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行為的根源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作者：喬治·凱南
1947年
譯者：Taimocracy, 雲程的雙魚鏡

X論文，正式名稱為《蘇聯行為的根源》，1947年7月於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雖然使用筆名X先生，但當時眾所皆知真正的作者是美國駐蘇聯外交使團臨時代辦喬治·凱南。這封是向國務院發行的一部長電報，因提出遏制戰略聞名。

參閱維基百科中的：圍堵政策、美蘇關係

第一部分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意識形態，是蘇聯現今領導人繼承自該黨政權的革命運動源頭；環境，則是該黨在俄國執掌了將近三十年的政權。想弄清楚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對蘇維埃行為的相對影響，是最困難的心理分析工作。儘管如此，為了理解蘇聯的行為並有效應付，必須作這樣的嘗試。

要概括出蘇聯領導人奪取政權之時，所擁有的完整的意識形態觀念，是困難的。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共產執政的運用上，一直都在進行微妙的進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原料既廣泛又複雜。但1916的俄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最主要特徵或可歸納如下：(a) 人類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質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它決定社會生活性格與社會樣貌；(b) 資本主義有著罪惡的生產系統，它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使得社會經濟資源不能充分發展，也無法公平分配勞動者所創造的物質產品；(c) 資本主義內含自我毀滅的種子，由於資本擁有者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變化，它必然引起革命，使得權力轉移到工人階級手中；(d)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將直接導向戰爭與革命。

其他內容可用列寧自己的話來概括：「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知，社會主義可能首先會在某些或某個資本主義國家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獲勝的無產階級，在沒收了資本家財產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之後，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被壓迫的階級聚集起來。」要注意，在這些論點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不會自行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制度，一定要有來自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推力。這種推動力被認為遲早是要到來的。

俄國革命爆發之前的五十多年當中，參加革命運動的俄國人對這套思想相當著迷。在沙皇統治的嚴密控制之下，這些挫折、不滿、無法自我表達---或者說是沒有耐心尋求自我表達管道---的革命份子，選擇流血革命作為改善社會的手段卻得不到廣泛的支持，於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為自己的本能欲望找到了極為方便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偽科學的理論，替他們種種的行為辯護：缺乏耐性、全盤否定沙皇的價值觀、渴望權力與復仇、想抄捷徑來實現願景。馬克思列寧主義剛好迎合了他們的衝動與激情，難怪他們暗中信奉，認定其教義的真實與健全。其虔誠是無庸置疑的，這現象其實和人性一樣久遠。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的衰亡史』中說得再精闢不過了：「從篤信到欺騙，是危險且容易失足的一步。蘇格拉底所敘述的魔鬼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告訴我們：聰明的人可能會欺騙自己，善良的人可能欺騙他人，人的良心在自我幻覺與蓄意欺騙之間也會睡著。」就這樣，帶著一整套的馬克斯觀念，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革命的準備期間，這些革命份子的注意力，跟馬克思本人一樣，都放在擊敗競爭對手上面，而沒有去仔細思量社會主義未來所將實際採取的政府形式。在他們看來，前者先於後者。一旦掌權，他們對於應該付諸實現的綱領，看法模糊不清，空泛而不切實際。除了工業國有化和剝奪私人大宗資本之外，沒有一致的綱領方針。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如何看待農民，與如何看待無產階級是不同的。在俄國共產主義思想中，這一直是個含糊不清的問題。在共產黨執政的最初十年中，它是個引起爭論、難以定奪的問題。

革命成功後，初階段的環境（內戰、外來干涉、共產黨僅僅代表俄國人民中的極少數），使得獨裁政權成為必要的手段。「戰時共產主義」的實驗，以及操之過急的消滅私有產業，造成了不幸的經濟後果，招惹對新政權進一步的怨恨。「新經濟政策」暫時緩和了俄國的共產主義化過程，紓解了部分經濟壓力，得到成效。但是，此事也清楚呈現一個事實：社會中的「資本區塊」仍然虎視眈眈，只要政府一解禁就立即撈取好處，而且，解禁如果持續的話，永遠都會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強大力量，是爭取國內影響力的勁敵。同樣的情況似乎也出現在農人身上，農人是小規模的私有生產者。

