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1963年9月6日 |
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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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編輯今年七月十四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一封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聲明中指出，「蘇共中央這封公開信是對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評價。中共中央認為，這封信的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它的觀點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將在適當的時候予以澄清和評論。」
人民日報和中國其他全國性報紙以及所有省、市級報紙，已經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載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國的廣播電台也全文廣播了這封公開信。
自從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發表以後，蘇聯全國性報刊上又發表了近三百篇攻擊中國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報已經將其中一部分摘要發表。
從今天開始，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將陸續發表文章，評論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已經一個多月了。蘇共領導發表這封公開信和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把中蘇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推到一個空前嚴重的階段。
現在，莫斯科、華盛頓、新德里、貝爾格萊德打得火熱，蘇聯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擊中國的各種奇談怪論。蘇共領導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公然違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聯合美帝國主義，聯合印度反動派，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反對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中蘇兩黨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這種分歧的實質。中共中央在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中蘇兩黨的分歧，歸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分歧，要不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分歧。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究竟是怎樣發展到目前這樣嚴重地步的呢？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從何而來？》（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社論）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地論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當時，我們對於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事實，特別是涉及蘇共領導的一些重要事實，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蘇共領導留了餘地，準備在必要的時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蘇共中央公開信在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這個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舉一些事實來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
蘇共中央公開信不敢把事實的真相告訴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蘇共領導不是採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當具有的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採取資產階級政客所慣用的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產生和擴大的責任，轉嫁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列寧說過，「政治上採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採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總是採取誠實的態度，總是尊重事實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過活。
事實是最雄辯的。事實是最好的見證人。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事實吧！
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
編輯俗語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當然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散布一種說法，似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從一九六○年四月我們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這是一個瀰天大謊。
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事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開始了。
具體地說，這是從一九五六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到現在，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經歷了一個產生、形成、發展和系統化的過程。人們對於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我們歷來認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國際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提出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別是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更是極其重大的原則錯誤。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三十年間，斯大林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勳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對於蘇聯的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說過：
「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不愧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蘇聯人民的擁護，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為他和蘇聯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維護了列寧的關於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蘇聯共產黨實行了這條路線，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取得了勝利，並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而蘇聯人民的這一切勝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進步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時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
斯大林的錯誤是應該批判的。但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社會主義制度，醜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醜化了偉大的蘇聯，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他完全不是運用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認真嚴肅地分析和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而是採取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斯大林，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謊言，使用了惡毒的煽動性的語句，攻擊斯大林是「迫害狂」，「嚴酷的專橫」，「走上了大規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從電影上來研究國內情況和農業」，「按照地球儀計劃戰役」，斯大林的領導「成了蘇維埃社會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同一切國內外敵人進行堅決鬥爭，取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的功績，抹煞了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保衛和鞏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的功績，抹煞了斯大林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功績。
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正是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開始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
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藉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了所謂「和平過渡」的論點。他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現在情況變化了，有可能「通過議會的道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種錯誤論點，實質上是公開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公開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
