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通論/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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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

► 《三禮》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為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雲，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為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為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並為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為異，軌途既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尚，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雲毛以為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為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為異，即分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摋，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國初崇尚古學，陳啟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樅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雲，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絲衣又雲，高之子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為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即古文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之人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為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為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為正義，孰為旁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為賦碩人，許穆夫人賦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為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諏誤執國語為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為作詩之義，孰為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典，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賓客燕享，賦詩明誌，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瞭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為正義，為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出，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為初祖，而三家傳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為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為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既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誌，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即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況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為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為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並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氾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歡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謂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為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為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為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禦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誌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慾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即張超所雲德不雙侶，劉向所雲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雲貞潔慎匹也，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雲，即劉向所雲夫人晏起，楊賜所雲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人，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皆為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為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詩為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為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其意蓋以關雎為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案：以漢人之說考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為正風之首者，太史公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薑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據此二說，則關雎為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雲，臣有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荀爽習齊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為正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歡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閎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為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誌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為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義，有旁義，如漢誌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為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為正風之始，又以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為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既為刺詩，遂不可以為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時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為後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雲，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惟謝太傅劉夫人以關雎為周公詩，見於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為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慾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姒，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為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為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王太姒，更豈得為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姒，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青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為誌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不反為伯喈所誚乎，據張超所言，則關雎必不作於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於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飲酒合樂關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為周公書，亦是後儒之說，古無明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雲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為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為衛宏所續，不也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雲哀當為衷字之誤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與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重而改為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劉台拱論語駢枝，謂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為據，魏源駮之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為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於渭地，不至河，而雲在河之洲，明為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後夫人侍御於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駮劉，知關雎為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為關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為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為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雲，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禦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誌賦，美關雎之識微分，湣王道之將崩，哀即哀曆道，湣王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中加周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託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後人並為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為文王求太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結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雲后妃之德，並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為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於三家詩，列女湯妃有{新女}傳引詩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義，蓋不妒忌雖為后妃盛德，要不得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一侄一娣，是為九女，貴妾之數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為旁義而不得為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為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為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為何人，以為文王之宮人，不應適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為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之隱，且適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範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範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範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為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為刺詩，在孔子視之為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為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尚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為未詳所出，張超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雲，蔡伯喈作青衣賦，誌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為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曰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於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為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於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為諷刺，據鄭君雲，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為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雲，關雎作乎上，論衡雲，周衰而詩作，楊賜雲，關雎見幾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為疑，不知禮經非