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作者：人民日報編輯部 1959年5月6日 |
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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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少數賣國賊發動的一場叛亂戰爭，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亂分子所造成的流血衝突，隨着他們的可恥的失敗，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現在，西藏正在面臨着一次和平的革命，這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所指出的西藏廣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這是一場革命，是１９４９年前後席捲中國大陸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這場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八年中，一直因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而拖延了。在叛亂平定之後接着進行的革命，將是一場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對於西藏的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階級將採取購買的政策，就跟在漢族地區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差不多。因為在西藏人民的背後，有全中國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億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條件這樣做。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輿論正在對西藏問題大談特談，這是一件極大的好事。這個從來不曾被人們認真注意過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萬人民，完全有權利享受這分光榮，讓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全世界的議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煉。有些外國人說：西藏的少數反動分子的叛亂是「革命」，是「民族主義」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們應該獲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獨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積極支持下對於叛亂的平定，則是「武裝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希特勒」。這樣說的人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是各國的反動派，例如亞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艷和蔣介石（但是他並不贊成西藏獨立，而要求西藏歸順台灣）。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態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卻同帝國主義站在一邊，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數，在本國也是少數，但是他們控制着相當大量的宣傳機器，一時顯得頗為囂張。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亂是反動的，平定叛亂是正義的。社會主義各國人民一致支持中國人民對叛亂分子的鬥爭。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站在中國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數。他們包括各國的勞動人民，主張正義和進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對外國侵略外國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國干涉西藏，就等於贊成外國干涉印度尼西亞、錫蘭、柬埔寨、尼泊爾、伊拉克、古巴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內政，等於贊成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正義的聲音暫時沒有那批反中國的宣傳機器所造成的喧聲高。有些人感覺難過：好端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亂，豈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亂既然發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壞事就變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這次叛亂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將最終結束外國干涉西藏的歷史，這對於中印友好的真正鞏固也是完全必要的。總之，對於這種種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國人民應該認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那些對西藏問題大嚷特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民，也將會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本報編輯部按：在我們寫好這篇評論以後，我們讀到了尼赫魯總理５月４日在印度聯邦院的講話。這篇講話的主要論點並沒有超出４月２７日講話的範圍。所以，我們沒有對它作任何的修改和補充。）
尼赫魯先生從今年３月１７日到４月底，在議會講西藏問題，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願望」，反對中國的所謂「武裝干涉」。在４月２７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報已經在４月３０日全文發表過了。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現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他對於西藏叛亂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個提要：
「情況無疑是困難的。一方面，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社會；而另一方面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看來很難有任何會合點。與此同時，某種形式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來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發展了，西藏長期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部分地被衝破了。雖然物質上的障礙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卻增加了。顯然，衝破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的嘗試或者沒有作，或者作了沒有成功。
「如果說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層反動分子』負責，看來這種說法是把一種複雜的情況異乎尋常地簡單化了。甚至根據得自中國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亂的規模也是相當大的，這個暴亂的基礎一定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影響着上層階級的人，而且影響着其他人。毫無疑問，既得利益集團參加了暴亂，並且企圖從中得利。試圖用頗為陳腐的字眼、措辭和口號來解釋情況，是很少有什麼幫助的。