如果列寧還活著，說不定可以調解這些矛盾的力量，為俄國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雖然這個還值得懷疑。但是就算這樣，史達林跟他所領導的列寧繼承者，也不可能容許政敵來分享權力。不安全感太重了。他們特殊的狂熱，不曾受過盎格魯薩克遜的妥協傳統所修飾，太過猛烈，忌妒心太重，無法想像與他人永久分享權力。俄亞出身的他們，天生帶著懷疑，認為勢均力敵者不可能永久和平共處。教條主義的「正確」輕易地說服他們，他們堅持所有的競爭對手必須屈服或被消滅。共產黨之外的俄國社會，決不可以有嚴密組織。不屬黨所控管的集會活動或組織，不得存在。俄國社會中，不容許有任何其他勢力擁有活動力或完整性。只有黨有組織，其他都是散漫無章的大眾。

黨內採取一樣的原則。黨員活動包含選舉、慎思討論、作決定、以及行動。但是在這些活動中，黨員並不是受到自己意志的驅動，而是聽命於領導的聖旨與無所不在的「那個」。再度強調，這些人可能並未主觀地為了專制政體而追求專制。他們就是相信---而且也很容易這樣相信---只有他們明白什麼才是對這個社會有好處，而這種好處，只有在他們的權力夠安穩、不受挑戰時，才會達成。但是在追求統治權的過程當中，他們不擇手段，完全無視於神或人的約束。在未能取得完全的統治權之前，他們所該照顧的人民的舒適與幸福，都是最後才會考慮到的事情。

蘇維埃政權現在的情況是，直到今天政權仍未穩定下來。為了鞏固1917年十一月革命所攫取的政權，克姆林宮還在奮戰不休。不僅國內如此，他們也對抗國外的勢力。因為，意識形態跟他們說：外面的世界充滿敵意，他們有責任把國境以外的勢力顛覆。俄國的歷史傳統也支持這種感覺。最後，他們對外界勢力的頑抗開始有了反應，接著，再度套用吉本(Gibbon)的文字，他們被迫必須去「懲戒藐視」，而這種「藐視」根本是他們自己去挑撥起來的。認為「世界是他的敵人」而且能夠證明這個說法正確，這絕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榮幸。因為只要他重申的次數夠多，言行也以此作為背景，最後他一定可以證明自己是對的。

除了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本質之外，這些蘇維埃頭子的腦袋瓜天生就認定：無論如何，只要是反對勢力就不可以公開承認它有甚麼優點或正當性。而這種反對勢力的源頭，絕對是不可救藥、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只要公開承認資本主義仍存在於俄國，就能以此作為藉口，實施獨裁。但是，當資本主義餘毒被逐漸清除之後，獨裁的正當性就消失了，在官方宣稱完全剷除國內資本餘毒之時，獨裁也必須跟著消失。而且，既然國內已無資本主義餘毒，當然就更不能承認被解放的人民對克姆林宮有自發性的嚴重反抗行為。所以，蘇維埃政權必須將矛頭指向國外的資本主義威脅，才能繼續獨裁。

這個情況很久以前就開始了。1924年，史達林特別為保留「鎮壓機關」（也就是軍隊跟祕密警察）辯護：「只要有資本勢力包圍，就會有介入的危險以及介入帶來的不良後果。」從此，配合此說，所有俄國內部的反對勢力都被描繪成，對抗蘇維埃的外國勢力的打手。

同樣道理，蘇俄特別強調基本的共產思想概念：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世界對立。從很多地方可以清楚看到，這概念根本毫無事實根據。蘇維埃思想與戰術在國外引發反感，而納粹德國與日本之類的強國也確實在30年代後期對蘇聯有侵略意圖，但是這些都不是蘇維埃所堅稱的資本與共產的矛盾。而且，有足夠證明顯示，莫斯科強調外國威脅蘇維埃社會，並不是真的外界有敵意，而是為了替國內獨裁政權的正當性找藉口。

我們今天所認識的蘇聯政權，就是蘇聯不斷追求國內毫無限度的威權，並因此謊編受外界敵視的神話，所打造出來的結果。不合這些目的的國內機構，任其凋零，反之則不斷膨脹。蘇聯政權就這樣建立在黨的鐵的紀律、無所不在而嚴厲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國家經濟壟斷的基礎上。蘇聯領導人拿來對付政敵的「鎮壓機關」，成了人民的主人，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今天，蘇聯主要的政權機關，都致力於使獨裁制度更臻完善，並維繫一種觀念，即俄國被包圍著，敵人就在城牆下。而組成權力機構的百萬官僚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維護這種觀念，否則他們自己本身就變多餘了。