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為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未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為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論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考關雎之為刺詩，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揚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為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既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為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雲，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即為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為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為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為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為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廢書而歡曰，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當為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四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為作也，摯而有別，即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即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為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為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雲，關雎淑女，賢聖配偶，未嘗雲是文王太姒，即毛詩亦止雲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為何人，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範處義雲，作於文王之扣，追詠文王之事，斯為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為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相反對，三家明雲周衰時作，魏雲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雲是刺康王，魏雲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為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為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為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為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為識向為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歡象箸相似，非以三事並合為一，至孔子雲師摯之始，此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歡，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歡之乎，必不可並合為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為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揚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雲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摋之乎，魏以畢公為賦詩非作詩，即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興紂，造為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即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雲，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雲，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案詩緯汎曆樞雲，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已，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雲，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曆樞雲，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雲，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案孔疏以四始為人君興廢之始，義殊不了，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即是始，非更有為風雅頌之始者，則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關雎為風之始乎，考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義始瞭然，太史公據魯詩，毛以關雎為風之始，則亦與魯詩不異矣，詩緯言四始乃齊詩異義，近儒孔廣森推得其說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為均也，四牡則太簇為均，天保夾鍾為均，嘉魚仲呂為均，采芑蕤賓為均，鴻雁夷則為均，祈父南呂為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律曆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期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為一終，經傳可考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採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期相配，如文王為亥孟，大明為亥仲，綿為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為寅宮，與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台，同為已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採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為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為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戍子醜為何等篇，不可推測矣。錫瑞案：詩緯在漢後為絕學，孔氏所推甚精，惟採薇杕出車，依三家當為宣王詩，孔仍毛詩，次序稍誤，魏源更正之，以蓼蕭湛露彤弓，烈魚麗之前，為辰，採薇杕杜出車，列采芑之後，車攻之前，為午季未孟仲，次序更合，齊詩與緯說合，略見翼奉郎顗二傳，郎顗曰，四始之缺，李賢注不引汎曆樞，而引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以解之，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際，宋均注演孔圖，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六情，皆甚誤，而據匡衡傳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則齊詩雖傳異義，亦未嘗不以關雎為始也，翼奉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是詩之五際，亦陰陽災異之類，易之陰陽，春秋之災異，皆是別傳而非正傳，則詩之五際四始，亦別傳而非正傳矣，翼奉傳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戍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齊詩內傳五際數戌，而詩疏不及戌，據郎顗注宋均雲，天門戌亥之間，則亥為革命當一際，出入候聽應以戌當一際也，迮鶴壽齊詩翼奉學，陳喬樅詩緯集證，發明齊詩尤詳，以非正傳，故不備舉。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為定論

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考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莒，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湊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鍾，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歡征役也，宮有侐，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為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苜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為衛夫人作，碩人為莊薑傳母作，燕燕為定薑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夫人及傳母作，載馳為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作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鳥用見毛序為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採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採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群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選齊魯韓毛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罍製，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為勝乎，若雲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作頤，下同，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為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為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夫子用小序之為愈為，梅賾之偽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薑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為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誌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雲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雲。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一雲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為出荀卿，一以為不出荀卿，一以為河間人，一以為魯人，展轉傅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薑氏其何說之詞。錫瑞案：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薑氏其何說之詞。錫瑞案：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駮分明，一掃俗儒之陋。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誌非馬融所作

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易止田生一人，書止伏生一人，禮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傳公羊，故漢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詩有三人，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三人者，生非一處，學非一師，同為今文而實不同，故漢初分立三博士，蓋有不得不分別者，史記不及毛公，若毛公為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知，此毛傳不可信者一，漢書藝文志雖列毛詩與毛詩故訓傳，而雲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人不謂然也，毛詩始發見於劉歆，漢誌多本劉歆七略，乃以魯最為近，而於毛有微詞，則班氏初不信毛，漢誌亦非全用七略，此毛傳不可信者二，徐整陸璣說毛詩授受源流，或以為出荀卿，或以為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詳，兩漢以前皆無此說，此毛傳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為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浮邱伯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此毛傳不可信者五，漢誌但雲毛公之學，不載毛公之名，亦無大小毛公之分，鄭君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曰，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蓋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說則作傳者毛亨非毛萇，故孔疏雲，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班，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此毛傳不可信者六，後漢書章帝紀建元六年，詔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漢時無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罷，故顧炎武斷後漢儒林傳詩齊魯韓毛，毛字為衍文，儒林傳雲，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顧氏之說是也，儒林傳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人據此傳，雲詩序之出於宏，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於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案何氏說雖有據，而漢誌已列毛詩詁訓傳，仍當以融別有詩傳為是。