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短句的詞起於何時呢?是怎樣起來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至早不得過西曆第八世紀的晚年。舊說相傳,都以為李白是長短句的創始者。那是不可靠的傳說。《尊前集》收李白的詞十二首,《全唐詩》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如《尊前集》收的「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菩薩蠻》乃是韋莊的)。長短句的《憶秦娥》,《菩薩蠻》,《清平樂》皆是後人混入的作品;據《杜陽雜編》及《唐音癸簽》,《菩薩蠻》曲調作於大中初年(約850),李白如何能填此調呢?《樂府詩集》遍載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憶秦娥》諸詞,這是很強的證據。並且以時代考之,中唐以前,確無這種長短句的詞。我們細考《樂府詩集》所收初唐及盛唐的許多歌詞,——除那些不可歌的擬題樂府之外,——都是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詩,沒有長短句的詞體。《表異記》記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三人在旗亭上聽歌妓唱的詞也都是五言和七言的絕句。再看各家文集裏所載的樂府歌詞,自李白的《清平調》到元結的《欸乃曲》,都是整齊的近體。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註明樂調的,更可為證。如《蘇摩遮》(後來詞調中有《蘇幕遮》)五首,每首下注「臆歲樂」三字,其詞皆是七言絕句。又如《舞馬詞》六首,前二首各注「聖代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樂」;而其詞皆為六言絕句。又《破陣樂》二首,是舞曲,其詞皆為六言律詩,與後來詞調中所謂「謫仙怨」相同。(舊說《謫仙怨》是唐明皇幸蜀時所作,說見《全唐詩》百二十冊。此說大謬。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在明皇幸蜀之前二十六年。)

  總觀初唐、盛唐的樂府歌詞,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齊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當時無所謂「詩」與「詞」之分;凡詩都可歌,而「近體」(律詩,絕句)尤其都可歌。

  中唐的樂府新詞有《三臺》,《調笑》,《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憶江南》:這六調是可信的。餘如世傳白居易的《長相思》二首,《如夢令》二首,皆不見於《長慶集》的前後集;他最後的自序明明的說「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我們豈可深信?又如劉禹錫的《瀟湘神》等,宋本《劉夢得集》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四部叢刊》本);或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結一廬剩餘叢書》本),所以我們也不可深信。

  我們且看這可信的中唐六調。

  《三臺》與《調笑》始見於韋應物的集子裡。《三臺》是六言絕句,與張說的《舞馬詞》相同,不算創體。《調笑》,《韋江州集》(《四部叢刊》本)作《調嘯》;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調笑》之名可見此調原本是一種遊戲的歌詞;《轉應》之名可見此調的轉折似是起於和答的歌詞;《三臺令》之名可見此調是從六言的《三臺》變出來的。今舉一例:

    胡馬,胡馬,

    遠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

    路迷,——

    迷路,

    邊草無窮,日暮。

《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絕句。《竹枝》是揚子江上流的民歌,劉禹錫記他在建平所見云:

    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劉賓客集·竹枝詞序》)

民間的《竹枝》,今有兩首,誤收在劉禹錫的集子裡;我們抄一首為例: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晴字雙關「情」字)

白居易、劉禹錫極力摹仿這種民歌,但終做不到這樣的天然優美。

《楊柳枝》也是一種舞曲。當時還有一種舞,名叫《柘枝》;白居易、劉禹錫有詩摹寫那種舞態。《楊柳枝》大概與此相近。白居易晚年病中有《賣駱馬》,《別柳枝》兩詩;《別柳枝》云:

    兩枝楊柳小樓中,裊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兩個舞妓必無同名柳枝之理;可見「柳枝」是一個類名,凡能舞《柳枝》的就叫柳枝。《柳枝》詞與《竹枝》同體裁,今不舉例。

《浪淘沙》也是白居易、劉禹錫唱和的歌詞。白作六首,劉作九首。後來皇甫松又作二首,也是七言絕句。皇甫松是晚唐人;這可見此調變成長短句乃是五代時的事。

《憶江南》是中唐的創調。《樂府詩集》八十二云:「一曰《望江南》。《樂府雜錄》曰:『《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鎮浙西,為妾謝秋娘所制。』」此說不知可信否。今本《李衛公集》(《四部叢刊》本)之別集卷四(頁三)有「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一題,題存而詩闕。然題明說「五言三首」,是李德裕初作《憶江南》,還用五言舊體。他同時的詩人白居易、劉禹錫方才依曲作長短句。白詞第一首云: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後來劉禹錫和他的春詞,即用此調: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舉袂,