「當這些不愉快的事態發展的消息傳到印度來的時候，立即引起了強烈的普遍的反應。這種反應並不是政府引起的。這種反應實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這種反應主要是一種基於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產生也還基於同西藏人民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聯繫所造成的親密感情。這是本能的反應。不錯，印度有些人的確企圖把這種反應引導到不當的方向，而從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應卻是明擺着的事實。如果這裡的反應尚且如此，那麼人們就不難設想西藏人自己的反應怎樣了。也許亞洲的其他佛教國家也有這種反應。當這種實質上不是政治性的強烈情緒存在的時候，那是不能僅僅用政治方法來處理的，更不能用軍事方法來處理了。我們一點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時，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們對於他們的困難處境感到非常難過。我們仍然希望，中國當局會採取明智的態度，不使用他們巨大的力量來對付西藏人，而根據他們自己就西藏地區的自治作出的保證，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首先，我們希望，目前的戰鬥和殺戮將會終止。」
尼赫魯所謂西藏的「停滯不前的、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他沒有說明。但是，這正是全部問題的出發點。我們的討論必須從這裡開始，也只能從這裡開始。
西藏社會是一個領主莊園制的農奴社會。在西藏，主要的生產資料——全部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屬於三種領主，也就是農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貴族。這三種農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萬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萬人左右。所有的農民和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只能為農奴主勞動。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別隸屬於不同的農奴主。農奴主的領地一部分屬於專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種這些土地的農奴要無償地擔負封建政府各種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這些領地上的一部分農奴擔負。其餘的領地是農奴主的所謂「自營地」。在這種領地上，農奴要用自己的耕牛農具（有時還要帶自己的伙食）為領主耕種全部土地，而領主只給一小塊（約占領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給農奴作為代價。農奴每年要用絕大部分時間在農奴主的土地上勞動，並且要為農奴主作各種無償的勞役。在以上這兩種領地上，農奴的勞動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為農奴主的剝削收入。農奴的收入一般都難於維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農奴主借高利貸。大批農奴所欠的債無法償還，以至有已經欠了幾百年的債。農奴不但沒有任何政治權利，而且沒有普通的行動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須由領主准假。
西藏的貴族是世襲的。全西藏現在有貴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財產多少而定。大貴族約占貴族總數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幾家，他們每家都有幾十處莊園，幾千個農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權力始終掌握在這些大貴族手中。貴族和農奴等級的界限很森嚴。農奴見了貴族要迴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講話也要有一定的講法，不許講錯。貴族對於逃亡的農奴或者其他被認為違法的農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還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腳筋、挖膝蓋骨等各種駭人聽聞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當宗教活動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必須加以保護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統治者，到目前為止，卻都同時是農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業方面對於農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寺院對農奴還多一重以宗教名義進行的剝削。寺院內部也是等級森嚴，農奴出身的貧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剝削者。寺院內也設有各種刑具和牢獄，對於農奴和下層喇嘛可以任意處刑，其殘酷的程度同其他農奴主沒有兩樣。
大致說來，貴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屬於封建政府。
建築在這樣反動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農奴制基礎上的西藏政教中樞，當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農奴主的集合體。在這些最大的農奴主中間，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各種可怕的腐敗現象和內部鬥爭。在達賴喇嘛周圍的一部分掌握權力的高級官員中，為了爭權奪利互相殘殺毒斃的事件層出不窮。達賴喇嘛，並不是像尼赫魯所說的那樣，無條件地被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這些人經常把達賴喇嘛當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他，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時候，甚至把達賴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們知道，１８５５年，達賴十一世只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在布達拉宮暴亡；隨後，１８７５年，達賴十二世又在二十歲的時候在布達拉宮暴亡。英帝國主義侵入西藏以後，西藏上層反動統治者傾軋異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殘酷了。１９２３年，班禪九世被迫終身逃亡內地；１９４７年，擔任了八年攝政的熱振呼圖克圖被逮捕並勒斃獄中；同年，現在穆索里的達賴十四世的父親，也因為具有愛國思想，被裡通外國的反動分子為了便於控制達賴而毒死；１９５０年，致力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格達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屍滅跡。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統治集團中外國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這個社會過去確是停滯不前的，不但經濟衰敝，文化落後，連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這個社會的制度絲毫也不「溫和」，絲毫也不「人道」！這個社會制度是一個十足的落後、反動、殘酷、野蠻的制度！
試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鬧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你們所宣傳的西藏的自治或「獨立」是誰的自治或獨立呢？你們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亂的失敗是誰的失敗呢？看起來，很多所謂「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們所同情的並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壓迫者、剝削者、殘殺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腦。在西藏的大農奴主剜出農奴的眼睛和心臟來的時候，這些同情專家不覺得是悲劇，不向這些農奴主要求溫和和人道。在這些大農奴主向駐守在自己國土上的人民解放軍舉行武力進攻的時候，在他們用野蠻的方法殘殺被他們俘虜的解放軍戰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時候，同情家們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這些農奴主能夠進行百年的游擊戰爭，也不向他們要求溫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軍對於這些堅持叛亂的豺狼由防禦轉入進攻的時候，也就是說，唯有在這個世界上最殘酷最野蠻的農奴制度由於武裝匪徒的叛亂的失敗而最後遭遇着危機的時候，一切什麼悲劇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獨立呀的叫喊，就像潮水衝破了閘門一樣地泛濫起來了。由此可見，進行這種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於誤會以外，根本是最反動的農奴制度和最野蠻的大農奴主的衛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敵人。也正因為這樣，這個梅特涅（注）式的反革命的「神聖同盟」才會把美國國務院、英國殖民主義者、南朝鮮李承晚、南越吳庭艷、中國蔣介石和印度的反動黨派人民社會黨、人民同盟聯繫在一起。這有什麼奇怪呢？