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沉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為尤甚，姑舉一二言之，如關雎三家以為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為后妃求賢以輔君子，皆不以寤寐反側屬文王，俗說以為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淺人信之，以為其說近人情矣，不知獨居求偶，非古聖王所為，且如其說，則關雎與月出株林，相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孔子何以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冠篇首，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信矣，卷耳三家無明文，荀子以為卷耳易采，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以為后妃佐君子求賢審官，皆不以采卷耳為實事，俗說以為提筐采卷耳，因懷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詩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為比例，又以二三章為登山望夫，酌酒銷愁，淺人信之，以為其說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銷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閒淑女行為，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瞍蒙誦百工諫之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說，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說，尤為枘鑿不入，曲彌高而和彌寡矣，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並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為語詞，為反言，不知不顯即丕顯也，不顯亦世即丕顯弈世也，不顯不時即丕顯丕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丕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奐爾遊矣，伴奐疊韻連文為義與下優遊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顏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換，亦即閔予小子之判換，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雲，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奐為兩義，伴訓廣大，奐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遊何以解之，毛何不分優遊為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即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偽作，必非聖言，蕩曾是疆禦亦二字連文為義，左氏昭元年傳曰，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疆禦猶疆暴也，疆禦即爾雅釋天之疆圍，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疆，惟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雲，疆梁，禦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毛傳孤行久矣，謂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關雎刺晏朝，芣苜傷惡疾之類，人必以為傳聞各異，事實無徵，今以典禮之實有可徵者，略舉二南數事證之，如韓詩外傳五引詩鼓鍾樂之，與毛詩鍾鼓樂之不同，外傳一引詩作鍾鼓，蓋後人依毛詩誤改外傳，言古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而不及鼓，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鍾聲磬，亦不及鼓，是韓詩不作鍾鼓甚明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疏雲，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即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入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呂之樂，據此則古周禮說與韓詩合，皆謂房中樂有鍾磬而無鼓，鍾磬清揚，於房中宜，鼓音重濁，於房中不宜，或據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謂韓詩亦當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與鍾磬並列，仍不當兼言鼓，鼓鍾之鼓訓擊，是虛字，是一物，鍾鼓之鼓是實字，是二物，毛作鍾鼓，與古禮不合，此毛不及韓詩者一，說文引詩以妟父母，與毛詩歸寧父母不同，蓋三家之異文，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何休公羊解詁曰，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雲，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薑氏如齊，彼注雲，奔父母之喪是也，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雲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雲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案歸寧父母是毛詩，三家不作歸寧，亦未必以葛罩為大夫妻，疏引詩誤。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據此則今春秋公羊說夫人不得歸寧，古春秋左氏說夫人亦得歸寧，案詩竹竿雲，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故泉水載馳竹竿，皆思歸而不得，戰國策左師說趙太后，甚愛燕後，飲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諸侯女既嫁不得復反，反即大歸，戰國時猶知此義，當從今文說，不得歸寧為正，毛詩與左傳同出河間博士，故此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毛以父母在得歸寧，父母終，不得歸守為調停之說，鄭箋泉水雲，國君夫人父母在歸寧，正本毛傳，惠周惕詩說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其說近是，蓋鄭箋又因毛傳而誤也，段玉裁亦疑毛傳，謂方嫁不得遽圖歸寧，此歸字作以字為善，是欲改毛以從三家，不知今古文說不同，陳奐謂父母在九字為鄭箋竄入，是欲刪毛以歸之鄭，亦不知今古文說不同，皆明見毛義之不安而不敢駮，即如陳氏強釋毛義，謂歸以安父母，歸寧不訓歸家，而截歸字為一句，殊近不辭，不如三家作以妟父母，文義甚明，不與歸寧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齊詩先採蘋而後草蟲，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三篇同奏，古詩篇次，以采蘋列草蟲之前，三家次第，當與毛異，齊詩傳自轅固，夏侯始昌為轅固弟子，後蒼事始昌，通詩禮，為博士，二戴皆後蒼弟子，則儀禮及二戴禮中所引詩當為齊詩，曹氏所言，不為無據，毛失其次，與儀禮歌詩不合，此毛不及齊詩者三，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豕巴>五豵，於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歡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禮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出，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豕巴>，喻得賢者多也，於嗟乎騶虞，歡仁人也，皆與韓魯詩合，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義蓋與魯同，若山海經逸周書尚書大傳，雖言騶虞，而未嘗明言即詩之騶虞，漢初大儒，如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逸周書，而不引以解詩之騶虞者，知彼所言騶虞，非詩之所言騶虞也，毛詩晚出，見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舊說，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異義引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弱騶虞，俱稱嗟歡之，皆獸名，後人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此是毛義，非三家義，且即以毛義論，騶虞與麟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雲，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雲，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尚書大傳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實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為相對，至於於嗟歡辭，屢見於詩，如於嗟闊兮，於嗟洵兮，於嗟鳩兮，於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歡辭偶同，強為牽合，焦氏易林雲，陳力就列，騶虞悅喜，亦以騶虞為官名，陳喬樅以易林為齊詩，是三家之說同，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以騶虞為獸名，毛詩一家之言，與古義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舉四證，皆二南之關於典禮者，學者可以隅反。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王應麟詩考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莒，周南大夫妻作當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薑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薑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莒，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磬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薑賦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為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為宋公求加贈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為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錫瑞案：二說皆有據，蓋魯韓義本同史記，儒林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以史記之說推之，可見魯韓三家詩，大同小異，惟其小異，故須分立三家，若全無異，則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並立三家，若全不同，則如毛詩大異而不可並立矣，三家詩多不傳，今試取其傳者論之，如黍離一篇，新序節士篇雲，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此劉子政所引魯詩義也，而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雲，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後法郅理韓詩，光武訟惲授皇太子韓詩，惲說太子曰，吉甫賢臣放逐孝子，薛君韓詩注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是韓詩以黍離伯封作，與魯詩以為公子壽作者異，韓詩外傳載趙蒼唐為魏文侯子擊使於文侯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說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據魯詩而與韓詩同者，蓋論此詩之事，則異國異人並異時，而論此詩之義，則同一孝子之見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異而大同，外傳與說苑皆可引為思親之意也，若共篇次則魯詩當入衛風，與毛詩異，韓詩當入王風，與毛詩同，而其說解則魯韓可合，而與毛詩全不合，三家大同小異，可以此詩推之，魏源不知此義，乃欲強合魯韓為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反以曹植徵引為誤，則御覽明引韓詩伯封作，豈亦誤乎，伯封為衛壽字，又何據乎，憑臆武斷，詎可為訓，蓋誤於魯韓詩，從無不同之見，而未考史記儒林傳也。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為說詩者一大疑案，關雎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雲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雲，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誌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其餘首尾為關雎之小序，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即有一序，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範蔚宗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魏徵等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雲，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成伯璵以為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係其辭，王安石以為序乃詩人所自製，程子以為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孔子所作，蘇轍以為衛宏所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王得臣以為首句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鄭樵王質以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說者不一，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修撰毛詩本義，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已意為說，其詩序辨曰，序有鄭注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序，小序出於衛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歡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案人多以為毛序與古書合，此則以為衛序取古書。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成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屍矣，又曰靈星之屍也，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並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之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案近人引漢廣序德廣所及等語，漢時古書多未見，必是引序。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為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眾多如雨，非所以為正，牽合為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獻通考載石林葉氏說略同。程大昌考古編曰，範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並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錫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與釋文舊說朱子辨說並異，以發序兩語為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為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為古序，大序綴於衛宏，非子夏所作，其說本於蘇轍，實洲源於成伯璵，近人魏源謂續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說，魏晉以後，毛傳孤行，人多遵信序說，以為真出子夏，至宋則疑信參半，朱子作詩集傳，如亦從序，後與呂祖謙爭辨，乃改鄭樵說，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緇衣豐年等篇者，元延祐科舉法詩用朱子集傳，而毛傳幾廢，國朝人治漢學，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漢今文學，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論之，詩之序猶書之序也，詩序有今古文之分，猶書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書序，見於史記所引者可信，馬鄭古文書序，不可盡信，三家今文詩序，見於諸書所引者可信，古毛詩序，不可盡信，鄭君論緯說雲，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竊謂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之說，若鄭樵攻毛序而以已意為序，則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為序，是鄭樵之類也。