    叢蘭挹露似沾巾,——

    獨坐亦含顰。

最可注意是《劉集》中這首詞的標題: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

這是依調填詞的第一次的明例。

中唐的初期(八世紀的下半)還有一位張志和,放浪江湖,曾作了幾首《漁父詞》,流傳人間;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與韋應物同時。此調也可算是中唐的創體。但此調的曲拍不傳於後,宋人如蘇軾等都說此調不可歌。蘇軾添上一些字,用《浣溪沙》歌之;他的表弟李如篪說,「《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音律,但語少聲多耳」。以此看來,張志和的《漁父》只是一首詩,只是一首變態的七言絕句;只可與盛唐的七言歌詞看作一類,未必是有意的作長短句。


以上說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調笑》與《憶江南》為最早的創體;劉禹錫作《春去了》,明說「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是填詞的先例。

其次,我們要問,長短句的詞體是怎樣起來的呢?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詩如何會漸漸變成不整齊的長短句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聲」說。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

清康熙朝編輯《全唐詩》的人,在「詞」的部分加上一條小注,說: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為填詞。(《全唐詩》函十二,冊十,頁一)

這就是用朱熹的說明。清歙縣方成培著《香研居詞塵》,論詞的原始云: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弦。……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引見江順詒《詞學集成》一,頁五)

以上引的幾條,都是同一說法。依這種說法,詞的原始是由於:

  (1)唐人所歌的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盡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

  (2)後來人要保存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的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

對於第一層,我們沒有異議。對於第二層,我們嫌他說的太機械的了。我們不能信這種「泛聲填實成長短句」說,因為詞的音調裏仍舊是有泛聲的。證據甚多,隨手拾來皆是。如《思帝鄉》一調,字數多少不等;試取晚唐、五代人做的四首,列為下表: 溫庭筠  韋莊  韋莊  孫光憲

又如最通行的調子之中,《生查子》下半的起句可作五字,可作兩句三字,也可作七字;《臨江仙》每半闋的起句可作六字,亦可作七字;結兩句可作五與五,亦可作四與五。至於《河傳》等調,變化伸縮更多,更不消說了。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說: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這都是詞調有泛聲之證。我們更看後來詞變為曲的歷史,更看元人小曲中襯字之多,每調字數伸縮的自由,更可以知道詞調中「泛聲」或「散聲」之多了。

那麼,長短句的詞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唐人的歌詞雖多是整齊的律絕,然而樂調卻是不必整齊的,卻可以自由伸縮。換句話說,就是:樂調無論怎樣自由變化,歌詞還是整齊的律絕;作歌的人盡可不管調子的新花樣,盡可以守定歌詞的老格律。至於怎樣把那整齊的歌詞譜入那自由變化的樂調,那是樂工伶人的事,與詩人無關。這是最初的情形。長短句之興,是由於歌詞與樂調的接近。通音律的詩人,受了音樂的影響,覺得整齊的律絕體不很適宜於樂歌,於是有長短句的嘗試。這種嘗試,起先也許是遊戲的,無心的;後來功效漸著,方才有稍鄭重的,稍有意的嘗試。《調笑》是遊戲的嘗試;劉、白的《憶江南》是鄭重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是要依著曲拍試做長短句的歌詞;不要像從前那樣把整齊的歌詞勉強譜入不整齊的調子。這是長短句的起原。

我們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為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為歌詞,遂成長短句。

劉禹錫集中「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一語,是長短句如何產生的最可靠的說明。向來只是詩人做詩而樂工譜曲;中唐以後始有教坊作曲而詩人填詞。晚唐以後,長短句之盛行,多是這樣來的。溫庭筠為晚唐提倡長短句最有功的人;《舊唐書》(一九〇下)說他「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這就是說他「能依著弦吹的曲拍,填側豔之詞」。這不是明顯的例證嗎?

