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取法俄國注重黨的紀律

要取法俄國注重黨的紀律
作者:孫中山
1924年2月9日
在廣州與清華大學學生施泥等的談話

  他先問一問我們在清華幾年,然後問我們各人學些什麼東西。如是,他便問我們有什麼話要問他。施君便說:「我們暑假後便要到美國升學。請大元帥指教,我們將來如何做事,以為求學的方針。」孫先生說:「那要看你的學問造就如何。」

  施君……又問:「我們覺得大元帥的人格的精神高尚,堅忍不拔,革命的事業有孫先生在,是不會停止進行的。但是上壽不過百年,孫先生百年之後,誰能繼續這種奮鬥,我們覺得這是很可慮的。不知孫先生的意見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國民黨以前是靠一個人支持,現在改組之後是要拿黨來活動。黨所以能活動,是因為有紀律來維持。以前的革命黨,分子大半是學生,因為學生的思想新,能了解革命意義,容易集合,殊不知病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以為革命的目的既是求平等自由,他們自己便要自由,不聽黨的號令,不受黨的約束,因為他們以為號令、約束是摧殘他們的自由的。因民的自由、人民的平等,不是個人的自由平等。要替人民要求自由平等,便要犧牲自己的自由平等,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約束,才可以群策群力,一致的與外敵奮鬥。假使能辦到這一層,黨便有力量,便用不着一兩個人來干獨木支大廈的勾當。如是,則一兩個人的存亡,與大體上毫無關係。如同俄國,自從列寧死後,勞動政府仍然屹立不動。這是因為他的黨員能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意志,以成全黨的自由、黨的意志,所以黨的力量異常之大,黨的基礎異常之固,一個領袖死了,絲毫不發生什麼影響。」

  孫先生這番說話,論到俄國的地方很多,結果弄得施君發出當然的問題,說:「國民黨實行的是否俄國的主義?」

  孫先生說:「否!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俄國的革命所以成功,因為他的黨有黨的意志,黨員都犧牲自己的自由來承受黨的紀律。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缺乏這一層。這是國民黨現在所覺悟到而開始來取法的,也就是我十幾年來所奮鬥以求之的。」

  孫先生說到這裡,忽發出一個問題來考我們,他說:「西洋人為何爭自由,中國人為何不爭自由?中國人不但不爭什麼自由,並且連這個名詞得到現代的意義,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這是何故?」……他便說:「這是因為中國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我們想想,我們生活上頭一件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是吃飯麼?不是,乃是呼吸空氣。吃飯,我們一天不過兩頓、三頓,最多四頓、五頓,要吃到十頓、八頓我們便幹不了了。然而我們呼吸空氣,一分鐘要吃三十次。我們吃飯要停止一天、兩天、三天,都不至危及生命,我們試把呼吸停止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恐怕就要支持不了。這不是空氣比飯重要麼?然而我們普通想到生活要件的時候,只知道有飯,而不知道有空氣。其故就是因為空氣很多,我們可以隨便取用,故不但不知他的重要,並且不理會果然有無這麼一件東西。」……「人在空氣里不知道有空氣,猶之乎魚在水裡不知道有水。你要是把一條魚從水裡取出來放在陸地上,過一半分鐘,那魚便知道有水了。你要把一個人關在一間屋裡,把那間屋子裡的空氣用抽氣機抽去,那個人便知道有空氣這件東西了。中國不知道要求自由,如同平常人不要求空氣一樣。西洋人知道自由的重要而爭自由,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人民的自由受剝奪得太甚了,如同抽氣機裡面的人、陸地上的魚一樣。中國人的自由實在過多了。中國人現在所要的是紀律,不是自由。國民黨的失敗,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取法俄國革命黨的組織,要注重紀律,要黨員犧牲各個人的自由。」

  ……孫先生說完這段,把眼閉了一閉,等我們再發問。但見我們一時來不及,他便繼續說:「對於方才你們所問回國做事的問題,我想可以回答你說,請人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改組。國民黨不是一個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我們將來作事,一個人赤手空拳,不論有多大本事,總是很難,總要憑藉已成的勢力。國民黨不問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總有他幾十年的歷史,總有他的基礎。現在真正為民治而奮鬥的,也只有這一個組織。所以我勸你們還是人國民黨。現在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施君趁這個機會便又問道:「照歷史看來,統一中國,大半是從北而南,絕少從南而北的。這是不是不可逃的定理?假如是的,孫先生對於這層有什麼計算?」