○論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列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跡，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並為一編以遠其舊，因以論其得失雲，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凡小序唯計文明曰，直提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馬端臨引劉向封事以駮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詩屬孔子矣，或斷章取義，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錫瑞案：朱子駮毛序有特見古書序皆附末，毛詩獨冠篇端，誠有如先有此題而後作此詩者，朱子並為一編以遠其舊是也，為孔古文尚書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即此可證其偽，序所雲刺某君，多無明文可據，朱子雲，頃公諡惡，故以柏舟為刺頃公，今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序所雲刺某某者，多有可疑，雖未見朱說之必然，亦無以見其必不然也，魏源之駮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說多不同，三家亡而毛義孤行安見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獨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傳絕，無以考其牴牾之跡也。

○論馬端臨駮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馬端臨曰，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歡，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鳥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苜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苜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歡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歡為何說乎，叔於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如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採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歡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逮，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採薇不得為正雅矣，採薇，三家本不以為文王詩，馬氏專據毛詩。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提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蹇裳，豐，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其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蹇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子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拜肆夏，寧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Ａ１１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蹇裳，子遊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者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錫瑞案：毛序不盡可信，毛詩與左氏春秋出河間博士，其與左氏合者，亦不盡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詩猶為近古，與其信後人之臆說，又不台信毛詩，朱子以鄭衛為淫詩，且為淫者自作，不可為訓，馬駮朱以申毛，能發明風人之旨。

○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為三家詩未可執為確證

解經必遵最初之說，而後起之說不可從，尤必據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禮記樂記疏引異義雲，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雲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錫瑞案：許君異義引詩之例，必雲今韓魯詩說古毛詩說，以為分別，此謹案下無引今詩古詩字樣，則此說必非出於詩家，當是許君自為之說，亦或別有所本，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為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雲刺時刺亂者，改為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劉氏之說，是以許君為自為之說也，白帖引通義雲，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此通義未知是劉向通義，或即白虎通義，當為許君之所本也，然其說有可疑者，異義通義皆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而鄭詩實無十九篇說婦人者，孔疏以為今鄭計說婦人者唯九篇，則其數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鄭詩說婦人者，女曰雞鳴，有女同車，豐，東門之墠，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實止七篇，女曰雞鳴，古賢夫婦警戒之詞，雖說婦人，不得謂之淫詩，野有蔓草，韓詩外傳與說苑，皆載孔子遭齊程本子傾蓋而語，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詩，韓魯義同以為邂逅賢士，與毛朱男女不期而會異，是三家亦不以為淫詩，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數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學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創新說，引白虎通與漢書地理志，鄭國山居穀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說懌，為班固魯詩說，又引異義許君謹案之說，為三家詩，不知許君未明引今韓魯詩，何以知為三家，白虎通與漢誌，皆未明引詩說，又何以知為三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已之辰，於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韓詩惟以溱洧為淫詩有明文，與毛義同，不以野有蔓草為淫詩，則與毛義異，韋昭毛詩答問雲，草始生而雲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江淹麗色賦雲，感蔓草於鄭詩，自是毛義，而江淹雜詩雲，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則同三家遇賢之義，詩人非經學專家，隨手掇拾，不為典要，魏乃強為調停之說，謂遇賢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於美人，舍韓詩明文可據者，而強同於毛義，又於三家無明文可據者，而執異義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實事求是之義。以申侯為狡童，以子瑕說揚之水，皆無據。

○論毛序或以為本之子夏或以為續於衛宏皆無明文可據即以為衛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陳澧曰，釋文引沈重雲，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為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雲，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跡，如載馳序雲，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雲，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復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雲，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此已說其事矣，又雲，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復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雲，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誌答張逸雲，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為，非獨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雲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雲，十月之交箋雲，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雲師者，即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雲，衛莊薑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雲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雲，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究處，毛傳雲，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薖，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薖軸六字，不知序何以雲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雲無所告，語，尤不知所謂矣，鄭風羔裘序雲，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雲刺朝矣。錫瑞案：陳氏引序文以證鄭義可謂明切，但如其說，鄭既以為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為皆出子夏，又以序為皆出毛公，是鄭君一人之說，已前後歧異，蓋本無明據，故遊移無定，安見鄭說可盡信乎，陳引載馳有女同車，以為序有續作，陳信毛詩者，故以為毛公續子夏，其不信毛詩者，不亦可以為衛宏續毛序乎，陳引終風考槃羔裘，以為作傳時，不但有首句，足駮衛宏續序不說，不知蘇轍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興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又不知陳澧何以解之，平心論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宏，其實皆無明文，三家既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即謂序出衛宏，亦在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當尊崇為古義，不必爭論為何人也，四庫提要定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萇以下弟子所附。斯為定論。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毛義孤行，而詩之國次世次篇次皆從毛為定為，其實有不然者十五國風之次古說已不同孔疏於毛詩國風雲，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劄遍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雲，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又於王城譜雲，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於鄭譜雲，既譜檜事，然後譜鄭，又於檜譜雲，鄭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歐陽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魏源曰，大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為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為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問，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於後，先唐於秦，既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幾民風鳥有仍廁侯國之理，檜為鄭並向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乃有夫子舊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大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錫瑞案：三說當從鄭譜為正，魏氏之說近是，以為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雖無明文可證，然其說必有所授，孔疏臆斷以為鄭意亦如杜說，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則鄭君作譜，何敢擅更毛詩之次第乎，魏源又謂毛詩篇次，如後采蘋於草蟲，後賚於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於小雅，廁宣王採薇出車之詩於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案困學紀聞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採蘋而後草蟲，今考齊詩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據，而儀禮以鵲巢采蘋三篇連奏，左氏傳雲，風有采蘩采蘋，則毛詩以草蟲列采蘩采蘋之間實紊其次，左氏傳以賚為大武之三章，桓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則毛詩與左傳不同，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王式雲，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則三百十一篇，與古說皆不合，蓋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以金奏肆夏樊遏渠為時邁，執競思文下管新宮為斯幹，象為維肖，皆非是，豳雅豳頌，亦不敢強為之說。毛以六笙詩人詩非，鄭俗改什尤非，採薇出車杕杜，為宣王詩見於漢書匈奴傳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潛夫論古今人表，文王時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仲，然則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車雲，王命南仲，即常武雲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詩列於文王時，尤篇次之誤者，若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為刺厲王，疏以為出魯詩，魯詩以黍離為衛公子壽所作，當入衛風，不入王風，足見漢人所傳之詩次序，不盡與毛詩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見，至於世次，則孔疏於衛風已雲，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於鄭風引鄭答趙商雲，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錄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誌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是毛詩次第之不可據，鄭孔皆明言之，鄭君時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詩之誤也，鄭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為季劄歌小雅，服虔注雲，自鹿鳴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之詩傳，又雲，為之歌大雅，服虔注雲，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是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既醉鳧為武王之詩，與鄭譜不同，略可考見三家詩之世次。