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也藉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實際上篡改了列寧的學說。
赫魯曉夫把美國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抗戰爭勢力的人，而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勢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國主張以戰爭方式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的人還占據着強有力的地位，他們還繼續在對總統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他還說，帝國主義者開始承認實力地位政策已經破產，他們中間「出現了頭腦有些清醒的徵象」。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及其首腦可以不代表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而是維護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鬥爭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國友好合作」。正是這種錯誤觀點，後來發展成為「蘇美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路線。
赫魯曉夫歪曲列寧的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正確原則，提出和平共處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這就是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革命鬥爭的支援，都排除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之外去了；或者是把這一切都從屬於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了。
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過渡」的問題，絕不是蘇共一個黨的內部事務問題，而是同各國兄弟黨共同有關的重大問題。蘇共領導事先毫不徵求兄弟黨的意見，就武斷地作出結論，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並且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作為藉口，粗暴地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政，顛復他們的領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政策。
後來事實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蘇共領導人背離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是從上述這些錯誤發展起來的。
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一向就有原則性的不同意見，這是蘇共領導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卻硬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是完全支持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硬說我們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評價「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擺不定」的，是「虛偽」的。
蘇共領導想要一手遮天，這是辦不到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事實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曾經多次在內部會談中，嚴肅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同志先後同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同志，同蘇聯駐中國大使的談話，都對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
毛澤東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價」。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同志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又指出：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蘇共領導人的談話，周恩來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當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蘇共代表團的談話，周恩來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蘇共領導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對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蘇共領導人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是：對斯大林「完全沒有全面的分析」；蘇共領導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黨商量」。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內部談話中，也提出過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書面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多次內部談話中，還針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就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
所有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實。蘇共領導怎麼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一筆加以抹煞呢？
蘇共中央公開信企圖把這些重要事實掩蓋起來，斷章取義地摘引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的某些公開講話，用來證明中國共產黨曾經全盤肯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這是徒勞的。
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從來沒有全盤肯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從來沒有同意過全盤否定斯大林，從來沒有同意過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
我們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其後，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在駁斥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反共讕言的同時，對於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確地批評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論點。難道這不是舉世周知的事實嗎？
中國共產黨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掛在一起的。難道這不也是舉世周知的事實嗎？
當然，有必要指出，當時我們考慮到，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正在利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猖狂地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為了團結對敵，為了照顧蘇共領導人的困難處境，同時，蘇共領導那時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有像後來走的那樣遠，我們沒有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進行公開的批評。當時，我們懷着滿腔熱忱，還希望蘇共領導能夠改正錯誤。因此，我們總是努力尋求它的積極因素，在公開場合給以適當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這樣，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公開講話中，也還是着重從正面、從原則上闡明了我們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立場。
蘇共中央公開信說，劉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全盤肯定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但是，恰恰正是在這個報告中，劉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國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過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說，鄧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全盤肯定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眾的相互關係問題，並且說明了我們黨一貫的正確作風，這就在實際上批評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錯誤。
我們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呢？難道這不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應有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態度嗎？
怎麼能夠說，中國共產黨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這種一貫的、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搖擺不定」的、「虛偽」的，是什麼「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呢？
蘇共中央公開信對我們提出這樣的指責，大概是他們以為，我們過去的批評只有蘇共少數領導人知道，可以賴賬，可以用謊言來欺騙廣大的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但是，這種做法，不是恰恰證明他們自己是虛偽的嗎！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引起的嚴重惡果
編輯蘇共中央公開信極力吹噓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產生了「出色的結果」、「偉大的結果」。