（註：克勒曼特·梅特涅從１８０９到１８４８年先後擔任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和首相。１８１５年俄國的沙皇、奧地利帝國的皇帝和普魯士的國王為了共同鎮壓當時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簽訂了一個同盟條約，結成了所謂「神聖同盟」。後來，歐洲各國的君主都參加了這個同盟。梅特涅是這個「神聖同盟」的組織者和領導人。）
我們感到驚異的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顯然跟這個同盟中的許多骯髒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於印度、不利於中印友好、不利於尼赫魯自己的陰謀詭計，另一方面卻不由自主地被這個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運動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觀虎鬥，拍手稱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這是我們非常難過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鄰邦印度的總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對於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國的友人，一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對者。而且，他對於社會進步，也曾經發表過不少開明的言論。例如，他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在獄中所寫的「自傳」一書中，儘管對共產主義表現很多誤解和偏見（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帶着在資產階級環境的「薰陶中所養成的一切偏見」），但是他仍然承認，由於用科學方法研究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時事，「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對今天世界上發生的變化做出了最精闢、最深刻的分析」。他並且說：「經濟利益形成各團體和各階級的政治觀點。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這種利益。個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棄特殊的權利，雖然這是少有的事情，但階級和團體卻不會這樣。因此，感化一個統治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它的權力和特權，這樣的企圖一直是失敗的，似乎也沒有什麼理由說將來能夠成功。」尼赫魯在這裡說得很對。但是，他在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的講話中卻唱着一種多末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拋棄了他以前發表過的見解，或者是實際上沒有了解他所曾以為了解過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他現在責備我們沒有能夠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權力和特權，而且企圖把對於西藏社會的階級分析作為「頗為陳腐的字眼、措辭和口號」一筆勾消，把極端對立的農奴和農奴主這樣兩個階級，描寫成為「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一個單一的社會！當然，尼赫魯的這個企圖是我們所無法同意的。西藏社會的階級對立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根本不是什麼字眼、措辭、口號的問題，更談不到什麼陳腐。改革當然要採取行動，當然要有利於絕大多數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於極少數堅決反對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況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於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萬人。其餘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萬人，這裡面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堅決反對改革、直至舉行叛亂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我們已經說過，兩萬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脅欺騙的勞動人民（任何反革命軍隊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麼，參加叛亂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萬人的百分之一多一點。以為整個西藏上層階級都叛變了的想法是不正確的。而且，在這六萬人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贊成改革的開明人士。因此對於上層階級也必須分別情況，適當對待，這是我們所一向堅持的政策。如果說，上面說的這些不同情況的人對於改革都是同樣擔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樣有障礙的，那是不合乎實際的。至於要求改革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對於改革有什麼要擔心，有什麼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礙呢？
尼赫魯在討論西藏社會的時候，雖然並不反對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團在叛亂中的作用，但是整個說來，他不但沒有涉及這個社會的極端殘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實際上把極大多數被剝削者和極少數剝削者混為一談，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否認西藏叛亂要由少數上層反動分子負責，把中國人民平定叛亂的正義行動說成是「悲劇」，對於叛亂表示同情。這樣，他就犯了一個極可惋惜的錯誤。作為印度的朋友，作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當事人，我們認為，指出這個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麼，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個中國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國漢族地區在解放前雖然不是農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沒有脫離封建社會的範圍。這個社會也是一向被稱為停滯不前的、沒有變化的、與世隔絕的社會。有些人也曾經譏笑我們是從陳腐的、過時的、極端簡單化的和完全不合國情的外來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斷言我們的改革運動將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國，是聽命於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歷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確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對於共產主義者的種種攻擊和誹謗，一概都徹底地破產了。