○論跡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注以頌聲不作為亡，朱注以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為亡，鄭詩譜曰，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譜疏引服虔雲，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已卑矣，範寧縠梁集解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後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才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係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據此數說，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不始於朱子也，而宋人說詩亡多兼風雅言之，蘇轍曰，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呂祖謙曰，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懍懍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王應麟曰，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懍懍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據此數說，是詩亡兼變風言之，而變風終於陳靈，去春秋託始於隱已遠，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並亡於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為風，則春秋胡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始於末年，觀抑詩作於平王三十餘年之後，彼都人士王風皆作於東遷後春秋前，故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公與晉文侯為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王綱尚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尚存，及衛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於上，王跡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下逮陳靈，是霸者之跡，非王者之跡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風於王朝，而衛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陡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者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鄭譜以王風居終，示風終於平王，與雅亡同也，故春秋始於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跡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風為存亡也。錫瑞案：魏說近通，但孟子雲，王跡當即車轍馬跡之跡，天子不巡守，太師不陳詩，則雖有詩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跡，與王者之跡封舉，似猶未合，以變風為伯者所陳，說跡近理，但齊晉之伯，乃天子所命，楚莊之伯，非天子所命，楚與周聲教隔絕，陳靈株林之詩未必為楚所陳，且三家以燕燕為衛定薑送婦之詩。坊記注釋文曰，此是魯詩。又在陳靈之後，據毛詩則變風終於陳靈，據三家則當雲變風終於衛獻，而三家之說多不傳，或更有後於衛獻者，尤未可執變風終於陳靈以斷之也。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為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今古文多駮異，三家詩與毛詩尤多駮異，姑舉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鳥，長發，宮四詩，三家皆主感生之說，生民疏引異，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列女傳曰，棄母薑原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匕，飛鳥傴翼之，薑原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詩雲，赫雲，赫薑原，共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謂也，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詩雲，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劉向所引蓋魯詩，褚少孫補史記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後稷，稷亦無父而生，後稷母為薑原，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即生後稷，薑原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薑原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後稷之始也，褚少孫事博士王式，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所引詩傳乃魯詩傳，與列女傳正同，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疏引河圖雲，薑原履大人跡生後稷，中候稷起雲，蒼耀稷生感跡，昌苗與雲，稷之跡孔，契握雲，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薑原遊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齊詩與緯候多合，則亦與魯詩合，董子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蠶玄鳥卵生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後稷母薑原履天之跡而生後稷，董子述公羊春秋義故異義，以為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也，異義又引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雲，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鄭君駮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烏乚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補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者怪，錫案今文三家詩，公羊春秋，聖人皆父感天而生為一義，古文毛詩左氏，聖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為一義，鄭君兼取二義為調停之說，此其說亦有所自來，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後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後稷人跡，欲見其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褚少孫兩言之，巳與鄭意相似，當時毛詩未出，所謂詩言，即三家詩所謂傳記，即五帝德帝係姓之類，太史公據之作三代世表，自雲不離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黃帝子，乃古文說，故與毛詩左氏合，與三家詩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用三家今文說，以為簡狄吞玄鳥卵，薑原踐巨人跡，而兼用古文說雲，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後稷母有邰氏女曰薑源，為帝嚳元妃，是亦合今古文義而兩言之，又在褚少孫之先，若三家詩義實不如是，據褚先生所引詩傳及劉向列女傳，皆不雲簡狄薑原有夫，亦不雲為帝嚳妃，且列女傳言稷契之生，皆當堯之時，則簡狄薑原不得為帝嚳妃甚明，此等處當分別觀之，不得以史記雜采古今，見其與毛傳不同，遂執以為三家今文義如是也。

○論生民玄鳥長發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毛詩與左氏相表裏，故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亦以為有父，毛傳雲，後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為有父不感天之義，鄭箋雲，薑原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鄭以為有又感天之義。錫瑞案：以詩義推之，毛傳必不可通，帝既弗無子，生子何又棄之，且一棄再棄三棄，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詩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實有神奇，必不自誣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鋪張生育之奇，乃至連篇累牘，孫毓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跡，何足異而神之，其說甚通，馬融知毛義不可通，強為遺腹避嫌之說以解之，王基馬昭已駮之矣，近人又各創為新說，有謂帝為帝摯，諸侯廢摯立堯，薑原避亂，生子而棄之者，有謂先王如達，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異而棄之者，有謂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棄之者，有謂後稷呱矣，可見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棄之者，紛紛異說，無一可通，即解生民詩可強通，而解玄鳥長發宮三詩皆不可通，玄鳥詩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契生於烏乚卵甚明，若但以為玄鳥至而祀禖生契，何言天命，又何言天命玄鳥，作此詩者近不辭矣，長發詩雲，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高誘呂覽注引皆無帝字，詩稱有娀不及其夫，自不以為帝嚳，則契非帝嚳所生甚明，鄭解帝為黑帝，不如三家本無帝字為更明也，若宮詩義尤昭著雲，赫赫薑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後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稱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強解之，宮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強解，故毛傳雲，上帝是依，依其子孫，此不得已而為之辭，與詩上下文不相承，箋雲，依，依其身也，天用是憑依，其解經甚合，後人乃疑不當儕薑原為房後，擬上帝於丹朱，不知周魯之人，作詩以祀祖宗，敘述神奇，並無隱諱，何以後人少見多怪，必欲曲為掩飾，依古緯說，自華胥生皇羲，以至簡狄薑原，皆有感生之事，許君異義早成，說文晚定，異義從古文說，說文仍從今文雲，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蓋帝王之生，皆有神異，豈可偏執一理，以為必無其事，且據詩而論，無論事之有無，而詩人所言明以為有，如必斷為理之所無，則當起周魯與宋，商頌，宋人作，見後。作詩之人，責以誣祖之罪，不當謂三家說詩為誤，責以誣古之罪也，古文說聖人皆有父，以薑原簡狄皆帝嚳之妃，如其說，則殷周追尊，自當妣祖並重，何以周立先妣薑原之廟，不祀帝嚳，生民等詩，專頌薑原有娀之德，不及帝嚳，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說，稷契皆有父，而作詩者但知頌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獸乎，戴震曰，帝係曰，帝嚳上妃薑原本失實之詞，從以傳會周人禘嚳為共祖之所自出，使嚳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薑原，言後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薑原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學者試取詩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詩斷然當從三家，而不當從毛傳，鄭箋以毛為主，而解四詩從三家不從毛，朱子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故其解生民亦從鄭不從毛，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讀書精審，知不如此解詩不能通也，論衡奇怪篇怪篇雲，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後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後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使大人施氣於薑原，薑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則後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薑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卨後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漢時通行今文說，仲任不信奇怪，故加駮詰，其駮詰之語，正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錫瑞嘗謂後世說經之弊，在以世俗之見，律古聖賢，以民間之事，擬古天子，仲任生於東漢，已有此等習見，即如其說，亦當以為詩人之誤，不當以為儒者說詩之誤也。