然而，歷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總會記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並沒有帶來什麼「出色的結果」或是「偉大的結果」，而是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當時，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氣焰高漲，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國主義把蘇共領導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目的」的舉動，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並且乘機鼓吹促進蘇聯的「和平改變」。
當時，鐵托集團囂張萬分。他們打着所謂「反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口號，瘋狂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叫嚷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為在南斯拉夫開始的「新趨勢」「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線得勝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線再度得勝」。
當時，處於絕境的共產主義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躍起來。所謂第四國際在他們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書》中叫嚷說：「當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自己承認斯大林的罪惡時，他們就是默認……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進行的、反對工人國家墮落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是完全正確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使修正主義思潮大為泛濫起來。在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內，一批叛徒跟着帝國主義、反動派和鐵托集團一起，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
在這期間發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蘇波關係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這兩個事件，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蘇共領導對這兩個事件都曾經犯了嚴重錯誤。蘇共領導調動了軍隊，企圖用武力壓服波蘭同志，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占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
蘇共領導的這些錯誤，使一切共產主義的敵人猖狂起來，給許多兄弟黨造成了嚴重的困難，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面對着這種局勢，中國共產黨人同各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一起，堅決主張擊退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進攻，捍衛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時，我們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堅決反對拋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我們堅決主張採取正確的原則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問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做法。同時，我們用極大的努力，維護了蘇共的威信。
當時，蘇共領導採納了我們的建議，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檢討了他們過去在處理兄弟國家關係方面的一些錯誤。十一月一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對蘇聯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也是為了勸告蘇共領導及時地接受教訓，糾正錯誤，而不要沿着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蘇共領導卻反而對我們懷恨在心，把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看作是他們推行錯誤路線的最大障礙。
一九五七年兄弟黨莫斯科會議
編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莫斯科會議，是在擊退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進攻以後召開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制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實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黨會議，正是在許多重大原則性問題上，拒絕了並且糾正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觀點。
莫斯科會議通過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各國共產黨共同的鬥爭任務，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概括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規定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這次會議所制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相對立的。宣言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體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是同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宗派主義相對立的。
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會議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團一方面同蘇共領導進行充分的協商，對他們作了必要的、適當的鬥爭，幫助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黨領導人反覆交換意見，力求達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同蘇共代表團的爭論，主要是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蘇共領導原來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進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這個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過渡，只提和平過渡，而且又把和平過渡說成是「在議會中爭取多數，並把議會從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變為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工具」。這實際上是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所謂「議會道路」來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蘇共領導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錯誤觀點。我們對於蘇共中央先後兩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且在作了相當多的原則性的重大修改以後，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後來，中蘇兩黨代表團在我們的修正草案的基礎上，進行了多次的討論，然後提出《蘇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徵求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意見。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會議最後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同蘇共領導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較，有兩點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指出非和平過渡的道路，並且強調「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第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的同時，強調「開展議會外的廣泛的群眾鬥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的條件」。
雖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們對於宣言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表述，還是不滿意的。只是由於照顧到蘇共領導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夠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相銜接的願望，我們才作了讓步。
但是，當時我們就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這個提綱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必須準備隨時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急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資產階級的軍閥官僚國家機器沒有被摧毀，無產階級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數，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見附件一）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還糾正了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錯誤觀點，並且在一系列的原則性問題上，增加了或者補充了許多重要內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人民群眾的最兇惡的敵人；帝國主義如果發動世界戰爭就註定滅亡；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論的重要性；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終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等等。