目前看來，俄國統治者無法放棄鎮壓機關。建立專制政權的過程己經進行了近三十年，其規模在當代無可匹敵，它除了引起國外的敵視外，亦導致了國內反抗。警察機關的過度擴張，使得國內潛在的反對力量比以前更加強大且危險。

但是蘇聯頭子絕不會放棄這種獨裁政權所賴以維生的虛構神話。種種以蘇維埃為名的獨裁暴行，已經把這個虛構的東西深深地嵌死在蘇維埃哲學之中，其結合力量，比單純的意識形態還要更大。

第二部分

談完了歷史背景，現在來看看它如何造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

官方完全保留了傳統的意識形態理論。他們仍堅稱，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罪惡的，毀滅是必然的，而無產階級的使命就是促使資本主義滅亡，將政權奪回。但是，重點觀念仍然跟蘇維埃政權有密切相關。這些觀念關係到，蘇維埃在黑暗迷失的世界中唯一真正社會主義政權的地位，也關係到內部的權力關係。

其中第一個觀念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固有的對立。我們己經看到，這個觀念是如此之深地嵌人蘇聯政權基礎中。它對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蘇聯的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意味著蘇聯不可能真正地相信自己與資本主義強國的目標有可能一致。莫斯科總是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目標與蘇維埃政權對立，也違背它所控制的蘇聯人民的利益。如果蘇聯偶而在違背此一觀念的協議上簽字的話，這只是對付敵人的手段罷了，後果對方自負。基本上，對立一直存在，對立是理所當然。由對立衍生而來的克里姆林宮 外交行為，令人困擾：搞神秘、不坦白、欺騙、疑心、以及不懷好意。在可見的將來，這些現象不會消失。當然，其程度與焦點會有所變化。當蘇聯人有求於我們時，上述的某個行為特徵可能會暫時消失。這種時候，總有些美國人會欣喜若狂，認為俄國人有所改變，甚至有些人以此居功。我們切不可被這種手段迷惑。蘇聯政策的這些特徵，與導致這些特徵的觀念，是蘇維埃政權天生的基本特質，只要蘇聯政權本質沒有改變，我們就必然要面對這些行為特質，不管它是明著還是暗著來。

這意味著，今後有很長一段時間，蘇聯仍是很難打交道的。這並不是說，蘇聯要進行殊死戰，在某個限期內推翻我們的社會。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的理論，有個值得慶幸的義涵：它並不急於實現這個目標。它可以長期慢慢地籌備最後的決戰。籌備期間，至關重要的是，國內外的共產黨員應當熱愛與捍衛「社會主義祖國」---意即蘇聯---並促進她的繁榮，協助牽制及迷亂她的敵人。在國外推行不成熟而冒險的革命計畫，會使莫斯科難堪，因此被視為不可原諒，甚至是反革命的行動。社會主義的理想，就是莫斯科所定義的支援和發展蘇聯力量。

我們再來看蘇聯的第二個觀念，即克里姆林宮 是絕對正確的。在蘇聯權力思想中，不允許黨外的獨立組織，因此就必須在理論上把黨的領導作為真理的唯一泉源。因為，如果其他地方也有真理，那麼組織黨外活動就有了正當性。這是克里姆林宮 不能也決不會允許的。

因此共產黨的領導永遠是正確的，自從史達林在1929年宣佈政治局一致贊成他的領導地位之後，就一直如此。

由於黨絕對正確，黨就有了鐵的紀律。事實上，兩者是互為依存的。嚴格的紀律，有賴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權威，要求嚴格的紀律。這兩者的結合，決定了整個蘇維埃機器的行為。但是還要加上第三個因素，才足以理解其功效：為了策略考量，黨可以在任何時候隨心所欲地提出某種它認為有用處的理論，並且要求全體黨員忠實地、無條件地接受這種理論。也就是說，真理不是永恆的，它可以由蘇聯領導人自己創造出來，不管原意或目的為何。真理可以每週不同、月月有異，它不是絕對或不可變更的，它絕不是來自客觀現實。古老智慧以日新月異的樣貌呈現，這合乎歷史邏輯。

