由他出來舉行布道大會，推行「救國公債」。結果大為成功；善男信女都樂意舍施，購買度牒。皇帝以神會募款有功，敕令將作大匠日夜加工，為神會興建寺院。不久，神會圓寂；時在上元元年（760年），神會年九十三歲，敕諡為「真宗大師」。神會死後六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個委員會，研究禪宗法統問題。經許多禪師考慮的結果，承認神會為七祖，也就是承認他的老師慧能為六祖，解決了這個法統之爭。而神會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勝利。
這七十年來，在沒有正式承認神會為七祖以前，社會上的知識階級，已經受到神會的影響，杜甫的詩有「門求七祖禪」的話；那時雖未正式承認七祖，已承認七祖禪了。在神會最倒楣的時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維，應他的請求作了「能大師碑」，明認慧能為弘忍傳法弟子，得了「祖師袈裟」。王維所寫的這個碑，後來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足證明當時社會裡已有這個新禪宗的看法。
當神會說法時，曾經有人問他：「菩提達摩是第一祖，由菩提傳到慧能是第六祖；那麼在印度又傳了多少代呢？」關於這件事，現在文件中發現所謂二十八祖，固然是個笑話，就是神會的答覆，也是一個大笑話。他說：「在印度傳了八代」。傳一千多年，只傳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達摩和達摩【王+多】【王+羅】兩個人弄成了一個人，所以說出八代。究竟有幾代？說法不一。有說二十四代，有說二十五代，有說二十六代，有說二十七代，甚至有說五十一代的：這都是他們關起門捏造出來的祖宗。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說這個故事，就是要說他的老師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幾代傳下的，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無法審問的千古疑案。
最後，我們看一看，神會革命勝利成功的禪宗是什麼？為什麼要革新？為什麼要革命？從我在巴黎發現的敦煌材料，和以後日本學者公布的材料（這兩個材料比較起來，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後面多），看起來，我們知道神會的學說主張「頓悟」。「頓悟」，是一個宗教革命。借個人的良知，可以毀掉種種繁瑣儀式和學說，即所謂「迷即累劫，悟即須臾」。譬如「一縷一絲，其數無量；若合為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人也是這樣。「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於心。只要發願心就可以「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恆沙妄念，一時頓盡」。
神會學說的第二個主張是無念；「不作意即是無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無物。」譬如商朝的傳說，和周朝的太公，一個是泥水匠，一個在水邊釣魚的人，一時機會來了，一個貧苦的人一跳而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擔負國家的重任：這叫做世間的不可思議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議事；所謂頓悟，就是一日豁然頓悟。中國有一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這是神會積極的思想。
消極方面，神會是反對坐禪，反對修行的。他說，「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禪。」「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禍福善惠，皆不離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眾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
神會的這種宗教革命思想，在當時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會一個人打出來的；神會只是當時的「危險思想」的一部分。但神會的功勞特別大。因為神會是宗教家，同時又是政治家和財政家，可說是個革命家；他懂得用什麼武器打擊敵人，使他的宗教革命運動得到成功。
總結一句話，禪宗革命是中國佛教內部的一種革命運動，代表着他的時代思潮，代表八世紀到九世紀這百多年來佛教思想慢慢演變為簡單化、中國化的一個革命思想。這種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最值得我們參考比較的，就是在《唐文粹》這部書中，有梁素《天台通義》的一篇文章，痛罵當時的危險思想；說這樣便沒有佛法，沒有善，沒有惡了。從這反對黨的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危險思想，的確是佛教中一種革命的思想。
還有一種材料值得我們注意的。九世紀中葉（西元841年），宗密和尚（一個很有學問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禪宗和尚語錄。可惜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長達萬字，講到從八世紀到九世紀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宗密把當時佛教宗派大別為禪門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絕無寄宗，三是直顯心性宗。二三兩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會許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禪源諸詮集都序》裡，我們可以看出，除了神會以外，還有許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現在佛教中，還有一部《圓覺經》。這部經大概是偽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這只有一卷的經，他卻作了很多的註解，叫做《圓覺經大疏抄》，這裡面有很多禪宗歷史的材料。
剛才講的是佛教內部的革命。最後要講經過外面摧殘的史實。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殘佛教最厲害的一年。唐朝學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韓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經過二十一年，到武宗時竟實現。當時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私造寺）四萬餘區，迫令僧尼二十六萬多人還俗。佛教經典石刻都被毀棄：這是歷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毀壞。後來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卻是沒有辦法恢復舊觀，因為經過這樣大的變化以後，寺院的幾千萬頃田產被沒收，十多萬男女奴隸被解放；要恢復堂皇的建築，沒有錢怎樣能做到？在這個環境下，只有禪宗派不要建築。在九世紀中葉，佛教出了兩個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靈濟和尚。我們看他的語錄，充滿了「呵佛罵祖」的氣味。舉例說：古時一位秀才到廟裡去，和尚不大理會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卻率領徒眾歡迎。等到府台走了，這位秀才問他：佛教是講平等的；為什麼這樣對我？和尚回答說；我們是禪門；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這位秀才摑了他一掌。和尚問他：你怎麼打人？他回答也是說；打了就是不打。從敦煌所保留的語錄看來，才曉得真正呵佛罵祖時代，才知道以後的禪宗語錄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極盛時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這不是偶然的。經過革命後，把佛教中國化、簡單化後，才有中國的理學。
佛教的革新，雖然改變了印度禪，可以仍然是佛教。韓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個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個人作羅漢，不是講出世的；他是有社會和政治的目標的。誠意、正心、修身，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做羅漢，不是出世的。這是中國與印度的不同。韓文公以後，程子、朱子的學說，都是要治國平天下。經過幾百年佛教革命運動，中國古代的思想復活了，哲學思想也復興了。這段故事，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新的看法。
- （本文為1953年1月11日胡適在蔡孑民先生
- 84歲誕辰紀念會的演講，原載1953年
- 1月12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