同時，中共代表團作了必要的妥協。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以外，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一段文字，我們是不同意的，並且提出過修改意見。但是，為了照顧蘇共領導當時的困難處境，我們沒有堅持修改這一段文字。
誰也不會想到，我們這種照顧大局的讓步，竟然被蘇共領導拿來作為藉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加劇分歧，製造分裂。
現在，蘇共中央公開信口口聲聲地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來，企圖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路線代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我們早就說過，現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據兄弟黨獨立的、平等的原則，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其他兄弟黨接受某一個兄弟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或者任何別的什麼東西。任何一個黨的任何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都不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對別的兄弟黨都沒有約束力。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兄弟黨一致協議的文件，才是對我們和所有兄弟黨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動準則。
蘇共領導修正主義的發展
編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有了一個各國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宣言，我們本來希望，蘇共領導能夠遵循這個宣言的路線，改正自己的錯誤。不幸的是，同我們的願望相反，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的願望相反，蘇共領導反而越來越嚴重地違反宣言的革命原則，違反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越來越遠。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這就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隨之加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蘇共領導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共同結論，熱衷於追求同美帝國主義的合作，追求蘇美兩國首腦解決世界問題。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營會談前後，赫魯曉夫簡直把艾森豪威爾捧上了天，把他說成是「得到本國人民絕對信任的人」、「也像我們一樣在為保障和平而操心」。蘇共同志還極力宣揚連艾森豪威爾都不承認的所謂「戴維營精神」，說這是什麼「國際關係的新紀元」、「歷史的轉折點」。
蘇共領導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線，在赫魯曉夫的言論和蘇聯報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揚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修正主義路線，宣揚帝國主義的「明智」和「善良願望」，宣揚在帝國主義還統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下，就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宣揚全面徹底裁軍「能夠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開創一個嶄新的紀元」，等等。
蘇共還出版了許多著作，發表了許多文章，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歷史、文學藝術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閹割它的革命靈魂，宣揚他們的修正主義觀點。
蘇共領導還力圖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錯誤觀點，強加給國際民主組織，改變它們的正確路線。蘇聯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聯理事會北京會議上的做法，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蘇共領導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在百般討好美帝國主義的同時，放肆地進行反對中國的活動。蘇共領導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看作是推行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障礙。他們自以為他們的內部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穩定」了，可以加緊推行他們的「對敵和、對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蘇共領導提出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無理要求，遭到中國政府正當的、堅決的拒絕。不久以後，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政府就片面地撕毀了中蘇雙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
接着，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夕，蘇共領導不顧中國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見，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發表了塔斯社關於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偏袒印度反動派。這樣，蘇共領導就把中蘇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蘇共領導撕毀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和發表關於中印邊境衝突的聲明，這是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創造所謂「戴維營精神」，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蘇共領導人和報刊還對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進行了大量的惡毒的攻擊。這種攻擊，幾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魯曉夫帶頭進行的。他影射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超階段」和「平均共產主義」，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反動的」。他影射攻擊中國好戰，犯了「冒險主義」，等等。他從戴維營會談回來以後，竟然向中國推銷美國的「兩個中國」計劃，並且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國宴上，教訓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
蘇共領導推行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嚴重的混亂。美帝國主義好像已經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艾森豪威爾被某些共產黨人當作「和平使者」來歡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經過時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思想混亂，在一九六○年四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這三篇文章中，我們根據一貫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立場，着重闡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觀點，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這三篇文章的觀點，是同蘇共領導所宣揚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完全相對立的。但是，當時為了顧全大局，我們仍然沒有公開批評蘇共同志，而是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極力歪曲和攻擊《列寧主義萬歲》這三篇文章，但是舉不出任何一個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證明他們的攻擊是站得住的。我們要問：在當時的情況下，難道我們應當對盛行一時的錯誤觀點和荒謬言論沉默不言嗎？難道我們沒有權利和義務起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嗎？
蘇共領導對中共的突然襲擊
編輯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發表了八天之後，就發生了美國U—2飛機侵犯蘇聯領空、美國破壞四國首腦會議的事件。所謂「戴維營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我們的論點是完全正確的。
大敵當前，迫切需要中蘇兩黨、全世界兄弟黨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共同對敵。但是，事情同人們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的分歧進一步擴大了，大規模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發生了，蘇共領導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了。
本來，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蘇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間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就美國破壞四國首腦會議後的國際局勢交換意見。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匆忙地召開這樣的會議，也不贊成只召開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我們積極建議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且主張為了開好這個國際會議，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我們的這個建議得到蘇共的贊同。兩黨並且同意，為了準備這個國際會議，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兄弟黨代表，可以就這個國際會議的召開日期和地點，初步交換意見，但不作任何決定。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蘇共領導竟然背棄自己的約言，把本來應該針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矛頭轉向中國共產黨，在布加勒斯特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
