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非亞的愁苦

索非亞的愁苦
作者：蕭紅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着：「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會討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為着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為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為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為』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為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為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象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有意思：「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的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迴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手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唇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為這個好象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為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雞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為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哪個醫院。」

　　「專為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麵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

　　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麵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為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它的朋友家裡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裡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為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為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擺。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舞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里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裡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着鼓聲，一面聽到喊着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為什麼他喊着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夥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奇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述說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賽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正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着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灑，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哪裡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着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着『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着，她舉起酒瓶來跟着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着三弦琴。」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為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為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總是說：『哪裡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裡啷啷地響着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為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象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着糖果。

　　「索非亞進了醫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