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作者:胡適

  我們讀了蔡先生的宣言,應該明白兩點;第一,他個人因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消極的;他自己指出「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這句話的意思,依我們看來,似乎是說:他的一去,明明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假如他的抗議能引起一般人已經麻木了的政治感覺,那就是積極的勢力了。無論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堅決的。他既以他的一去為奮鬥,他決不會回來了,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不主張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的;我們不如承認他的決心,體貼他抗議而去的精神;我們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個人的地位,繼續作謀政治清明的奮鬥;我們不應該學那個糊塗的黎元洪,勸他「勉抑高懷,北來視事」!

  第三,他對北京大學的態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說,「五四風潮以後,我鑑於為一個校長的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枝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教授為中堅,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這是他對於北京大學的態度。他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大學,自然更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學界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主張:北京教育界應該認清蔡先生「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的苦心;應該繼續維持各學校。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於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盡可以採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盡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盡可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秘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至於北京教育界現在已經用團體名義進行的兩件事——去彭允彝與國會毆打學生案——自然不能不仍用團體名義進行。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時候,總應該以不牽動學校為是。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於敵人而大有害於自己,是最無用的。

  至於政府方面,我們也不能不對他們提出一種「盡人事」的忠告。我們的忠告是:

  (1)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這一個無恥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體的攻擊;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擊彭允彝,並不是攻擊他本身,乃是攻擊他所代表的東西。

  第一,彭允彝代表「無恥」。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與國會要用維持一個無恥政客來「整飭學風」的荒謬態度。這個態度,從黎元洪對教員代表的談話和張我華、王用賓們在參議院的宣言裡,都可以看出來的。如果黎元洪、王用賓們真以為維持一個無恥的小人就可以整飭學風,他們真是添柴而想止沸,真是昏憒糊塗之極了。

  (2)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斷不可隨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學,有評議會和教授會可以維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來,這種「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此時國中絕無可以繼任蔡先生之人;現政府的夾袋中自然更沒有可以做北大校長的人了。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個新校長來,——如民國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們可以預料全國(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我們不看見北京高等師範的故事嗎?高師鬧了許多校長的風潮,現在沒有校長,由評議會治校,倒可以維持秩序了。

  這兩點,我們明知是白白地說了的。但我們為教育界前途計,明知無益,終於忍不住要說了。

  十二、一、二十五

  (原載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報》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