停滯不前的、沒有變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變而為生氣勃勃、迅速前進的中國，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過去的停滯不前，不過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落後的生產關係的束縛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才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國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稱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儘管也曾暫時迷惑過一部分群眾，卻真正被證明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國歷史的這個結論，尼赫魯總理也是不至於反對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僅僅限於「西藏人民」，而擴大到整個「中國人民」，那麼，整個中國革命也就要變成為令人百倍難過的空前的大「悲劇」了。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比西藏的兩萬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層反動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戰爭的規模也大得多，總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應該強烈得多。但是，據我們所知，尼赫魯總理在同情整個中國的時候，並沒有同情於漢族的「大農奴主」；而在同情中國的一部分——西藏的時候，卻同情於西藏的「小蔣介石」。這種極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為他所講的只限於西藏，而西藏人和漢人是不同的。這就是說，漢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將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礙。西藏人和漢人不同，千真萬確。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維吾爾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國的其他許多少數民族，也都和漢人不同。在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政府面前，存在着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培養了各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並且在漢族人民中，特別是在漢族幹部、共產黨的漢族黨員和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中，認真地進行了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教育。我們採取了資本主義世界上沒有先例的辦法，在漢人占人口多數的民族雜居地區說服漢人，建立了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僮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西藏，為了爭取西藏上層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裡，一直保存着原來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暫時不要進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像所謂達賴喇嘛聲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權利，那麼，那些叛國有據的反動分子早就會被逮捕懲處，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會拖延到現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對那些反動分子採取了如此仁至義盡的態度，甚至在拉薩叛亂爆發以後，甚至在知道達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部隊還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區直接發動了武裝攻擊的七小時以後，才開始舉行還擊。很明顯，到了這一步，反動分子已經把和平解決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堅決討伐和平定叛亂以外，任何其他的辦法都沒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區的叛亂，如果它願意先下手，當然早就可以把羅布林卡包圍起來，使叛匪無法劫走達賴喇嘛。每個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會懂得這個道理，而決不會去理睬什麼兩三發炮彈打向宮殿、落入池塘的童話。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面對着這種嚴重局面，始終堅持不打第一槍的方針，正是說明了共產黨人對待民族問題始終是很慎重的，對於爭取西藏上層分子尤其盡了最大的努力。這種政策，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認真執行，資產階級或者其他剝削階級就是想要這樣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這裡，在民族關係問題上，根本的關鍵仍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問題。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這無疑是一個好的主意，雖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過去和現在沒有這樣作。事實上，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徹底地正確地解決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民族之間的糾紛和隔閡，基本上是剝削階級造成的，剝削階級也永遠不可能消除這種現象。但是各民族的勞動人民，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之下，完全能夠通過一定的努力，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切糾紛和隔閡，結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誼。中國歷史上有過長時期的民族壓迫和民族鬥爭。蒙古統治者和滿洲統治者壓迫過漢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而漢族統治者也壓迫過蒙古人、滿洲人、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占人口絕大多數並且是革命主力的漢人，現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員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現在不是去壓迫和剝削那裡的少數民族，而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在一起，幫助那裡的勞動人民從本民族的壓迫者、剝削者手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民主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起來的基礎。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漢族人員，包括人民解放軍的漢族官兵，不但沒有騎在少數民族人民的頭上擺威風，相反，他們是跟當地民族的革命幹部一道，做少數民族人民的勤務員。他們常常不避艱險，同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同甘共苦，為他們的權利和幸福而鬥爭。這樣，各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以及各少數民族的一切愛國的、贊成改革的上中層分子，就同漢族的勞動人民聯合一致，像漢族人民一樣地推翻了他們本民族的上層反動分子的反動統治。這樣，各民族的糾紛和隔閡的根源就消滅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獲得了真正鞏固的基礎。這個過程，在內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寧夏、甘肅、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都已經實現了。在這個過程中，領導改革的人員都竭力團結各少數民族的贊成改革的各階層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間和改革以後都同他們保持密切的合作。誠然，不可能沒有鬥爭，而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族地區還曾經發生了武裝叛亂。但是，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過的，這些藏族地區的叛亂，正是由西藏的反動分子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動起來的。
