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別二
其二曰抑僥幸。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眾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恤哉？
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眾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眾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
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二三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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