兄弟黨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談，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舉行的。蘇共中央公開信把這次會談說成是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什麼「同志式的幫助」，這完全是騙人的。
事實上，在會談前夕，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分別向兄弟黨代表散發了或者宣讀了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這個通知書，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毫無根據的誣衊和攻擊，這是蘇共領導的反華綱領。
在會談中，赫魯曉夫帶頭組織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大規模的圍攻。赫魯曉夫在發言中，放肆地誣衊中國共產黨是「瘋子」，「要發動戰爭」，「把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旗幟拿起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對蘇共採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聽從赫魯曉夫指揮的兄弟黨代表，也跟着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是「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假革命」、「宗派主義」、「比南斯拉夫還壞」，等等，等等。
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談中發動的反華運動，對於許多兄弟黨來說，也是一種突然襲擊。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代表，是不同意蘇共領導的這種錯誤做法的。
在這次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拒絕服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堅決反對蘇共領導的宗派活動，蘇共領導就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看作眼中釘。他們從此進行了越來越激烈的反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活動。
蘇共領導發動的對中國共產黨的這樣惡劣的攻擊，難道能夠說是什麼「同志式的幫助」嗎？不。這是蘇共領導事先預謀的反華大演出，這是粗暴破壞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兄弟黨關係準則的嚴重事件，這是以蘇共領導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為了維護宣言所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同蘇共領導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談的中共代表團，為了顧全大局，在會談公報上簽了字，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發了一個書面聲明。中共代表團在聲明中指出，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的做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團嚴正聲明：
「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則上是同赫魯曉夫同志有分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取決於各國人民的要求和鬥爭，取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而絕不是取決於任何個人的指揮棒」。「我們黨只信服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而決不會向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屈服」。（見附件二）
蘇共領導對於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能夠壓服中國共產黨並不甘心。緊接着布加勒斯特會談之後，蘇共領導採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進一步對中國施加壓力。
七月間，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蘇聯方面還片面撕毀中蘇雙方分別出版和互惠發行《友好》雜誌和《蘇中友好》雜誌的協議，無理要求中國政府召回駐蘇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並且挑起了中蘇邊境糾紛。
看來，蘇共領導以為，只要揮舞手中的指揮棒，糾合一批打手進行圍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經濟的巨大壓力，就能夠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順從他們的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意志。但是，久經考驗和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打不倒、壓不垮的。妄想組織圍攻和施加壓力就能使我們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錯算盤了。
關於蘇共領導破壞中蘇關係的真相，我們準備在另外的文章裡作詳細的論述。在這裡，我們只打算指出，蘇共中央公開信在談到中蘇關係的時候，竟然故意隱瞞了蘇聯政府撤退全部在華專家、片面撕毀幾百個協議和合同的事實，隱瞞了正是蘇聯方面的這些片面的行為造成了中蘇貿易的縮減，反而指責中國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指責中國縮減中蘇兩國貿易。蘇共領導竟然這樣明目張胆地欺騙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年兄弟黨會議上兩條路線的鬥爭
編輯一九六○年下半年，圍繞着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召開，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進一步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這場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堅持原則、維護團結還是拋棄原則、製造分裂這兩種方針的鬥爭。
在兄弟黨會議召開之前，種種跡象表明，蘇共領導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立場，並且力圖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共產黨深深感到分歧的嚴重性。我們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作了許多努力，希望蘇共領導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太遠。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對於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書，作了答覆。在這個答覆書中，中共中央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駁斥了蘇共領導對我們的攻擊，批判了蘇共領導的錯誤觀點，並且向蘇共中央提出了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積極建議。（這五項建議，見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團在九月間前往莫斯科，同蘇共代表團舉行會談。在會談中，中共代表團指出，蘇共領導一面美化美帝國主義，一面大肆反華，把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把同敵人的關係和同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係擺錯了位置。中共代表團再三地勸告蘇共領導改變這種錯誤的立場，回到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上來，加強中蘇兩黨兩國的團結，反對共同的敵人。但是，蘇共領導根本無意改正自己的錯誤。
這樣，一場尖銳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了。這個鬥爭首先在有二十六個兄弟黨代表參加的為兄弟黨會議準備文件的起草委員會中展開，接着就在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中達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起草委員會中，蘇共領導企圖強行通過自己起草的聲明草案，這個草案包含了蘇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觀點。由於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堅持原則的鬥爭，起草委員會經過激烈的辯論，對蘇共提出的聲明草案作了許多重大的原則性的修改。起草委員會就聲明草案的絕大部分達成了協議。但是，蘇共領導存心要繼續爭論，拒絕對聲明草案中仍然遺留的幾個重大分歧問題達成協議，而且赫魯曉夫從紐約回來以後，甚至把在有的問題上已經達成的協議也推翻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蘇共領導不顧中國共產黨和其他許多兄弟黨的代表團的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願望，竟然在會議的前夕，向齊集莫斯科的兄弟黨代表，散發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長達六萬餘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銳的爭論。
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極不正常的氣氛中舉行的。蘇共領導的惡劣做法，曾經使會議瀕於破裂的邊緣。由於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堅持團結，由於大多數兄弟黨代表團要求團結、反對分裂，會議最後還是達成了協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代表團「只是在出現了它會完全孤立的威脅的時候，它才簽署了聲明」。這又是在說謊。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蘇共領導在會議中以及在會議之前，確實組織了不少兄弟黨代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圍攻，也確實企圖依靠所謂多數來壓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代表團，也確實企圖強迫它們接受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觀點。但是，無論在二十六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中，或者在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中，蘇共領導的強加於人的作法都失敗了。
事實是：蘇共領導提出的聲明草案中的許多錯誤觀點都被否定了。舉例來說：