唐末蘇鶚的《杜陽雜編》有一段說: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卷下)

這也是樂工作曲而文士填詞的一個例證。

依現成的曲拍,作為歌詞,這叫做填詞。

凡填詞有三個動機:

  (1)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2)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 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3)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為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竹枝》 起於民間,有曲有詞;但民間的歌詞有好的,也有很「傖佇」的,所以劉禹錫、白居易等人試作新詞,以代舊詞。《調笑》、《憶江南》之作也許是不滿意於舊詞而試作新詞的。

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文人是守舊的,他們仍舊作五七言詩。而樂工歌妓只要樂歌好唱好聽,遂有長短句之作。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妓往來的;他們嫌倡家的歌詞不雅,——如劉禹錫嫌民間的《竹枝詞》「傖佇」一樣,——於是也依樣改作長短句的新詞。歐陽炯序《花間集》云: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這是文人不滿意於倡家的歌詞的明白表示。沈義父《樂府指迷》云:

    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鬧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為「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顛倒重複;如《曲遊春》雲,「賒薄難藏淚」,過雲,「哭得渾無氣力」,結又雲,「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四印齋》刻本,頁四)

這雖是南宋的情事,然而我們可以因此推想唐、五代時的倡家歌詞也必有這種可笑的情景。所以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文人填詞,大概是不滿意於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依其曲拍,仿長短句的體裁,作為新詞。到了後來,文人能填詞的漸漸多了,教坊倡家每得新調,也可逕就請文人填詞。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

    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葉德輝刻本,下,頁一)

大概填詞之起原總不出於這兩種動機之外:或曲無詞而文人作詞,或曲已有詞而文人另作新詞。後來方才有借用詞調作詩的,如蘇軾、朱敦儒、辛棄疾皆是。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自己作曲,自己填詞,那又是第一種動機了。


以上論詞的起原,初稿寫成後,曾送呈王靜庵先生(國維),請他指正。王先生答書說:

    尊說表面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為紫陽說下一種註解,並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為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

我因此檢《教坊記》,其中附有曲名一表,共載三百二十四調,果有《菩薩蠻》、《憶江南》等曲調。崔令欽的年代,《四庫提要》無考;王靜庵先生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說崔令欽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而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因此考定他是玄宗時人。《教坊記》記事迄於開元,不談及亂離時事,似他不曾見天寶之亂(755)。但《教坊記》中的曲名表,我卻不能認為原書的原文,不能認為開元教坊的曲目。我疑心此表曾經後人隨時添入新調;此種表本只供人參考,以多為貴,添加之人意在求完備,不必是有心作偽。正如玄奘的《西域記》裡忽然有明成祖時代的西洋地理,那也是求完備,並非有心作偽。所以我以為《教坊記》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曲調。我的證據是:

  (1)表中有《天仙子》。段安節《樂府雜錄》說,「《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古今說海》本,頁七)《唐書》二十二也說,「會昌初(約843),宰相李德裕命樂工制《萬斯年》曲以獻」。是此曲制於會昌初年,崔令欽何以能列入表中?

  (2)表中有《傾杯樂》。《樂府雜錄》云:「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頁二四)此曲是宣宗(847—859)製的,如何得入此表?

  (3)表中有《菩薩蠻》。《詞源》引《唐音癸簽》說,大中初(約 850),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此曲。《杜陽雜編》也說此調作於宣宗時。(引見上)

  (4)表中有《望江南》。《樂府雜錄》說此調「始自朱崖李太尉 鎮浙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頁二四)

  (5)表中有《楊柳枝》。《樂府雜錄》說此調是「白傅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頁二四)

段安節為段文昌之孫,段成式之子,成式曾在李德裕浙西幕府中(見《酉陽雜俎》續四),所以安節談會昌、大中兩朝的故事,應該可信。此外如《樂府雜錄》記《望江南》即《夢江南》,而《教坊記》曲目中既有《望江南》,又有《夢江南》;又如表中有「大曲名」一個總目,而其下的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這也可見此表有後人妄加的痕跡。

王靜庵先生二次來書說:

    弟意如謂教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衛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為其詞,此說似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牴牾。

王先生承認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以後,但主張《望江南》、《菩薩蠻》等曲調乃教坊舊有之調。此說與我的主張固然沒有抵觸;然而《教坊記》中的一表卻不能就證明盛唐教坊實有某種曲調。況且我們看《樂府雜錄》,《杜陽雜編》,《新唐書》等書所記,似乎《天仙子》,《傾杯樂》,《菩薩蠻》等皆是武、宣兩朝新制的曲調,不單是新詞。我們絕對承認調早於詞;但依現有的證據看來,我們很難知道有多少詞調是盛唐教坊的舊物,我們只知道《憶江南》,《天仙子》,《菩薩蠻》,《傾杯樂》等調是九世紀中葉製作的。

(收入胡適選註:《詞選》,1927年7月商務印書館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