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集史料重於修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講詞）

　　我非常感謝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等文獻委員會的各位先生給我參加這樣一個盛大的聚會。不過說到歡迎，我實在不敢當。剛才黃（純青）先生要我對修志問題表示意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等七個機構卻是做徵文考獻工作的，他們在台灣省各地保留資料，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編修台灣省通志及各縣市的方志，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見實在不敢當。況且在座的有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師範學院的許多位文史先生，他們對於黃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在知識，學術見解，以及這幾年來他們參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這許多文史界權威學者面前，更不敢說話了。

　　不過黃先生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這次我到台南、台東等地，曾種了一株榕樹，兩株樟樹，據說這兩種樹都有很長的壽命，將來長大了，也許有一個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說替將來的台灣文獻捏造一些掌故。

　　我還要特別感謝文獻會的黃先生，將先君在台灣留下的一點紀錄，一個是私人日記，一個是向他長官所作的報告，予以刊行。

　　關於黃先生所提的修志大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不配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大家知道我從前作過一部《章實齋（學誠）年譜》，因為編這一部書，對於方志問題略曾注意，章實齋是一個史學家，是很有歷史的眼光的學者，他的書中，一部分有關文史，一部分有關方志，特別對於方志部分還有許多意見。因為我編章實齋的年譜，所以引起我對方志的興趣。平時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個人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與個人有關的。但是我在國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搜集了全中國的方志，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從前朱先生曾編有一個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方志的書目，可以作為參考。在國內除了北大圖書館和上海的涵芬樓以外，很少有一個地方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得那樣完備，而美國除了國會圖書館以外，尚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敦大學的收藏亦甚豐富。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今天向七個專門考獻的團體的先生以及文史專家面前提出。

　　我覺得文獻委員會這幾年來所做的搜集史料刊部史料的工作，也許比將來修志的工作還格外重要，這一句話並不是說對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領會，我的意思是說搜集資料，保藏原料，發表原料這些工作，比整理編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將它收集保藏起來，隨時隨地的繼續搜集，隨時出版，有一種材料就印一種，這個工作比修志編志書重要得多。為什麼原因呢？因為志書經過一番製造整理，是一種製造品，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曾說過，人家以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最麻煩，其實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價值最高，這個見解我是很贊成的。因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經過整理刪除的最少，有人以為《宋史》不好，要重新寫過一部，我卻以為幸而《宋史》替我們保留了許多材料。再說大家都知道唐書有兩部，一部《新唐書》，一部《舊唐書》，《新唐書》是宋時人作的，經過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來寫歷史，將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謹嚴，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許很恭維《新唐書》，但以歷史的眼光看，《新唐書》是遠不如《舊唐書》的，清朝學者王若虛就曾經寫過《新唐書》不好，我們可以說《新唐書》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舊唐書》就是因為材料較多，所以篇幅也較多，差不多比《新唐書》多了一倍。這是它的好處。

　　今天在座的七個團體，都是從事徵文考獻的工作，給台灣的歷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將原料整理刪除編整的工作，都遠為重要。因為無論以什麼方式編志，新方法也好，舊方法也好，都不免經過整理，許多材料不免受編志總纂主觀的取捨。甚至毀去一部分材料，或隱藏一部分材料；經過這一階段，往往將有價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來的東西就成為製造品，我們以現代新的眼光來看，與其編志不如做搜集材料發表材料，繼續搜集材料，隨時發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說，「二二八」事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現在距離的時間很短，在台灣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時不免有許多主觀的見解，而關於這件事，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這樣的情形下，與其寫一部志書，在方志中很簡單的將二二八事件敘述幾遍，遠不如不去談它，不去寫書，而注重在保藏史料這一方面。使真實的材料不至毀滅，而可以發表的就把它發表。這是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說明原料比製造品重要，說明過早提出結論，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發表的時候當作原料發表，不加以論斷。不要使原料毀滅，我以為這個工作比編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獻委員會對於搜集資料保存資料的工作能夠繼續，而且要特別的看重。不要存一種搜集資料就要編志的觀念。

　　還有今天我在台大參觀人類考古學系，看到有關高山族的考據，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個大類，這個工作現在剛剛開始，只是在開始搜集材料，還沒有到搜集齊全的時期，有關民族、語言、方音等等的調查紀錄，就我所知目前還是不夠，尚待繼續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開始搜集的時候，很不容易有一個結論。徵文考獻亦復如此，應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幾年中將各地通志都寫起來。至少在我這個半個台灣人看來是不必如此的，而應擴大搜集材料的範圍，請台大、師院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學、語言學、人類學各方面以新的方法來搜集新的材料。

　　這是我這半個台灣人回到第二故鄉，向各位負徵文考獻責任的先生們，以我外行的一點小意見貢獻給大家，我想許多文史專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見，黃先生可以請他們多多發表，我只是以我粗淺的意見供大家的參考，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見。

（本文為1953年1月6日胡適在台灣文獻委員會

歡迎會上的演講，收入《胡適言論集》甲編，

1953年5月台北華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