蘇共領導關於和平共處與經濟競賽是社會主義各國對外政策總路線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新階段的出現是由於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於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於反對社會主義各國「單幹」，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各國以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所謂「集團活動」和「派別活動」，實際上是要兄弟黨聽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取消兄弟黨關係中獨立、平等的原則，用多數壓服少數來代替協商一致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蘇共領導關於低估現代修正主義嚴重危險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
事實是：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提出的許多重要的原則性的正確意見寫到聲明中去了。聲明中關於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論點；關於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論點；關於建立最廣泛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論點；關於民族解放運動是防止世界戰爭的重要力量的論點；關於新獨立國家徹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論點；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工人運動支持民族解放鬥爭的論點；關於在處於美國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某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主要打擊是針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也針對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和國內其他反動勢力的論點；關於兄弟黨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關於反對修正主義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的論點；關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的意見的。
當然，也應當提到，在蘇共領導同意刪掉他們的錯誤論點，接受了兄弟黨的正確意見之後，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也作了一些讓步。例如，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問題，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我們都是有不同意見的，只是為了照顧蘇共和一些兄弟黨的需要，我們才同意在聲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文字。但是，我們當時就告訴蘇共領導，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我們只能再照顧這一次，以後決不能照顧了。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到，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的整個過程，貫穿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在這次會議中表現出來的蘇共領導的錯誤，較之前一時期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蘇共領導提出的聲明草案中和在會議的發言中，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蘇共領導企圖強加給兄弟黨的錯誤路線，在政治上是以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為中心內容，在組織上是實行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錯誤政策。這是一條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根本相違反的修正主義路線。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代表團，堅決反對這條路線，堅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路線。
在這次會議中，鬥爭的結果是，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觀點基本上被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會議通過的聲明所體現的革命原則，是全世界兄弟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有力武器。
在這次會議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對蘇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觀點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迫使蘇共領導不能不接受兄弟黨的許多正確意見，從而打破了那種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一點也批評不得、蘇共領導說了就算的極不正常局面。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中共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境地，這不過是蘇共領導打腫了臉充胖子。
這次會議，還體現了兄弟黨既互相聯合又獨立平等的原則，體現了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挫敗了蘇共領導企圖用多數壓服少數、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黨的錯誤做法。這次會議又一次表明，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來說，在解決兄弟黨分歧的時候，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堅持團結，是完全必要的。
蘇共領導修正主義的系統化
編輯蘇共中央公開信說，「中共領導人在一九六○年的聲明上簽字，不過是耍花招而已」。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們，而是蘇共領導。
一系列的事實表明，蘇共領導在一九六○年兄弟黨會議上，同意刪改他們在聲明草案中的錯誤論點，是迫不得已的；他們接受兄弟黨的正確論點，也不是真誠的。蘇共領導根本不把兄弟黨共同協議的文件放在眼裡。一九六○年聲明簽字墨跡未乾，蘇共領導就開始動手破壞它。十二月一日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在聲明上簽字，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同一個赫魯曉夫，就在招待各國兄弟黨代表團的宴會上，違反兄弟黨的協議，大講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八十一個兄弟黨會議以後，蘇共領導越來越放肆地破壞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蘇共領導一方面把聲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蘇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動手架設信任、相互諒解和友誼的牢固橋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黨、兄弟國家看作是敵人，急劇地惡化了蘇聯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
一九六一年十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的高峰。這是蘇共領導把他們自己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修正主義形成完整體系的一個里程碑。
在這次大會上，蘇共領導發動了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大規模的公開攻擊。赫魯曉夫在發言中甚至公開號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謝胡同志的領導。蘇共領導就是這樣地開創了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公開攻擊兄弟黨的惡劣先例。
在這次大會上，蘇共領導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後，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後，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蘇共領導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拋棄宣言和聲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推行一條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
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集中地表現在這次大會通過的新的蘇共綱領中。
蘇共中央公開信把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路線，說成是「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得到贊同的，並且在宣言和聲明中得到反映的」。蘇共領導這樣說，難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嗎？怎麼能把一九六一年發生的事情，說成在一九六○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就「得到贊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這裡姑且不談這樣荒誕的自我吹噓，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倒是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共綱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貨色。
只要稍微認真地研究一下蘇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就不難看出，蘇共領導提出的是一個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違反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這個綱領，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違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在一九六○年兄弟黨會議上被否定了的蘇共領導的許多錯誤觀點，又在蘇共綱領中出現了。例如：把和平共處說成是對外政策的總原則，片面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把社會主義國家以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誣衊為「單幹」，等等。
