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取法俄國注重黨的紀律

要取法俄國注重黨的紀律
作者：孫中山
1924年2月9日

在廣州與清華大學學生施泥等的談話

　　他先問一問我們在清華幾年，然後問我們各人學些什麼東西。如是，他便問我們有什麼話要問他。施君便說：「我們暑假後便要到美國升學。請大元帥指教，我們將來如何做事，以為求學的方針。」孫先生說：「那要看你的學問造就如何。」

　　施君……又問：「我們覺得大元帥的人格的精神高尚，堅忍不拔，革命的事業有孫先生在，是不會停止進行的。但是上壽不過百年，孫先生百年之後，誰能繼續這種奮鬥，我們覺得這是很可慮的。不知孫先生的意見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國民黨以前是靠一個人支持，現在改組之後是要拿黨來活動。黨所以能活動，是因為有紀律來維持。以前的革命黨，分子大半是學生，因為學生的思想新，能了解革命意義，容易集合，殊不知病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以為革命的目的既是求平等自由，他們自己便要自由，不聽黨的號令，不受黨的約束，因為他們以為號令、約束是摧殘他們的自由的。因民的自由、人民的平等，不是個人的自由平等。要替人民要求自由平等，便要犧牲自己的自由平等，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約束，才可以群策群力，一致的與外敵奮鬥。假使能辦到這一層，黨便有力量，便用不着一兩個人來干獨木支大廈的勾當。如是，則一兩個人的存亡，與大體上毫無關係。如同俄國，自從列寧死後，勞動政府仍然屹立不動。這是因為他的黨員能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意志，以成全黨的自由、黨的意志，所以黨的力量異常之大，黨的基礎異常之固，一個領袖死了，絲毫不發生什麼影響。」

　　孫先生這番說話，論到俄國的地方很多，結果弄得施君發出當然的問題，說：「國民黨實行的是否俄國的主義？」

　　孫先生說：「否！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俄國的革命所以成功，因為他的黨有黨的意志，黨員都犧牲自己的自由來承受黨的紀律。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缺乏這一層。這是國民黨現在所覺悟到而開始來取法的，也就是我十幾年來所奮鬥以求之的。」

　　孫先生說到這裡，忽發出一個問題來考我們，他說：「西洋人為何爭自由，中國人為何不爭自由？中國人不但不爭什麼自由，並且連這個名詞得到現代的意義，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這是何故？」……他便說：「這是因為中國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我們想想，我們生活上頭一件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是吃飯麼？不是，乃是呼吸空氣。吃飯，我們一天不過兩頓、三頓，最多四頓、五頓，要吃到十頓、八頓我們便幹不了了。然而我們呼吸空氣，一分鐘要吃三十次。我們吃飯要停止一天、兩天、三天，都不至危及生命，我們試把呼吸停止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恐怕就要支持不了。這不是空氣比飯重要麼？然而我們普通想到生活要件的時候，只知道有飯，而不知道有空氣。其故就是因為空氣很多，我們可以隨便取用，故不但不知他的重要，並且不理會果然有無這麼一件東西。」……「人在空氣里不知道有空氣，猶之乎魚在水裡不知道有水。你要是把一條魚從水裡取出來放在陸地上，過一半分鐘，那魚便知道有水了。你要把一個人關在一間屋裡，把那間屋子裡的空氣用抽氣機抽去，那個人便知道有空氣這件東西了。中國不知道要求自由，如同平常人不要求空氣一樣。西洋人知道自由的重要而爭自由，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人民的自由受剝奪得太甚了，如同抽氣機裡面的人、陸地上的魚一樣。中國人的自由實在過多了。中國人現在所要的是紀律，不是自由。國民黨的失敗，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取法俄國革命黨的組織，要注重紀律，要黨員犧牲各個人的自由。」

　　……孫先生說完這段，把眼閉了一閉，等我們再發問。但見我們一時來不及，他便繼續說：「對於方才你們所問回國做事的問題，我想可以回答你說，請人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改組。國民黨不是一個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我們將來作事，一個人赤手空拳，不論有多大本事，總是很難，總要憑藉已成的勢力。國民黨不問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總有他幾十年的歷史，總有他的基礎。現在真正為民治而奮鬥的，也只有這一個組織。所以我勸你們還是人國民黨。現在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施君趁這個機會便又問道：「照歷史看來，統一中國，大半是從北而南，絕少從南而北的。這是不是不可逃的定理？假如是的，孫先生對於這層有什麼計算？」