在西藏，由於那裡的大農奴主的統治在和平解放的過程中沒有受到變動，他們仍然能夠利用合法地位指揮保衛農奴制度的舊藏軍、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動的政治機構，並且繼續跟一些外國干涉者相勾結。因為這樣，在那裡不但沒有進行改革，而且還能夠發動這一次的叛亂。但是，即使如此，從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來，西藏人民仍然是屢次三番地熱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熱中的西藏人民所擔心的不是改革，他們擔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過於遷就西藏的大農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義者諸君須知：西藏的農奴也是人，要他們相信那些無情地勒索他們、鞭打他們、挖出他們的眼睛的魔鬼是他們的保護人，是不可能的；要他們相信那些幫助他們勞動和治病、不取他們一針一線的解放軍戰士是他們的仇敵，是不可能的。這就是這次叛亂儘管打着民族旗號和宗教旗號，儘管有高山深溝的地形，儘管有各種名目的外國援助，卻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轉瞬之間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對於平定叛亂的人民解放軍收繳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繳了叛匪的槍枝，收繳了農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這三樣東西把他們壓迫得太慘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動帶路，自動報告匪情，自動協助捕捉殘匪，搜查槍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處，就接收了群眾自動收繳來的槍幾百枝。在山南，許多村莊的居民聽說解放軍要來，馬上聚集起來向戰士獻哈達，獻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時向解放軍哭訴叛匪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軍一定要替他們報仇。貢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條橫溝阻擋解放軍前進，但是叛匪一走，當地居民馬上把壕溝填平。解放軍一到林芝，當地的群眾馬上自動組成一支騾馬運輸隊，幫助解放軍運送彈藥糧草，並且跟隨解放軍一道追剿殘匪。這種感動人的例子是說不完的。叛亂一平，廣大群眾很快協助人民政府恢復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協助下轉入生產。山南的春耕雖然因為叛匪騷擾推遲了半個月，但是，在解放軍的幫助下，播種期並沒有延長。那裡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糞、播種，整修渠道，並且唱出了多久沒有唱過的歡樂的歌聲。農民們紛紛詢問什麼時候分配土地。在根據群眾要求，宣布叛亂頭目的土地今年實行誰種誰收以後，劫持達賴喇嘛的主犯之一大農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開蘇溪卡的農奴，馬上自動把所有勞動力組織成為勞動互助小組，共同耕種所有的土地，爭取豐收。很明顯，西藏的農民們相信，他們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來了。很抱歉，我們在這裡的話說得太長了一點……但是，關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們請看，這一切跟清朝以來的舊式中國軍隊進駐西藏的時候所遇到的景象多麼不同！跟英國侵略軍由印度攻入拉薩的時候所遇到的景象多麼相反！試問：怎麼能夠把人民解放軍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叛匪的正義行動，描寫成為民族鎮壓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魯先生斷言，漢族社會和藏族社會兩者之間很難有任何會合點，衝破雙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礙的嘗試不是沒有作，就是作了沒有成功。對於西藏的勞動人民，這個問題現在已經由事實作了答覆，而且將來還會作出更大量更生動的答覆。就是對於藏族的上層分子，他們中間許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礙，也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變化。達賴喇嘛在被劫持的情況下完全自發地、秘密地寫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和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喜饒嘉錯、阿旺嘉錯、黃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一方面的顯著證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愛國的上中層分子。拉薩的中小學的學生，大都是上中層分子的子女，叛亂一結束就來上學，而且人數比叛亂以前大大增加。可見，斷言叛亂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亂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劇」，是沒有根據的。
有一些對中國並無惡意的印度朋友，由於受了長時間的有偏見的宣傳的影響，由於他們沒有直接看見西藏社會生活和人民解放軍活動的真相，而他們的報紙又很少發表中國方面的完整的資料，一時誤解中國的立場和政策，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水落自然石出。我們完全相信，那些暫時有所誤解的、對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仍然將信將疑的印度朋友們，終會得出客觀的結論來的。我們希望，尼赫魯先生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當然，尼赫魯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對於西藏問題的獨立的見解。他傾向於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勢力集團是一群純潔的羔羊，因而甚至在他們向我們發動進攻，仍然是我們不對。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外國朋友對於中國的事情一定要跟我們一樣看，我們更不能要求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改變他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觀點。在尼赫魯先生的思想中，顯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們不打算討論應當怎樣解決這些矛盾。在這類問題上，我們固然可以進行友好的辯論，也完全可以不辯論。大家家裡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掃門前雪就夠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魯先生在北京的時候說得好：「要把一個國家的意願強加在另一個國家的頭上，或者要把一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強加在另一國人民的頭上，任何這種嘗試一定會產生衝突，危及和平。」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我們按照他們的主張辦事。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和鄰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不是完全可以相安無事嗎？你的辦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麼我們再向你學習也還不遲。究竟有什麼必要像現在這樣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採取某種妨礙友好的干涉行為，這是我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魯總理否認印度曾經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獨立和分治前後的情況，證明印度對西藏從來「沒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們承認，尼赫魯的話，在這樣的意義上是合乎實際的，這就是說，印度政府不打算吞併西藏，或者派遣武力來干涉西藏的事務。