○論魯頌為奚斯作商頌為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三家與毛，又有大駮異處，如以魯頌為公子奚斯作，以商頌為正考父作，以商頌為正考父作是也，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君吉甫矣，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矣，後漢書曹褒傳曰，昔奚斯讚魯，考父詠殷，班固兩都賦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魯，王延壽魯靈光賦曰，故奚斯頌喜，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陰令張君表頌曰，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梁相費汎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楊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楊統碑曰，庶考斯之頌儀，郃陽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納太守張納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義，荊州刺史度尚碑曰，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歡斯父之詩，綏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跡，紀述前勳，宋洪邁隸釋，及近人武億群經義證，王昶金石萃編，皆以漢碑為誤。錫瑞案：曹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是奚斯作魯頌，考父作商頌，義出韓詩，而史記用魯詩，班固用齊詩，三家義同，烏得偏據毛詩以駮之乎，孔廣森曰，三家謂詩為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意窘復矣，孔氏以三家為是，是矣而未盡也，駉毛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詩譜曰，喜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尋毛鄭之意，蓋謂魯頌皆史克作，作於喜公薨後，故解奚斯所作為作廟，不為作頌，今案宮詩多祝壽之語，且雲令妻壽母，意必喜公在位，其母成風其妻聲薑皆在，乃宜為此頌禱之辭，若在喜公薨後，世無其人已死，猶為之追祝壽，且並頌其母與妻者，如毛鄭之說，可謂一大笑話，史克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宣公時尚存，見國語，其年輩在後，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其年輩在前，則奚斯作頌於喜公之時，時代正合，故當從三家以為奚斯所作，漢人引詩各處相合以為誤，必無各處皆誤之理，若毛鄭之說則誠誤，不必為之曲諱，段玉裁訂毛詩故訓傳，乃強改作是廟也之廟字為詩字，以傅合漢人所引三家詩義，陳奐疏毛氏傳亦從段說，豈非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乎。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藝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史記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公用魯詩說，裴駰集解曰，韓詩商頌亦美襄公，蓋三家說同，後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頌殷為誤，謂考父與宋襄年代遠不相及，錫瑞案：史公去古未遠，從孔安國問故，何至於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載孟釐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則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百齡以上之壽，古多有之，竇公張蒼即其明證，或又疑其子見殺，其父不應尚存，則春秋時明有其人，亦即宋國之人，左氏文十六年傳曰，初公子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意諸死昭公之難，曆文十七十八兩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敝幣，明見於經，蕩意諸見殺，其父公孫壽可來納幣，何獨孔父見殺，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頌乎，今古文多駮異，異義以齊魯韓詩公羊春秋為一說，毛詩左氏為一說，公羊稱宋襄為文王不過此，故三家以商頌為美宋襄，左氏於宋襄多貶辭，河間博士治毛詩者，以為宋襄無足頌美，故別創一說，此其蹤跡之可尋者，後人乃據左氏殤公即位，君子引商頌，以駮三家，無論古文說不足難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傳，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餘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後追論，豈必殤公同時之人哉，宋襄與魯喜同時，故商頌與魯頌文體相似，若是商時人作，商質而周文，不應周頌簡，商頌反繁，且鋪張有太過之處，王夫之嘗摘昆吾夏桀為失辭矣，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證商頌為宋詩，可謂深切著明，考詩序疏引鄭君六藝論曰，文王創基，至於魯喜，則商頌不在數矣，羅泌路史後紀注曰，商頌宋頌也，宋襄公之詩耳，敘詩者，以為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為太甲中宗之時，妄也，夫言奮伐荊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為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為美襄公，然遷以為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藝論雲，文王創基，至魯喜間，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於斫而遷之，方斫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挻而整布，眾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也安矣，拱成群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案羅氏以商頌為宋頌是也，引六藝論甚詳，可以推見鄭君之意，子曰，詩三百自周南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為商頌不在數，孔子刪詩，錄此五篇，以寓懷舊之感，其說必有所受，以景山為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材，且以松柏喻小材，眾楹喻大材，寢成孔安，喻任群材成國，皆為喻言，不為實事，與箋詩以陟景山掄材木為實事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家之明證，鄭箋殷武詩雲，時楚僭號王痊，亦兼用三家義，以為宋詩，若商世不聞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駮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馬昭雖山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從毛，不知兼采三家，馬昭既出鄭門，其言當得鄭意，羅氏荊楚萬舞二證，足明三家之義，而以考父非襄公時為疑，則猶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鄭詩譜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萬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陳澧案大序雲，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雲，王者位至尊，天所了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雲，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雲，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於仕，孔棘且殆，箋雲，居今衰亂之世，雲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錫瑞案：鄭君作譜序，深知孔子錄詩之意，陳氏引鄭箋，深知鄭君箋詩之意，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言為心聲，非可勉強，非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間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之世次難以盡知，何楷世本古義臆斷某詩為某人某事作，提要以為大惑不解，即毛序某詩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即以詩辭而論，有不待箋釋，而知其時之為盛為衰，不必主名，而見其政之為治為亂者，如魚麗美萬物眾多，而苕華雲，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則其民之貧富可知，天保雲，群黎百姓，遍為爾德，而兔爰雲，尚寐無吪，苕華雲，不如無生，則其民之憂樂可知，是即不明言為何王之詩，而盛衰治亂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應受宏福與受大禍，亦瞭然於前矣，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霤，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正得此意。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孔子所定六經，皆有微言大義，自東漢專講章句訓詁，而微言大義置不論，今文十四博士師傳中絕，聖經宗旨闇忽不章，猶有遺文散見於古書者，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引樂緯動聲儀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此詩三頌，有通三統之義，與春秋存三統大義相通，三家詩之遺說不傳而散見於緯書者也，先魯後殷謂魯頌在先，商頌在後，所以錄商頌於後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義，三家詩以商頌為正，考父美宋襄公，當雲宋頌，而謂為商頌者，宋本商後，春秋時稱宋為商，左氏傳司馬子魚曰，天之棄商久矣，史龜曰，利以伐薑，不利子商，宗人寡夏曰，孝惠娶於商，皆稱宋為商之明證，或雲，魯定公諱宋，當時改宋為商，似未盡然，樂記師乙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大戴禮記七篇商齊可歌也，商齊即師乙所謂商齊，商與齊對舉，非謂商一代，謂宋一國也，毛詩與國語皆古文，故據國語雲，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商頌為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頌為正考父所作，與三家詩以商頌為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詩既據國語，又據左傳，於宋襄多詆斥之詞故也，自毛詩左傳單行，人不信三家詩，更不知詩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微言，與春秋三統之義相通，而孔子刪詩，如徐陵之選玉台新詠，王安石之選唐百家詩，不過編輯成書，並無義例之可言矣，三家詩所傳微言必多，惜皆不傳於世，僅存樂緯八字，猶略可考，其餘與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謂文王，詩之四始，皆稱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詩風終於豳，稱周公，雅終於如旻，言召公，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雲，詩亡然後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義相合者，惜今文說亡佚，多不可考耳，顧炎武曰，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錫瑞案：顧氏此說，非獨不知詩，並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則史，不嚐引禮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乎，義不獨春秋，六經皆有之，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功繼群聖，安得無驚世絕俗之見，而謂以私心待聖人乎，信顧氏說，必不信孟子而後可，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正是先魯後殷之義，宋頌亦謂之頌，正是新周故宋之義，詩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義，而非專襲舊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謙辭，若必信以為真，則夫子手定六經，並無大義微言，詩書止編輯一過，春秋止鈔錄一過，所謂萬世師表者安在，成伯璵毛詩指說，以魯頌為變頌，陳鵬飛詩解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公當闕，而魯頌可廢，皆不知三頌有通三統之義也。阮元曰，頌本容貌之容，容養漾一聲之轉，周頌魯頌商頌，猶去周之樣子魯之樣子商之樣子耳，風雅惟歌而已，惟頌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劇，據孔子與賓牟賈論樂可見。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據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夫子未正樂之前，雅頌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傳載季劄觀樂在夫子未正樂之前，十五國風雅頌，皆秩然不紊，學者多以為疑，此在漢人已明解之，周禮春官大師疏引鄭眾左氏春秋注雲，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雲為歌大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劄之於樂，與聖人同，又詩譜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雲，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雲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李貽德曰，是時孔子尚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詩孔疏以服說為非，引鄭司農春官注，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不知春官賈疏引鄭司家左氏周官兩處之注，明有兩解，服虔以為傳家據已定錄之，正本司農左氏之注，是司農雖據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說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義，注左氏用左氏義，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鄭司農而不能專持一義解之，以孔子反魯正樂有明文，不敢背其說也，凡古人注經前後不合者，皆於經義有疑，未能決定，意在矜慎，並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說而盡棄其餘，即一人之說，前後不符，亦專取其一，舉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為決辭而反相駮難，或且去取乖繆，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於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雖有異義，無從考見，其或於他處散見一二，皆學者所宜標出以備參考者也。康成注多歧異，其答第子，明見鄭誌，孔疏駮鄭誌，專取一書之注，非康成之意。鄭司家在東漢之初，服子慎在東漢之末，二人之說遞相祖述，皆以傳家，據孔子所定雅頌，言季劄之於樂與聖人同，蓋當時古文雖盛行，猶未敢以左氏周官，顯違論語之義，不若唐以後人之悍，專主一經，而盡廢群經也，左傳疏曰，此為季劄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與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案孔疏據季劄所歌以駮刪詩之說，猶之可也，若據季劄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詩與今同，並無定詩正樂之事，則斷乎不可，據鄭服兩說，足見左氏一書，多以闕里之緒論，為當時之實事，季劄歌詩既從後定，其餘諸大夫之斷章取義，其義或亦出於孔子之後，而非出於孔子之前，未可盡以春秋之斷章，為詩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禮論語，皆當作如是觀，國語楚子引曹詩不遂其媾，乃當時刺曹共公詩，或謂侯人即為惡公子作，何以遽傳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變強護國語，謂晉公子從者，挾其詩以示人，尤為臆說無據。