這些因素加起來，造成了下屬機構不可撼動的頑固，以及行事僵硬，但是克里姆林宮 卻可以隨意改變行事方針。這是其他國家無法辦到的。一旦在某個特定的當前議題上制定了黨的路線，整個蘇聯政府機構，包括外交機關，就像上滿發條的玩具汽車，頑固地朝著既定的方向前進，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來。組成這個政權機器的成員，不為外來的論點與理由所打動。他們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導他們不信任外部世界。就像留聲機前的白狗，他們只聽得到主人的聲音。只有主人才能改變也們的目標。因此，外國使節不可奢望以言辭對這些人員有所影響，至多只能希望自己所說的話會被傳給蘇聯最高領導階層，只有他們才能改變黨的路線。但是，這些人也不太可能會受到資產階級代表的尋常邏輯所動搖。沒有共同目標，就不可能有一致的思維方式。所以，事實對克里姆林宮 具有說服力，單純的言辭卻沒有。言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作為後盾，俄國人才聽得進去。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意識形態並沒要求他們急於實現目標。和教會一樣，他們只經營永久的意識形態，可以耐心等待。他們決不會為了未來虛幻沒有價值的東西，去拿目前的革命成果冒險。列寧本人就諄諄教誨，追求共產主義目標既要謹慎又要靈活。俄國的歷史教訓又加強了這些告誡：幾世紀以來，俄國人在毫無屏障的遼闊平原上與遊牧民族進行偏遠的戰爭，小心謹慎、深思熟慮、靈活應變、欺詐，都是非常有用的特質，而俄羅斯和東方民族就崇尚這些特質。因此，俄國人並不會因為在強敵面前退卻而覺得丟臉。由於不急著消滅資本主義，他們並不會因為必要的退卻而慌亂。俄國的政治行為就像一條溪流，只要環境許可，就不停地朝著一個既定的目標推進。它最在乎的是，在世界權力的大盆地中，盡量灌注它所觸及每一個角落和縫隙。如果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它會達觀地接受並適應這一現實。重點是持續的推動力，朝著最終的目標不斷推進。在蘇維埃心理當中，沒有任何蛛絲馬跡顯示，他們會想要在確切時間內實現目標。

因此，處理蘇聯外交，比對付諸如拿破崙和希特勒等侵略性格的領導人物，更容易也更困難。一方面，蘇聯對敵手的力量較為敏感，當覺得對方力量太強大時，會比較願意在某些外交區塊上作出讓步，因此在權力的邏輯與語言方面更有理智。另一方面，敵方的一次勝利並不能擊敗他們或使他們喪失信心。由於俄國堅定有耐心，對付它不能純靠反映民主世界一時輿論的零星行動，而是要執行巧智而長期的政策----目標比蘇俄的更穩健、執行方式更多變化、資原更豐富。

在這種情形下很明顯地，美國對蘇政策的主要特色是：長期有耐心，但堅定且保持警戒，以圍堵俄國的擴張企圖。但是要注意，這種政策並不是外表的裝腔作勢，它並不等於威脅、恫嚇或擺出不必要的「驃悍」姿態。雖然說克里姆林宮 對政治現實的反應基本上是有彈性的，但這決不意味著它會不顧自己的聲譽。跟幾乎所有其他政府一樣，笨拙的恫嚇行為有可能會迫使蘇聯不得不抵抗，縱使現實上不該抵抗。俄國領導人很瞭解人類的心理，他們很清楚，在外交上大發脾氣或喪失自制力，無助於力量的增強。他們擅長利用敵方這種弱點。因此，為了有效地與俄國打交道，外國政府絕對必須保持冷靜鎮定，要以不易損害其威望的方式向俄國提出要求。

第三部分

十分明顯地，根據以上的分析，靈巧而戒慎的反制行動，可以遏止蘇聯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壓迫。隨著蘇聯謀略的變動，我們可以不斷地配合移動地緣與政治重點，但是別期待以誘導勸說方式來解除這種壓力。俄國人準備面對長期的鬥爭，並且也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記住，曾經有一段時間，共產黨在俄國國內比蘇聯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然而，如果說意識形態使俄國統治者認為真理站在他們那一邊，他們可以耐心等待最終的勝利，那麼，缺乏這種意識形態的我們，可以儘管客觀地判斷這個論點是否站得住腳。蘇聯的這個理論，不僅表示它的經濟前途完全不受西方控制，而且還假設俄國可以長治久安，無限期地享有團結、紀律和耐性。讓我們把這個神話拉回現實面，假設西方有力量與資源圍堵蘇聯政權十到十五年，這對俄國將意味著什麼？

蘇聯領導人利用現代技術給專制帶來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權下服服貼貼。很少有人對也們的權威進行挑戰，就是有也都在國家鎮壓機關面前敗下陣來。