印度始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享有對於西藏的主權。印度在１９５４年４月同中國簽訂了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並且隨後從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隊，移交了印度的郵電設施。這些都是中國人民認為滿意的。但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內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種多樣。要說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西藏過去和現在根本沒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們記得，本報也公布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國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隊進入西藏的時候，印度政府就曾經經由外交途徑進行干涉。當時，中國政府在下令進軍西藏的同時，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來北京談判。這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內政問題。但是，印度政府卻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１日三次照會中國政府，說「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認為是可悲嘆的」，是「沒有理由的」，說這對印度政府「是最為驚異和遺憾的」。照會中還提出，中國軍隊進駐自己的領土西藏，「將使對中國不友好的那些國家在這一國際事務緊急和微妙關頭，有藉口來進行反華宣傳」；在聯合國恢復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上「將會引起嚴重後果，並將使那些反對人民政府參加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的國家獲得有力的支持」；「會使中國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產生偏見」；會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就難於與此同時進行」；將不「符合中國或和平的利益」；「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緊張形勢和導向大戰的趨勢」；「已經影響到」印度與中國的「友誼關係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對此，中國政府在答覆印度政府的照會中曾經指出，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行使國家主權，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的干涉都是不容許的。這個問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如果那些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竟然利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威脅中國不得在自己的領土上行使主權，那只是再一次表示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敵對態度罷了。在中國政府一再堅決地表示了這種嚴正的態度之後，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在昌都地區取得了殲滅企圖阻擋進軍西藏的藏軍主力的重大勝利以後，滯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團才在１９５１年４月下旬到達北京。經過談判，終於在同年５月達成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重提這一段經過，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怎麼能說，印度政府從來沒有干涉過西藏呢？
不幸的是，這種干涉仍在以某種形式繼續着。這種干涉發生在中印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之後，就不能不令人更為遺憾了。就以尼赫魯總理本人來說，他在西藏叛亂發生後發表過的聲明和談話，其中雖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話我們覺得不能認為是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例如，他說，「北京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國關於西藏自治地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那裡發生了武裝干涉」（４月１３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將能維持並且享受他們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壓迫和鎮壓」（４月１４日）。試問：把中國對於自己的一個地方發生的叛亂實行平定稱為「武裝干涉」，稱為「壓迫和鎮壓」他們的「自治」，並且說什麼沒有遵守「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這一切怎麼能說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堅持說達賴喇嘛不是被叛亂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亂分子的領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對於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和尼赫魯總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訪問，豈不意味着對於一個友好國家的叛亂領袖的歡迎和會商麼？由於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明確執行不干涉的政策，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執政的國大黨主席甘地夫人和國大黨總書記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或者「自治國家」，包括國大黨在內的印度多數政黨組織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員會」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印度的報刊公然污衊中國政府「採取強盜行徑和實行帝國主義」，污辱中國國家元首是「可惡的雪人」，並且要求召開有所謂印度、西藏和中國三方面參加的另一次西姆拉會議（注）式的會議來解決純屬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西藏叛亂發生以後，甚至在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報刊就展開了一個誹謗中國的運動，規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國政界和報界對於古巴處決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試問，對於一個友好國家的內政採取這種施加政治壓力的方法，難道能說是符合五項原則嗎？
（注）西姆拉會議是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開的所謂「中英藏會議」。這次會議是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重要陰謀。參加會議的，有英國代表印度殖民政府的外務大臣麥克馬洪，西藏代表倫興香托拉，袁世凱政府的代表西藏宣撫使陳貽範。
英國代表一手把持西姆拉會議，在會上提出一個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其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政府承認西藏有完全自治權，不得改為行省」；「中國政府除西藏辦事長官的衛隊外，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英國人得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國政府不得加以限制」以及「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英國政府得派代表常駐拉薩」等等。很顯然，英國提出這個方案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統治西藏，奴役西藏人民。因此，這個方案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連當時的袁世凱政府也拒絕接受。