這個綱領，把蘇共領導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執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它的主要內容就是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這個綱領，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已經改變，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的黨」的謬論。
這個綱領，用人道主義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代替共產主義理想。
這個綱領，是反對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進行革命的綱領，是反對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進行到底的綱領，是保存和恢復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錯誤。應邀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同志，在致詞中就申述了我們黨的立場，後來在同赫魯曉夫和其他蘇共領導人的會談中，也坦率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錯誤。
在同中共代表團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完全拒絕中共代表團的批評和勸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黨內的反黨分子。赫魯曉夫毫不掩飾地表示：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當他們開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的時候，他們還需要兄弟黨的支持。他說，「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表明蘇共領導已經下定決心，沿着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國共產黨怎樣多次進行同志式的規勸，他們根本不放在心裡，而且毫無悔悟之意了。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
編輯蘇共中央公開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曾經「作了新的努力」，謀求改善中蘇兩黨的關係，謀求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
這又是在說謊。
事實究竟是怎樣呢？
事實上，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共領導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政策。這就使中蘇關係越來越惡化，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下面就是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來，蘇共領導破壞中蘇團結，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團結的主要事實：
第一，蘇共領導力圖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力圖用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代替宣言和聲明。他們把自己的錯誤路線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近年來的全部列寧主義方針」，把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說成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共產黨宣言」，是「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社會主義友好共同體各國人民」的「共同綱領」。
任何一個兄弟黨，只要它不接受蘇共的錯誤路線和綱領，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蘇共領導就把它當作敵人，就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反對它，攻擊它，損害它，顛復它的領導。
第二，蘇共領導不顧一切地採取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中史無前例的行動，斷絕了同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
第三，蘇共領導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惡毒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責我們採取什麼「特殊的立場」，實行什麼與兄弟黨共同方針不同的路線，並且把我們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也算是一條罪狀。蘇共領導還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放棄自己一貫堅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路線，接受蘇共領導的錯誤路線，接受他們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既成事實，作為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大肆吹噓這個時期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魯曉夫對中國駐蘇大使講了一些要團結的話等等，其實都是為着達到這個可鄙的目的。
第四，蘇共中央拒絕了印度尼西亞、越南、新西蘭等兄弟黨關於召開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的倡議，也拒絕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中為準備召開兄弟黨會議而提出的五項積極建議。蘇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覆信，甚至要求阿爾巴尼亞同志必須放棄自己的立場，作為改善蘇阿關係的先決條件，也作為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先決條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間，蘇共領導通過他們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境內。在中國政府再三提出抗議和交涉之後，蘇聯政府還以「蘇維埃法制感」、「人道主義」為藉口，拒絕遣返這些中國公民。這一事件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是史無前例的、駭人聽聞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間，蘇聯政府正式通知中國說，蘇聯將同美國達成關於防止核擴散的協議。這是蘇美合謀壟斷核武器，企圖剝奪中國擁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國核威脅的權利。中國政府對此一再提出了抗議。
第七，蘇共領導越來越熱衷於同美帝國主義做政治買賣，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結成反動同盟，不惜犧牲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蘇共領導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接受美國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權的「國際視察」，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第八，蘇共領導越來越熱衷於勾結印度反動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魯結成反動同盟，反對社會主義的中國。蘇共領導和他們的報刊公開站在印度反動派方面，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衝突中的正義立場，為尼赫魯政府辯護。蘇聯對印度的經濟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動派挑起中印邊境衝突以後給印度的。蘇共領導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邊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發生以後，還給印度反動派以軍事援助。
第九，蘇共領導越來越熱衷於勾結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鐵托結成反動同盟，反對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共領導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公開撕毀一九六○年聲明，為鐵托集團翻案。
第十，從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蘇共領導在國際範圍內更加猛烈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掀起一個新的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赫魯曉夫接二連三地發表講話，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幾百篇文章，在一系列問題上攻擊中國共產黨。在蘇共領導人的指揮之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五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變成了反華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個兄弟黨發表了決議、聲明和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上面列舉的這些事實，是蘇共領導無可抵賴的。這些鐵的事實，證明了他們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所作的「新的努力」，並不是謀求改善中蘇關係，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而是恰恰相反，是進一步勾結美帝國主義、印度反動派和叛徒鐵托集團，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對一些兄弟黨的攻擊進行公開的答辯。我們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發表了七篇答辯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我們仍然留有餘地，沒有對蘇共領導進行公開指名的批評。
雖然由於蘇共領導的過錯，中蘇關係已經處於嚴重惡化的地步，中國共產黨仍然同意派代表團到莫斯科舉行中蘇兩黨會談，並且為了在會談中系統地交換意見，在六月十四日答覆蘇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後來的事實表明，蘇共領導不但對消除分歧、加強團結毫無誠意，而且利用中蘇兩黨會談作為掩護他們進一步惡化中蘇關係的煙幕。
在中蘇兩黨會談前夕，蘇共領導採取發表聲明和通過決議的方式，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同時，還無理驅逐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