克里姆林宮 亦證明自己能不顧居民的利益，在俄國建立起重工業，雖然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繼續發展中，並且日益接近主要工業國家的水準。所有這些，不管是維持國內政治安全還是建立重工業，都是以大量的人民性命、希望、及精力作為代價。它強迫勞動，其規模在非戰爭時期的現代社會是空前的。它忽視並荼毒蘇聯經濟生活的其他層面，特別是農業、消費品生產、居住與交通。

不只如此，戰爭又添造巨大的財產損失、人員傷亡與疲憊。結果是，今天的蘇聯人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極為疲乏。人民群眾感到幻滅、懷疑，不再感受到蘇維埃的魅力，而這種魅力目前還在吸引著國外共產信徒。戰時策略性地開放宗教之後，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把握住教堂帶來的些微舒緩。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這個政權的目標已無法喚起人民的忠誠與奉獻。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肉體與精神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是最殘酷的獨裁政府也無法驅動他們。強制勞動營和其他強制機關，臨時找藉口強迫人民超時工作，勞動時間超過了勞動者的意願，也超過單純經濟壓力之所迫。即使他們倖免於難，也提早衰老，這些都該算是獨裁的犧牲品。是生是死，他們最佳的力量都未能用於造福社會或國家。

唯一的希望在年輕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儘管歷盡磨難，但是他們數量大、活力旺，況且俄國民族是個才華橫溢的民族。不過，蘇聯獨裁政權施加於童年的不正常精神緊繃，隨著戰爭增長，這對成年後的行為有何影響，還有待觀察。除了最偏遠地帶的農場與村莊，正常家庭環境該有的安全感與穩定，根本已經在蘇聯消失了。至今尚不清楚，這是否對現在剛要成年的新生代的整體能力產生影響。

另外，蘇聯經濟雖取得了某些驚人的發展，但其發展是危險的點狀與不平衡。說「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俄國共產黨人，想想自己的國家經濟狀況時，應該臉紅。蘇聯經濟的某些部門如冶金和機器製造業所占的比重之大，與其他部門完全不成比例。它僅有一個原始的鐵路網，還沒有稱得上是公路網的運輸建設，竟然想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的工業強國之一。他們雖然已經做了不少努力，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教導原始的農民一些機器操作常識，但是整個蘇聯經濟嚴重管理不善，建設急就章，品質低落，一定貶值得很厲害。在相當多的經濟區塊裡，尚未能夠將把西方技術工人的生產觀念與技術尊嚴注入勞力生產。

疲憊、沮喪、活在恐懼和壓迫之下的人民，怎可能在短期內克服這些缺陷？只要這些缺陷未被克服，俄國將仍然是個經濟脆弱、在某個層面上很無能的國家。它有能力輸出它的熱情，散發原始政治活力的怪異魅力，卻無能展現實在的物質力量與繁榮，來支撐產品輸出。

同時，蘇聯政治生活也籠罩在極不穩定的陰影當中。這種不穩定來自於從某人或某集團到另一個人或集團的權力轉移。

史達林個人的地位，很明顯地就是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史達林取代列寧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是目前蘇聯個人權力轉移唯一的一次經驗，花了十二年時間才穩固下來。它使得上百萬人喪生，並撼動國家根基。伴隨而來的衝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都可以感受得到，對克里姆林宮 很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權力轉移會是靜悄悄，不惹人注目，也不會在任何地方引起反彈。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列寧所說的「難以置信的快速轉移」，從「細膩的欺詐」到「野蠻的暴力」，這是俄國歷史的特點，到時候恐將再度撼動蘇聯政權的根基。

但這不僅僅是史達林本人的問題。自從1938年以來，蘇聯高級領導階層的政治生活，就有著危險的凍結現象。理論上來說，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至少每三年開一次會。然而，從上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塊整整八年沒開會了。在此期間，黨員數量增加了一倍。戰爭中大量的黨員喪生，今天一半以上的黨員是在上次黨代會以後被吸收的。在國家民族經歷了劇烈的動盪之後，仍然是同樣的一小撮人盤踞最高地位。確實，戰爭會給西方每個國家的政府帶來根本的政治變動，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基本上也應該存在於隱晦的蘇聯政治生活中，但是在俄國卻找不到這些因素。