尼赫魯總理說，印度對於西藏問題的反應實質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種基於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於同西藏人民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聯繫所造成的親密感情。我們了解，印度人民對於中國的西藏人民具有親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對於整個中國人民也具有親密感情。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的時候，到處聽到「印度人中國人是兄弟」的熱烈口號，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對於西藏人民的感情，怎麼能被用來作為一些政界人士損害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呢？這種邏輯具有一種顯然的危險，因為，如果這樣的邏輯是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繁榮強盛的道路之後，是不是也可以用久遠的宗教和文化聯繫為理由，組織什麼「支援阿薩姆邦人民委員會」、什麼「北方邦事務委員會」，來干涉印度的阿薩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務呢？西藏自治區政府以及整個中國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對於阿薩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為一項基本政策，並且根據這種政策對那些邦的事務指手劃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對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繫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印度某種保證，那麼，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乾脆用對全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繫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對全部內政給予印度某種保證嗎？同樣，中國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對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繫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對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國某種保證嗎？那還有什麼和平共處，什麼五項原則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亂中嗎？我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們一樣，不會歡迎而且也無法容忍這樣一種國際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後兩次對於中國西藏的干涉聯繫起來，人們不難看出，印度政府雖然不打算占領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獨立，但是的確力圖阻撓中國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權。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這一方面繼承過去英國政府的傳統：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有如印度對於不丹和錫金的「宗主權」。他們所謂的西藏「自治」，不同於中國憲法上所明文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同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等地的民族區域自治，而是一種半獨立狀態。不錯，西藏不是一個省，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它比省具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更多的權限，但是它決不是什麼保護國——既不是中國的保護國，也不是印度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共同的保護國，也不是中印兩國之間的什麼緩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跟對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一樣，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是絲毫不容任何外國或者聯合國以任何名義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問題，都只能由中國解決，在中國解決，而不能在任何外國去解決。西藏的任何半獨立狀態不利於西藏人民，不利於全中國人民，不利於印度人民，不利於中印友好和亞洲和平，而僅僅有利於西藏的賣國的、反動的大農奴主和支持這伙賣國的、反動的大農奴主的外國干涉者，僅僅有利於那些企圖在中印兩國之間製造糾紛的擴張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陰謀家。中印兩國是兩個愛好和平並且有悠久友誼的國家，我們兩國有一千種理由要和睦相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沒有任何一種理由要互相衝突，要設什麼緩衝地區；如果硬要設，那就恰恰是要製造本來不存在的真正可悲嘆的衝突了。鑑於印度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鑑於印度一些並非不負責的人士的言論，我們認為，徹底澄清這一點，對於鞏固中印友誼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魯總理在４月２７日講話中提及五項原則的時候，只說到「互相尊重」（這無疑是必要的），而沒有說「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這是五項原則的原話，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們希望，這不過是一種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帶有時代的特徵。印度是一個擺脫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的國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中發展民族經濟，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外國資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而且，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也決定了它的某種向外擴張的欲望。這就使它在反對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同時，又或多或少地有意無意地反映某些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影響。在國際事務中，以尼赫魯總理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在執行對中國友好、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友好、不參加美帝國主義的軍事集團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並且繼續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印度大資產階級卻繼承着而且企圖繼續保持英國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遺產。當然，偉大的印度人民對於印度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不負任何責任。我們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遠見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認印度的出路是在進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我們跟他們一樣地認為，一個不久前才獲得獨立、而現在也還受着帝國主義干涉者威脅的國家的當局，竟然干涉自己鄰國的事務，這是現代國際政治中一種令人惋惜的現象。