○論賦比興豳雅豳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詩有風雅頌，人人所知也，而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序據其說，謂詩有六義，於是風雅頌之外，有賦比興，而傳專言興，不言比賦，孔疏曰，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又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誌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劄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據此則比賦興難以摘別，與風雅頌大小同，鄭孔亦明知之，特以毛義不敢駮，毛又本於周禮，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無是說也，十五國風有豳風，人人所知也，而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龡豳頌，鄭注，豳詩，豳風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於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Ａ１２歲終人功之成，鄭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上，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上，是謂豳頌，孔疏雲簽章之注，與此小殊，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據此則分七月詩為風雅頌，本無定說，一篇不應分三體，鄭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據周禮，不得不強傅會，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亦無是說也，至宋以後，異說尤多，朱子詩傳，以興比賦分而為三，摘毛傳不合於興者四十九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愈求精愈，遊移無定，究不知比興如何分別，胡致堂引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亦屬空言，王質駮鄭箋，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鍾瑟琴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穟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氏了播鞀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朱子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黃震謂楚茨諸詩，於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為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得之，以王質，考訂為精詳。錫瑞案：王質之說尤謬，舂牘，先鄭以為一器，後鄭以為牘應雅教，其舂則笙師所教，止十一器而無十二，頌磬笙磬，鄭注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禮為據甚確，則頌磬非頌器之聲，王質引周禮，又不用周禮之義，改亂古注，以就其說，宋人習氣固無足怪，而周禮亦不可為據，漢人古說自周禮外，無言豳雅豳頌者，自周禮毛傳外，無言賦比興者，鄭注孔疏，強為傅會，而心不能無疑，宋人又不信註疏，而各自為說，實則皆如孔廣森之論尚書，孔蔡謬悠，議瓜驪山，良無一是者也，周禮一書，與諸經本不相通，後人信之，反亂經義，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禮太卜，有連山歸藏周易為三易，後人不求明易，而爭論連山歸藏，於是有偽連山歸藏，孔子所定之書，尚書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書，後人不求明書，而爭論三皇五帝之書，於是有偽三墳書，孔子所定之詩，風雅頌是也，周禮有武比興豳雅頌，後人不求明詩，而爭論賦比興豳雅頌，此等皆無裨經義，其真其偽，其是其非，可以不論，治經者先掃除一切單文孤證疑似之文，則心力不分，而經義易晰矣。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洪邁容齋續筆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雲，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歌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雲，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晳補亡六篇，不可作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綿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鍾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錫瑞案：洪說是也，漢初史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雲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詩故訓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則序雲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為亡逸之亡，箋雲，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雲，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自鄭君為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皆以為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雲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雲，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後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文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競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傅會，鄭君不從，是也，特以為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頌不能具也。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如鄉飲酒禮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合樂同，燕禮間歌歌鄉樂，與鄉飲酒禮同，大射歌鹿鳴三終，左氏傳雲，湛露，王所以宴樂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獻功諸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亦升歌清廟。鹿鳴四牡皇華，嘉鄰國君勞使臣也，此詩之入樂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鄭說，不取呂叔玉說，為肆夏執競思文。鄉飲酒禮，正歌備後有無算樂，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劄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然則左氏傳載列國君卿賦詩言志，變風變雅，皆當在無算樂之中，此詩之入樂無一定者也，若惟正風正雅入樂，而變風變雅不入樂，吳劄焉得而觀之，列國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詩不入樂之說，程大昌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邶鄘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上則大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用其說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錫瑞案：謂詩不入樂，與史漢皆不合，亦無解於左氏之文，古者詩教通行，必無徒詩不入樂者，唐人重詩，伶人所歌，皆當時絕句，宋人重詞，伶人所歌，皆當時之詞，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當時之曲，有朝脫稾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詞不歌詩，於是宋之詩為徒詩，元歌曲不歌詞，於是元之詞為徒詞，明以後歌南曲，不歌北曲，於是北曲亦為徒曲，今並南曲亦失其傳，雖按譜而填，鮮有能按節而歌者，如古樂府辭皆入樂，後人擬樂府，則名焉而已，周時詩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與顧氏之說，竊未敢謂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詩，而說者必強以為詩，三百五篇，本無不入樂之詩，而說者又謂有徒詩，皆不可據。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投壼雲，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群雅，張揖注雲，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閻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屠繼序按文當雲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讚拾聲叡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數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困學紀聞又曰，漢人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台，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曰，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歡，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歡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典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葉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歡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雲。錫瑞案：漢食舉奏鹿鳴，則鹿鳴猶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乃逸詩，不知何從得之，杜夔傳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從得之，伐檀變風，誠非倫次，屠氏以為伐木則非是。《上林賦》雲，悲伐檀，樂樂胥，伐檀雲悲，當同毛序賢者不遇明王之義，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傳四曲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於是鹿鳴亦亡，若開元所奏趙彥肅所傳十二篇，皆不知所自來，朱子疑之，以一聲葉一字為非，可謂至論，而通解仍載十二詩譜，不得已而存餼羊之義耳。今學宮歌詩，正以聲葉一字者。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刪詩之旨，而不得其解，則反致翏轕，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不清，鄭箋改哀為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為臆說矣，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本託諷，聖人恐人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衛詩為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刪鄭衛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溫柔敦厚，長於風諭。《困學紀聞》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見《韓詩外傳》。《韓詩》以黍離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與《毛詩》以為閔周者不同。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比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餘讀明史，每歡詩教之亡，莫此為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籬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歡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為教歟，又補疏曰，循按兼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雲，考槃刺莊公，兼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於役刺平王，叔於田太叔於田刺莊公，羔裘刺時，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鳲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黍苗隰桑匏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萬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為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為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託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即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即知其為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為主文譎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修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泄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餘謂小序之有裨於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錫瑞案：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為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案楚莊王左史倚相觀或許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論三百篇為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漢書藝文志曰，詩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氏據漢博士之說，詩遭秦為全經，漢時所傳之三百篇，即聖人所謂詩三百，非有不完不備，待後人補綴者，漢時今尚書家以二十九篇為備，古尚書家以為有百篇，二說不同，而詩則三家與毛今古文皆以為全經，無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豈果為聖人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攛雜，以中三百篇之數，柏此說與漢誌相反，柏以前無為此說者，果何所據而雲然乎，吳師道引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以證王氏之說，案劉歆但雲雅頌相合，未雲攛雜足數，且班固既著此語於歆傳，而藝文志以詩為全經，是班氏未嘗以歆所雲疑詩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鄭衛為淫詩，毅然刪去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聖人手定之經，取加刪改，後人以其淵源於朱子，而莫敢議，金履祥許謙從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說，證以左氏，已難據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為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案桑中詩雖未見古人施用，而鄭衛風三十二篇，朱子所指為淫詩，王氏所毅然刪去者，如將仲子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蘀兮野有蔓草六詩，明見於左氏傳，用以宴享賓客，左氏傳雖難盡信，然必非出於漢以後。朱子之說，已未可信，王氏所疑，豈可信乎，自漢以後，學者不知聖人作經，非後人所敢擬議，王通續詩有四名五誌，或雲偽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劉謝之詩為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劉迅取房中歌，至後庭鬥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客娘，以比國風之流，亦屬僭，邱光庭兼明書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雲，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論詩，一何狂謬，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為風乎，為雅乎，為風也，不宜歌帝王之道，為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為妄作，無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詩，罪在劉迅之上，王柏妄刪詩，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經師，毛奇齡已辨之，閻若璩深於書而淺於詩，亦誤信王柏，皆不足據。