即使在共產黨這樣具有高度紀律的組織裏，大批只是最近加入共產運動的黨員群眾與終身踞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小集團之間，在年齡、觀點和利益上的差異也勢必日益擴大。大部分黨員群眾從未見過這些最高領導人，從未與他們談過話，當然也不可能與他們有密切的政治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誰知道黨的新舊領導交替（遲早會發生的）是否能夠和平順利地進行？或者競爭對手們會不會為了追求更高權力，轉向這些青澀沒經驗的群眾，尋求支持？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奇異的狀況將會出現。因為全體黨員歷來習慣於鐵的紀律與服從，完全不懂妥協與包容。如果團結遭破壞從而使黨癱瘓，俄國社會將會出現難以描述的混亂和虛弱。因為我們知道，蘇聯政權只是掩藏烏合之眾的外殼而已。政府根本不容許人民結社，在俄國甚至連地方政府這種東西也不存在。目前這一代的俄國人，不懂得集體行為的自發性。假使最後出現了甚麼情況，破壞黨這個政治機器的團結與效能，那麼蘇聯很可能會在一夕之間，由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變為最弱、最可憐的社會之一。

因此，蘇聯政權的未來，根本不會像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宮 所說的那麼安全。他們能夠把持政權，這點他們已經示範過了。他們能否和平順利地完成政權的新舊交接，則有待證明。同時，國內暴政與國際動盪，己經嚴重地挫傷了該政權所依靠的偉大人民，使他們喪失了力量與希望。很奇怪的是，今天蘇聯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俄國境外或密警勢力之外，影響更大。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湯瑪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個比喻。湯瑪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他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顆向地球發出明亮光芒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誰敢斷定，克里姆林宮 灑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的人民的強光，事實上是不是行將消失的星座的餘輝？既不能證明如此，也不能否定如此。但是以下這個狀況是有可能的（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即蘇聯政權，正像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一樣，本身包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些種子早已萌芽滋長。

第四部分

顯然，美國不能指望在可見的將來與蘇聯政權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政治舞臺上，應繼續將蘇聯當作競爭對手而非夥伴。要明白，蘇聯不可能真心熱愛和平與穩定，也不相信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可以長期友好地共存共榮。蘇聯一直都謹慎小心地在施加壓力，以期削弱並瓦解敵方所有的影響與力量。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雖然俄國整體而言敵視西方，但是它的實力弱，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頗大；它在政策上的變通性很大；蘇聯內在的缺陷很可能造成自身最後的衰敗。這些就足以給美國信心採取堅定的圍堵策略。在任何一個點上，只要俄國人有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跡象，就以堅定不移的力量來反擊。

但是，美國的政策不能只限於被動的守株待兔。美國絕對有能力主動出擊，去影響俄國境內與境外的共產運動發展，這些運動對蘇俄的政策有決定性影響。這不單單指在蘇聯及其它地方搞情報活動，儘管這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美國必須在全世界有效地樹立起形象：美國的目標明確；美國有能力處理本國的問題，也能承擔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的精神力量強大，足以在各種強大的意識形態潮流中堅定自己的信念。倘若能創造並維護這樣的形象，俄國共產主義目標就會幻滅，共產追隨者的希望與熱情就會凋萎，克里姆林宮 的外交政策也將承受更大壓力。因為，共產主義的哲學，就奠基在資本主義的老朽衰敗。甚至二戰結束後的美國，並未經歷紅場烏鴉們所預言的經濟衰退，這一事實就將在共產主義世界引起深遠的迴響。

同樣地，如果美國表現出優柔寡斷、紛爭不和以及內部分裂的跡象，這將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有極大的助益。只要上述任何一個傾向出現，共產主義世界將大受鼓舞，莫斯科將興高采烈，搭上共產主義順風車的國外支持者將大增，莫斯科也會順勢在國際事務上施加更多的壓力。

美國可以單挑共產主義運動，決定其生死，並迫使蘇聯政權提早垮臺，這是誇大其詞的說法。但是美國確實能夠對蘇聯的政策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 的行為變得更加節制與審慎，從而導致蘇俄政權的垮臺或逐漸轉為溫和。因為，任何神秘的救世運動—特別是克里姆林宮 的救世運動—在遭遇挫折之後，必然轉而尋求各種方法來適應事態發展的邏輯。

因此，大部分的決定權都將落在美國身上。美蘇關係在本質上，是對美國身為國際一員的價值之考驗。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須發揮自身最優良的傳統，去證明自己配稱為偉大的國家。

確實，這是一個最公平的對國家素質的考驗。面對這樣的環境，深思熟慮的美蘇關係觀察家，沒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宮 對美國的挑戰。他應當感謝上帝，因為上帝給美國人民這麼艱鉅的挑戰，讓我們為了維護這個國家，必須團結一致，並接受歷史所託付的道義和政治領導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