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列爾士同志

答列爾士同志
作者：陳獨秀　1930年

1930年12月15日

仁靜同志：

你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都早己收到，只以種種障礙未能即時答覆你，請你特別原諒。

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

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只要大家理論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着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摒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已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候了。

國民會議是否幻想的問題

我記得彭(述之)尹(寬)同志曾說：由國民黨召集民主的國民會議，這是幻想，並以為任何國民會議都沒有召集之可能。但因此便把他們的論調和「我們的話」[2]所謂「國民會議之實現在今日是不可能的，之說相提並論，這完全是誤會。我們所謂「對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幻想」，即是說不能幻想國民會議能夠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你們也誤會是我們不主張在國民會議的口號之下為民主革命的要求而鬥爭，甚至說我主張：「在會議中只提出土地政綱……並不提出工人階級本身利益及要求。」

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問題

把「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做是含義不同的兩個對立的口號，實自你起，繼而「我們的話派」「十月社」[3]都幾乎把這個問題當做不能和「無產者社」統一的基點。一直到最近協議委員會綱領起草者，仍然指摘「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的或含義模糊的口號。其實這樣的說法，並不算是攻擊「無產者社』，而是誣衊列寧和托洛斯基同志，因為列寧和托洛斯基同志不但生平未曾用過反動的口號，並且從來不說含義模糊的話。你現在對於這一問題已有相當的了解，然尚不充分。在布爾什維克文獻中，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貧農專政，在政權構造之階級關係上，有很大的轉變，所以在列寧和托洛斯基同志的著作里，所有說「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其實際內容都等於「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專政」的意義，決沒有什麼「工農平分政權」的意義。我們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都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意義與內容了解它，若以常識了解它，會變成另一意義，或毫無意義，例如多數派及蘇維埃這兩個名詞，只有了解其特殊內容才有意義。你現在重複細看我的原文，並且在原文中發現了「貧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這句話，才承認：「這樣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已是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我們過去之反對此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所以我以為你的了解尚不充分，不然，就僅僅是你前後感情衝動有了變化。

過去教訓的問題

這本是我們永遠不能忽視而需要討論的問題。你所發表的文字，關於這方面最多，不過我以為有以下的缺點：首先就是你的討論精神不重在過去的教訓，而重在攻擊個人，因此把過去的一切錯誤說成和國際沒有關係。其次就研究過去教訓看，不但不充分，而且缺乏系統。最不妥當的是許多非事實，例如因為你在北京批評黨報的政治路線要開除你，我撕碎童子團的簡章等等。

現在對於這些問題，已沒有爭論的必要，然而我們之間是否已經沒有一點不同的意見呢?我以為仍然是有的，我現在舉出兩點：

一、關於國民會議的認識問題 我認為從孫中山國民會議預備式的國民會議到法國大革命中的「康文洶」，其本身性質都屬於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之範圍。在反革命時代，為了有利於無產階級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我們可以而且必須為此實現和發展而鬥爭，然而這不是我們的前途。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性質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

二、關於將來的革命性質問題 就整個的革命性質看，將來的革命勝利，特別是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不待言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得到勝利之前，無論經過若何事變，即使蔣介石政權被推倒，總只能有他派國民黨或非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政權。所以史大林派「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在反革命階段中是幻想的，在革命階段中是反動的。托洛斯基同志說，「第三次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是否得以別樣更縮短的形式重演過去的『全民戰線』，這是有可能的，然而這一時期將只是使中國共產黨提出其『四月大綱』於民眾的面前，就是說提出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照這樣的說法，則機械的斷定「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自然有把社會主義當做一種教條的錯誤。你指出這種錯誤，特別是指出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機械的對立之錯誤，我以為你是對的。但你以為蔣介石政權與無產階級政權之間， 「將是中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這便有討論之餘地了。以克倫斯基政府本身的反動性而論，現在的蔣介石政府，即是在中國更成功的克倫斯基政府，以階級間相互關係而論，克倫斯基政府，是表現政權由封建沙皇轉移到資產階級，其間小資產階級政黨還有很大的作用，我以為這些情形在中國已經沒有了，如假定還會有，即不能根本排除「工農民主專政」短期實現的可能性之存在，我去年夏天做的《論中國革命性質》[4]那篇文章，中心意義正是反對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機械的見解。現在看起來在這一點還是對的。不過那篇文章的結論說：「將來的中國革命……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總和；不是兩個階級在兩個時代所領導的兩次革命，而是無產階級一手在一個時代兩期所完成的，一次革命」。這段話下一句還沒有什麼大毛病，上一句則不對了。因為俄國的十月革命亦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還只是徹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並且這一任務只是在這時期才完成的，二月並未完成，正不必機械的以十月代表社會主義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更不能以初期的革命任務變更俄國十月革命的階級性，將來中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倒不能贊成了。

是不是因為還有這些不同的意見我們便不能共同工作呢？不是的。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了，一致以為現時己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若要參加工作，我想各派都不應該拒絕你。

你說：「現在反動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你言之沉痛，我聞之也沉痛。你並且承認過去之分裂與你不無關係，我以為現在有向你進言的機會了。你回國時負了組織工作的重任，我對於你懷了莫大的希望。當時你若不中途惑於正統的見解，即令大家爭論無結果而訴之國際，現有的局面已實現於去年今日，可借你不曾這樣做，致令反對派的小組織不但未能由兩個變成一個，而經過你的奮鬥由兩個變成了三個，並且幾乎變成了四個。現在你應該對統一運動特別努力，以彌補過去的缺陷。我所謂努力，並不是希望你另外團結小組織來增加統一的糾紛，而第一是對於統一的共同綱領及組織路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第二是奔走盡力消除各派間不正當的成見與瑣細糾紛。

你的文章因技術關係不能代你全數付印，至希原諒。

C的敬禮！

獨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無產者》第9期

　

[1] 列爾士（Lels），是托洛茨基為劉仁靜起的假名。

[2] 1928年1月初，梁乾喬等被蘇聯遣送回國，在上海成立第一個托派小團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設立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簡稱「總干」)。1929年4月16日，「總干」創刊《我們的話》，因此，該派亦稱「我們的話派」。

[3] 1930年3月，劉仁靜、王文元等創刊《十月》，因此這一托派小團體亦稱「十月社」。

[4] 此文沒有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