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漢書食貨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據此二說，則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作者為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為淫詩，且為淫人所自作，陳傅良謂以彤管為淫奔之具，城闕為偷期之所，竊所未安，藏其說不與朱子辨，朱子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錫瑞案：陳止齋詩說，今不可得見，據朱子謂其以說男女者為說君臣，則風人之義，實當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詞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雲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屬也，朱子以詩之六義說楚詞，以託意男女為變風之流，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為興，其於楚詞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漢諸家近於比興者，陳沆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託於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未知其於君臣朋友，何所寄託，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於節婦而非節婦，朱慶餘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託於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箋釋而明者，即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為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溫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莊之培薩蠻，留蜀思唐，馮延已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蝶戀花，為韓範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之接跡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不知類乎，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以託意男女而據為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誌，而不知以意逆誌者也。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考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鳥獸草木之名雖屬詩之緒餘，亦足以資多識，三家既亡，詳見毛傳，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張揖進廣雅表雲，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據此則毛傳與爾雅同淵源於子夏，故爾雅之釋草釋木釋鳥釋獸與毛傳略同，曹粹中放齋詩說以為爾雅成書，在毛公以後，戴震曰，傳注莫先毛詩，其為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檎，榆白，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檎，榆白曰，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雲，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蓲雲，榆白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錢大昕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草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猶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陳奐曰，大毛公生於六國，其作詩故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案諸家說，皆以爾雅先於毛詩，與曹氏說不同，考鳥獸草木者，二書之外，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近古，成伯璵毛詩指說曰，陸璣作草木疏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據此則唐人於陸疏已不盡信，然十得六七，猶勝後人臆說，宋蔡卞毛詩名物解，許謙集傳名物鈔，陸佃爾雅新義，羅願爾雅翼，自矜創獲，求異先儒，而蔡卞陸佃皆王安石新學，安石詩經新義，八月剝棗，不用毛詩剝撲之訓，以為剝其皮以養老，後罷政居鍾山，聞田家撲棗之言，乃悟杜詩東家撲棗任西鄰，及棗熟從人打，知毛傳剝撲之訓不誤，奏請刪去詩義，宋人新說之不可信如此，所說名物，安可據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鳩為何鳥，則不能辨摯而有別，言摯至與言鸞猛之孰優，不知芣苜為何草，則不能定毛與三家，樂有子與傷惡疾之孰是，多識草木鳥獸，乃足以證詩義，動植物學，今方講明，宣考毛傳爾雅陸疏，證以圖說，參以目驗，審定古之何物，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經義，亦深有裨實用，未可以其瑣而忽之也

○論鄭箋朱傳間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自漢以後，經學宗鄭，說詩者莫不主鄭箋，自宋以後經學宗朱，說詩者莫不從朱傳，鄭箋宗毛者也，而間用三家說，朱傳不宗毛者也，亦間用三家說，惠棟九經古義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體，與箋詩異，案鄭誌答炅模雲，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玄俱事馬融，同門相反，玄本傳雲，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雲，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為綃黼，十月之交為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為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饑，以樂為<疒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為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詳見毛詩稽古編經義雜記，此鄭箋間用三家之證也，王應麟詩考序曰，賈逵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為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朱傳間用三家之證也。錫瑞案：鄭箋所以間用三家者，當時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鄭君注禮時，尚未得見毛傳，蓋鄭見毛傳後，以為孤學恐致亡佚，故作箋以表明，有不愜於心者，間采三家裨其義，不明稱三家說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鄭樵曰，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其後鄭箋既行，而齊魯韓三家遂廢。經典釋文之說，此鄭君所不及料者，鄭精三禮，以禮解詩，頗多紆曲，不得詩人之旨，魏源嘗摘其失，如亦既覯止，引男女之構精，言從之邁，殉古人於泉壞，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為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昊天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後與世子偕行，閻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屨五糸委雙，數羲襄之姆傅，此鄭箋之未盡善也，朱傳所以間用三家者，亦以毛鄭不愜於心，間采三家裨補其義，據王應麟詩考雲，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則其采輯三家，實由朱子集傳啟之，後來範家相馬國翰，更加摭拾，至陳喬樅益詳，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導，攻朱者不顧朱義有義，並其本於三家者，亦攻駮之，過矣，朱子作白鹿洞賦，用青衿傷學校語，門人問之，曰，古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說，後人尊朱，遂廢註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鄭箋之失，在以禮解詩，朱傳之失，則在以理解詩，其失不同，皆不得詩人之旨，黃震謂晦菴先生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陳傅良謂竊所未安，是朱傳在當時人已疑之，元延祐科舉條製詩用朱傳，明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本提要，近陳啟源等乃駮朱申毛，疏證詳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傳之未盡善也，然則學者治詩，以何書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簡略，治詩者不得不以唐人正義為本，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稾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本提要，雖或過於護鄭，且有強毛合鄭之處，而名物訓詁，極其該洽，遠勝周易尚書疏之空疏，朱子集傳，名物訓詁，亦多本於孔疏，學者能通其說，不僅為治毛詩之用，且可以通群經，至於近人之書，則以陳奐詩毛氏傳疏，能專為毛氏一家之學，在陳啟源馬瑞辰胡承珙之上。陳疏惟合明堂路寢為一，非是，鍾文烝嘗，詆為新奇繆戾，陳喬樅魯詩遺說考，齊詩遺說考，韓詩遺說考，能兼考魯齊韓三家之遺，比王應麟範家相馬國翰為詳，學者先觀二書，可以得古詩之大義矣，陳氏於三家少發明，魏源發明三家，未能篇守古義，且多武斷。

○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案史公說本魯詩，為西漢最初之義，雲始於衽席，正與讀春秋曆譜牒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案史公說本魯詩，為西漢最初之義，雲始於衽席，正與讀春秋曆譜牒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相合，可知關雎實是刺詩，而無妨於列正風，冠篇首矣，雲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可知四始實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並非周初所有矣，雲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詩，止有此數，不得如毛鄭增入笙詩六篇，而陸孔遂以為三百十一篇矣，雲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可知三百五篇，無淫邪之詩在內，不得如朱子以為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刪鄭衛矣，孔子刪詩之說，孔穎達已疑之，謂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惟歐陽修以遷說為然，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李惇皆力辯刪詩之非，惟趙坦用史公之說，曰，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復焉爾，今試舉群經諸子所引詩，不見於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雲，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棱德不塞，嗣武丁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玄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雲，兆雲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之小旻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詩雲，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復見疊出，疑皆為孔子所刪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宮即斯幹，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雲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王崧亦為之說曰，史記之收繆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雲，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閒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為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即協者尚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弦歌之用，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黜，定為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樂時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為，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魏源又引三家異文證之曰，今所奉為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般頌末，三家有於繹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雲，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尚存，見於御覽，乃劉安世述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顒顒，仰天告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雲，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則今並不得其何篇，使不知為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並以為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為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為逸，猶韓以毛所有為逸，果孰為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為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移，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雲，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詩雲，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記引詩雲，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緇衣引詩雲，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雲，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魏說主不刪詩，而可證史記去其重之義，故節取之，案詩三百五篇，已不能盡通其義，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刪詩之說，逸詩之名，學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