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蘇三國會談前夕，蘇共領導迫不及待地發表蘇共中央致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國共產黨大肆攻擊。這又是蘇共領導討好美帝國主義者，給美帝國主義者的一份「珍貴的」見面禮。
緊接着，蘇共領導公然出賣蘇聯人民的利益，出賣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包括中國人民的利益，出賣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蘇印間進行頻繁的接觸；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蘇聯報刊上開展了一個瘋狂的反華運動……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蘇共領導不顧一切地聯合帝國主義，聯合各國反動派，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這是蘇共領導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大暴露。
目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反華大合唱」甚囂塵上。赫魯曉夫領導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隊伍的運動，正在日甚一日地繼續進行中。
七年來的事實說明了什麼？
編輯我們在上面詳細地回顧了分歧的由來和分歧的發展，目的是為了澄清被蘇共中央公開信所歪曲的事實，使我們的黨員和我國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在中蘇兩黨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歧的產生完全是由於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的革命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蘇共領導沿着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的過程，也就是分歧的發展和加劇的過程。
七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革命路線，同堅持不革命、反對革命的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路線，同堅持向帝國主義投降的路線的分歧。這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堅持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分歧。
七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蘇共領導所走的道路，是一條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世界人民，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道路。蘇共領導的這條錯誤路線，已經在國際範圍內使修正主義思潮泛濫，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空前嚴重的分裂危險，使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受到嚴重的損害。
七年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為了阻止事態的惡化，為了堅持原則、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共同對敵，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們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義盡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中蘇兩黨、兩國團結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偉大列寧所締造的蘇聯共產黨一向是尊重的。我們對於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偉大的蘇聯人民從來抱着深厚的無產階級的感情。對於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取得的成就，我們總是感到高興；對於蘇共領導危害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錯誤，我們總是感到難過。
中國共產黨人發現蘇共領導的錯誤，不自今日始。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我們就憂慮地注視着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
面對這種嚴重的情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黨曾經幾十次地反覆地考慮：怎麼辦？
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當然，這樣做，蘇共領導會高興，但是我們自己豈不是也變成修正主義者了嗎？
我們也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我們認為，蘇共領導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無關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着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對於蘇共領導這樣的錯誤，我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一員，怎麼能夠無動於衷，緘默不言呢？如果我們那樣做，豈不是放棄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復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採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復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我們還考慮到，蘇共是列寧締造的黨，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他們進行批評，特別慎重，特別耐心，盡一切可能約束在中蘇兩黨領導人內部會談的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夠通過內部的討論得到解決，而不要公開進行論戰。
但是，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在幾十次內部會談中對蘇共領導的同志式的批評和勸告，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他們在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蘇共領導對我們的好意規勸的報答，是對我們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是對我們發動越來越粗暴的攻擊。
蘇共領導有一個壞習慣：誰批評他們，就給誰亂扣帽子。
他們說：「你們反蘇！」不對。朋友們，「反蘇」的帽子戴不到我們頭上。我們批評你們的錯誤，正是為了維護偉大的蘇共和偉大的蘇聯，正是為了使蘇共和蘇聯的威信不致被你們糟蹋得不成樣子。老實說，真正反蘇的，敗壞蘇共和蘇聯的，給蘇共和蘇聯抹黑的，是你們而不是我們。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你們就一直不斷地、無數次地干着這樣的壞事。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無法洗刷你們給蘇共和蘇聯帶來的恥辱。
他們說：「你們爭領導權！」不對。朋友們，你們這種誹謗實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們的說法，好像有人在同你們爭奪什麼「領導權」。這不是等於大言不慚地宣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存在什麼「領導權」，而這個「領導權」是在你們手中嗎？你們這樣以老子黨自居，是一個很壞很壞的習慣。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明確規定，各國共產黨是獨立的、平等的。根據這個原則，兄弟黨之間根本不應當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的關係，更不應當有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係。我們從來反對任何一個黨指揮其他兄弟黨，也從來沒有想過由自己來指揮其他兄弟黨，根本談不上什麼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現在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不是由這一個黨或那一個黨來領導的問題，而是究竟要聽從修正主義的指揮棒，還是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問題。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正是他們企圖凌駕於兄弟黨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強加給兄弟黨。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獨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國兄弟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動和擴大起來的，是由他們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既然蘇共領導對我們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不擇手段地對我們進行種種誣衊，既然蘇共領導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開撕毀宣言和聲明，那麼，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答辯，不闢謠，不保衛宣言和聲明，不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已經開始，就必須把是非徹徹底底地弄清楚。
中國共產黨人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當我們同蘇共領導論戰的時候，我們仍然希望蘇共領導能夠看到，你們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叛徒鐵托集團合作，這是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
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我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呼籲蘇共領導改正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上來，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的軌道上來。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時期。目前的論戰，關係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歷史將會證明，經過這場大論戰，馬克思列寧主義將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將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