  他回答說:「統一中國,不要<說>從北而南比從南而北容易,在學理上也有幾分是真的。這大半由於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難,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戀着不願走,北人也就願意向南方進行。南人則適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不過北方統一南方容易,物質上的原因還不及心理上的原因的成分多。因為有這點物質上的原因,南人便很少敢向北方去,去的越少,越覺得南人打不到北方。其實就最近洪楊時代,他們的兵也曾到過天津。那時因為只有五六千人,僧格林沁用幾萬馬隊來圍困他,所以不敵。假使有幾萬人,怕北京不會攻下?況且就這五六千人,還在天津過了一個冬,然後整隊退歸,僧格林沁十幾萬馬隊也奈何不得。誰說南人絕對到不了北方呢?這無非是心理作用罷了!」

  如是,何永吉便問他道:「孫先生計劃統一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他說:「這是很容易的事。現在所愁的不是統一,是統一後的辦法。有了辦法,統一是不成問題。像曹錕、吳佩孚這種人,隨時可以叫他們倒的。」

  何又問他:「進行的方法如何呢?」

  他說:「總要隨機應變了,沒有一定的方法的。譬如現在的科學,都是近幾十年、幾百年才有的。然而社會的存在,並不是社會學成立了以後才有。一切應用物理學的機械,如帆船、如車,也不是物理學成立之後才有的。我們認定一個目的往前做去,自然會有方法,這並沒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我做的一本書叫做《孫文學說》,你們看看,就可以明白這個意思了。」他又說:「世事變化不定,中國也許一兩年內可以統一,也許一兩日內可以統一,誰能知道?當初的革命黨,誰能想到他們竟輕輕易易的把一個清室推翻了?我們只要認定目的,望前干去。」

  何到這時,忽發出一個哲學的問題說:「我們現在很感着沒有一個完滿的人生觀,生活因而不得安定。孫先生做事幾十年,一定很有經驗,對於這層可以給我們一個指示。所謂人生觀,即是Philosophyg [Philosophy] of life 或 View of life。」

  孫先生聽了,把眼閉一閉說: 「View of life,View太多了,要看你從那一個View。就政治上說,我們應當為多數謀幸福為真正沒有幸福的人謀幸福,簡單說來,就是替最下級的人民謀幸福。這層只有現在的俄國在做,我們所最應當取法的。」說到此地,孫先生便聯帶的批評美國,他說:「以前求學,美國最好,因為美國比較的謀的是多數人的幸福。現在則不然,比較上謀多數的幸福的乃是俄國。美國不但不這麼樣干,反而不贊成俄國的舉動,所以英國都承認了蘇維埃政府,美國獨仍表示反對。美國怕俄國這種辦法一來就要upset~他現在的institutions,所以要極力的反對。因此,美國以前是極進步的國家,現在反變了極退化的—廠。諸君要到美國念書,極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們帶壞。像現在的王正廷、顧維鈞,這都是美國留學生,切不可學他們的樣。還有中國最初送出美的學生,大半都變成美國人,回到國來看見種種腐敗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開口閉口的You Chinese沒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樣怎樣。像這種亡國奴要他們何用?你們切要小心。」

  ……我不甘再寂寞了,因問道:「現在所用的軍隊,外間很不贊成,說他們紀律不好。究竟軍隊的騷擾,是用着兵的時候便一定不可免,還是我們可以得着較好的軍隊呢?」

  他說:「這倒不一定必不可免的。現在所用的雲南軍雖然於革命上也有些淵源,從前有個楊什麼的運動過的,在雲南也打過很多革命的戰[仗],不過現在分子改變了許多,然而他們不十分了解革命意義,也是無可諱言。我們現在正着手編練革命軍呢。」

  何又問道:「廣州的治安何時可以恢復?」

  他說:「軍事時代談不到這個問題。陳炯明打平了,治安馬上可以恢復的。現在的軍隊,你約束過嚴,他便跑到敵人那方面去了。」

  何說:「那麼,陳炯明何時可以打下呢?」

  這個問題實在是難回答。孫先生只好敷衍着說:「兩三個月罷。」

  最後一個問題又輪則[到]我了,我說:「據先生起初所說,國民黨現在不注重一個人,注重組織和紀律。這個話也很對。不過……分子問題就是人的問題,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國民黨這次改組,顧慮到這層沒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謂紀律、所謂組織仍舊是一紙具文罷了。」

  孫先生說:「分子問題,國民黨當然注重的。再過五六個月,你們便可看我們的成績。」

1996年1月1日,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2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區,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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