　　他回答說：「統一中國，不要<說>從北而南比從南而北容易，在學理上也有幾分是真的。這大半由於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難，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戀着不願走，北人也就願意向南方進行。南人則適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不過北方統一南方容易，物質上的原因還不及心理上的原因的成分多。因為有這點物質上的原因，南人便很少敢向北方去，去的越少，越覺得南人打不到北方。其實就最近洪楊時代，他們的兵也曾到過天津。那時因為只有五六千人，僧格林沁用幾萬馬隊來圍困他，所以不敵。假使有幾萬人，怕北京不會攻下？況且就這五六千人，還在天津過了一個冬，然後整隊退歸，僧格林沁十幾萬馬隊也奈何不得。誰說南人絕對到不了北方呢？這無非是心理作用罷了！」

　　如是，何永吉便問他道：「孫先生計劃統一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他說：「這是很容易的事。現在所愁的不是統一，是統一後的辦法。有了辦法，統一是不成問題。像曹錕、吳佩孚這種人，隨時可以叫他們倒的。」

　　何又問他：「進行的方法如何呢？」

　　他說：「總要隨機應變了，沒有一定的方法的。譬如現在的科學，都是近幾十年、幾百年才有的。然而社會的存在，並不是社會學成立了以後才有。一切應用物理學的機械，如帆船、如車，也不是物理學成立之後才有的。我們認定一個目的往前做去，自然會有方法，這並沒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我做的一本書叫做《孫文學說》，你們看看，就可以明白這個意思了。」他又說：「世事變化不定，中國也許一兩年內可以統一，也許一兩日內可以統一，誰能知道？當初的革命黨，誰能想到他們竟輕輕易易的把一個清室推翻了？我們只要認定目的，望前干去。」

　　何到這時，忽發出一個哲學的問題說：「我們現在很感着沒有一個完滿的人生觀，生活因而不得安定。孫先生做事幾十年，一定很有經驗，對於這層可以給我們一個指示。所謂人生觀，即是Philosophyg [Philosophy] of life 或 View of life。」

　　孫先生聽了，把眼閉一閉說： 「View of life，View太多了，要看你從那一個View。就政治上說，我們應當為多數謀幸福為真正沒有幸福的人謀幸福，簡單說來，就是替最下級的人民謀幸福。這層只有現在的俄國在做，我們所最應當取法的。」說到此地，孫先生便聯帶的批評美國，他說：「以前求學，美國最好，因為美國比較的謀的是多數人的幸福。現在則不然，比較上謀多數的幸福的乃是俄國。美國不但不這麼樣干，反而不贊成俄國的舉動，所以英國都承認了蘇維埃政府，美國獨仍表示反對。美國怕俄國這種辦法一來就要upset~他現在的institutions，所以要極力的反對。因此，美國以前是極進步的國家，現在反變了極退化的—廠。諸君要到美國念書，極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們帶壞。像現在的王正廷、顧維鈞，這都是美國留學生，切不可學他們的樣。還有中國最初送出美的學生，大半都變成美國人，回到國來看見種種腐敗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開口閉口的You Chinese沒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樣怎樣。像這種亡國奴要他們何用？你們切要小心。」

　　……我不甘再寂寞了，因問道：「現在所用的軍隊，外間很不贊成，說他們紀律不好。究竟軍隊的騷擾，是用着兵的時候便一定不可免，還是我們可以得着較好的軍隊呢？」

　　他說：「這倒不一定必不可免的。現在所用的雲南軍雖然於革命上也有些淵源，從前有個楊什麼的運動過的，在雲南也打過很多革命的戰[仗]，不過現在分子改變了許多，然而他們不十分了解革命意義，也是無可諱言。我們現在正着手編練革命軍呢。」

　　何又問道：「廣州的治安何時可以恢復？」

　　他說：「軍事時代談不到這個問題。陳炯明打平了，治安馬上可以恢復的。現在的軍隊，你約束過嚴，他便跑到敵人那方面去了。」

　　何說：「那麼，陳炯明何時可以打下呢？」

　　這個問題實在是難回答。孫先生只好敷衍着說：「兩三個月罷。」

　　最後一個問題又輪則[到]我了，我說：「據先生起初所說，國民黨現在不注重一個人，注重組織和紀律。這個話也很對。不過……分子問題就是人的問題，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國民黨這次改組，顧慮到這層沒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謂紀律、所謂組織仍舊是一紙具文罷了。」

　　孫先生說：「分子問題，國民黨當然注重的。再過五六個月，你們便可看我們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