我們同尼赫魯先生可以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分歧，但是在這一點上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中國並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中國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發出了大量的污衊性的言論之後才開始回擊的。尼赫魯總理在４月２７日的講話中正當地譴責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壞中印友好關係的言行。可惜他隨即集中力量攻擊中國的反干涉言論。他說，「中國的負責人物對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是「不顧事實真相和禮節，使用了冷戰的語言」。但是，中國指責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實根據的，已如上述。中國輿論界懷疑所謂達賴聲明的真實性，也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個聲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頂替的痕跡，現在仍然是客觀地存在着。很明顯，那些把達賴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動分子跟那些長期以來聚集在噶倫堡進行叛國活動的西藏反動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來堵塞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的道路，而這是跟尼赫魯總理多次表示的願望不相符的。
說到重視事實真相和禮節，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報刊，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對中國所說的很多話，決不能認為合乎事實和禮節。我國人民注意到，尼赫魯總理在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節製作用，這無疑是有益於中印友好的。但是，我們究竟不能說，在他指責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破壞十七條協議、提出所謂中國對印度的「保證」等等的時候，他的話也是合乎事實真相和禮節的。至於說到冷戰的語言，那麼，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報刊，咒罵中國是「新的和兇惡的帝國主義」、「擴張帝國主義」，攻擊中國平定西藏叛亂是「軍事干涉」，「殖民行動」，「強盜行徑」，所有這些，難道不正是「冷戰的語言」嗎？對於這類「冷戰的語言」，我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們的報紙幾乎守口如瓶。人們記得，直到４月１８日，周恩來總理還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出維護中印友好的熱誠呼籲。但是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所換來的卻是對於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的大事宣揚，卻是對於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的更放肆的攻擊。退無可退了，我們不得不起而反擊。有人企圖用「言論自由」來為印度的反華誹謗運動辯解。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難道中國人就不要言論自由嗎？西藏是我國的領土，西藏問題是我國的內政，外國人尚且可以有所謂本能的反應，我國人民反而會沒有本能的反應嗎？現在，某些外國對於我們的誹謗運動似乎已經趨於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風，但是也還有極少數人企圖繼續扇風放火。可以正告這些人：你們的反華誹謗運動一天不停，我們的反擊就一天不止。你們願意用多長的時間我們就準備付出多長的時間，而且還準備着你們煽動別的國家來對我們進行圍攻，也準備着在你們後面還有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壓力來干涉中國內政，來挽救西藏大農奴主的窮凶極惡的統治，那是毫無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華的人們對於我們越罵得凶，就越能暴露他們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說，現在世界上議論西藏問題的人很多，他們的出發點也有許多不同。尼赫魯總理跟許多對中國顯然懷有惡意的人們不同，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總的方面，他是主張中印友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任何懷疑。我們所以對於尼赫魯總理的指責作這樣詳細的答覆（當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對我們顯然懷有惡意的人），正是因為，我們懷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縮小的，爭論是可以解決的。誠然，爭論是有些尖銳，因為這是我們祖國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爭論從本質上能夠有益於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於兩國人民和兩國政府的友好，並且在語言上也能夠沒有疏忽了友誼和禮貌。我們完全同意尼赫魯總理的一些語重心長的、對中國人民十分親切的話。他說，「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友誼。」「如果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洲的偉大國家，這兩個過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鄰邦的國家竟然彼此產生了敵對情緒，這將是一個悲劇。」中印友好是有悠久歷史和深厚基礎的，我們的基本利益相同，我們的主要敵人也相同，我們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們的共同敵人的圈套。這次的爭論雖然令人遺憾，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它不會造成敵對情緒，它不會動搖我們兩國的友誼。尼赫魯總理宣布：印度一點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熱烈歡迎這個友好的聲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爭論就會隨之結束。中國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干涉印度。我們還願意鄭重地告訴一切關心印度安全的全體印度愛國者：一個民主的、繁榮的、作為中國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好的因素，而決不會也決不可能成為對於印度共和國的什麼「威脅」。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睦鄰政策是永遠不會動搖的，我們兩國近十一億人民的友誼是永遠不會動搖的，就像喜馬拉雅山的不會動搖一樣，那些誹謗者的胡說八道是毫無根據的。在尼赫魯總理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訪問我國的時候，他曾經說：「中國和印度都是大國，面對着類似的問題，並且都已經堅決地走上前進的道路。這兩個國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亞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證。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要求我們共同為和平而努力！」我們願意兩國人民永遠記住尼赫魯總理在這裡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國人民一樣，偉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貫珍惜中印兩國的友誼的。我們深信，那些毒化中印關係的讕言，隨着對於事實真相的了解，隨着兩國有關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將為印度廣大人民所識破，所拋棄。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將在和平建設的事業中繼續友好合作，並將繼續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攜手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