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

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
作者：胡適

　　昨天報上登出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傾向》，我讀了頗有點感想。我覺得仲密君未免太悲觀了。他說，「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仲密君又說，「照現在的情形下去，不出兩年，大家將投身於國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禮作樂，或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或作駢律，共臻東方化之至治」。這種悲觀的猜測，似乎錯了。

　　仲密的根本錯誤是把已過去或將過去的情形看作將來的傾向。「復古與排外」的國粹主義，當然不在將來，而在過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國粹主義，差不多成了過去了。即如「金心異」先生也曾穿過用糊縐做的「深衣」來上衙門；即如仲密先生十幾年前譯《域外小說集》時也曾犯過「用古文字」的嫌疑。但這些都成了過去了。

　　至於「制禮作樂」的聖賢，近來也不曾推卻那巴黎洋鬼子送他的羊皮紙。況且辜鴻銘先生曾說，「四存」的捲簾格，恰好對「忘八」。以崇古之辜鴻銘先生，而藐視「四存」之聖人如此，然則「四存運動」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至於「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或作駢律」，也都是已過去或將過去的事，不能說是將來的趨勢。即以「作駢律」論罷。我可以預言將來只有白話文與白話詩作者的增加，決不會有「駢律」作者的增加。假如現在有一位「復古」的聖人出來下一道命令，要現在的女學生都纏三寸或四寸的小腳；仲密先生，你想這道命令能實行嗎？他所以不能實行，只是因為這班女學生久已不認小腳的美了。雖然此時有許多女子還不能不襯棉花裝大腳，但放足的趨勢好像已超過未莊的趙秀才盤辮子的時代了（這個典故出在《阿Q正傳》第七八章）。白話文與白話詩的趨勢好像也已經過了這個「盤辮子」的時代；現在雖然還不曾脫離「襯棉花」的時代，但我們可以斷定謝冰心、汪靜之諸君決不致再回去做駢律了。最近的《學衡》雜誌上似乎傳出一個胡適之君做古體詩的惡消息，這個消息即使是真的，大概也不過是像昨天北京大學學生穿着蟒袍補褂做「盲人化裝賽跑」一類的事，不值得使《學衡》的同人樂觀，也不值得使仲密君悲觀的。

　　仲密君還有一個大錯誤，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現在那些「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的人，難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嗎？他們捧着一張用畫片放在聚光點外照的照片，真心認作呂祖的真容，甘心叩頭膜拜。這樣的笨伯也當得起「思想界」的雅號嗎？

　　仲密君舉的例有朱謙之君的講「古學」，梅、胡諸君的《學衡》，章太炎先生的講學。這都不夠使我們發生悲觀。朱謙之君本來只是講「古學」；他的《革命哲學》與他那未成的《周易哲學》，同是「講古學」。他本不曾趨時而變新，我們也不必疑他背時而復古。梅、胡諸君的《學衡》，也是如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們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們代表的傾向，並不是現在與將來的傾向，其實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幾年前——的傾向。不幸《學衡》在冰桶里擱置了好幾年。遲至1922年方才出來，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誤解了。

　　至於太炎先生的講學，更是近來的一件好事，仲密先生憂慮「他的結果……只落得培養多少復古的種子」。這真是過慮了。太炎先生當日在日本講學的歷史，仲密君是知道的。東京當日聽講的弟子裡，固然有黃季剛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內中不是也有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朱逷先諸君嗎？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講學而發生的言論。但以我所知，上海報界此次發生的言論並不表現何等盲目的復古論調。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講演里略批評白話詩與白話文，次日即有邵力子與曹聚仁兩君的駁論；曹君即是為太炎的講演作筆記的人，這不更可以打消我們的疑慮嗎？

　　最後，我想提出我自己對於現在思想界的感想：

　　我們不能叫梅、胡諸君不辦《學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講學。我們固然希望新種子的傳播，卻也不必希望胡椒變甜，甘草變苦。

　　現在的情形，並無「國粹主義勃興」的事實。仲密君所舉的許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點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

　　即使這一點回波果然能變成大浪，即使尾聲之後果然還有震天的大響，那也不必使我們憂慮。

　　文學革命的健兒們，努力前進！文學革命者禁不起一個或十個百個章太炎的講學，那還成個革命軍嗎？

　　1922，4，24

　　（原載1922年4月27日《展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