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經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費經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作者：胡適

——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讀費密的《弘道書》，三卷，成都唐氏怡蘭堂刻的《費氏遺書》本，民國九年刻成。

　　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界裡，有兩個很可代表時代的人物，而三百年來很少人知道或表章的：費經虞和他的兒子費密。乾嘉之際，章學誠得讀費密的兒子費錫璜的《貫道堂文集》，因做了一篇很詳細的提要（見浙江圖書館排本《章氏遺書》及吳興劉氏刻本《章氏遺書》）。但章學誠雖然能賞識費氏的家學，終有點懷疑；他疑心費錫璜說的太誇張了。清朝晚年，戴望以顏、李學派的信徒的資格，來作《費舍人別傳》（見《謫麟堂集》）；他的賞識應該比章學誠更深一層了。但他的敘述太簡單了，終不能使人知道費氏家學的真相。直到近年（1920）成都唐鴻學先生刻《費氏遺書》三種，——《弘道書》，《荒書》，《燕峰詩抄》——世間始有人知道費密的思想確有很可表章的價值，確可以算是清初思想界代表之一個。我在幾年前曾作一篇《記費密的學說》，是匆匆做的筆記，被朋友搶去發表了。近年重讀《弘道書》，覺得費氏父子的思想應該有一篇更詳細的研究，故重做了這一篇。前年又承江都周紹均先生替我借得費氏的族譜，添了許多傳記的材料。現在我把這些材料附錄在這裡，使愛敬費氏的人可以參考。

（一）費經虞家傳（《江都費氏族譜》六）

　　先名曰經野，入學時名經緯，中式時乃名經虞。字仲若，號鮮民。雲衢公（字良輔，名嘉誥，萬曆二十三年乙巳明經，三十九年辛亥選授四川大竹縣訓導，四十二年甲寅卒於官，年六十三。）第三子，（兄弟四人，長經國，次經世，次經虞，次經濟，姊妹四人。）母鄧氏。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二月十七日生。

　　丁巳，補邑庠生。

　　天啟三年癸亥，進廩膳。

　　崇禎九年丙子，中副卷。十二年己卯，中式五十四名。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五日選授雲南昆明縣令。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

　　丙戌年（1646），因成都奇禍，家口未知安杏，欲歸里訪問，屢次辭官未得。按院羅國加升為雲南府同知。

　　丁亥年三月，兵逼滇省；力辭，方得許。四月初三日，率次子燕峰公（密）及諸仆啟行，渡金沙江，抵建昌衛。

　　戊子，會妻曹氏於黎州。四月至雅州。

　　已丑，移家至榮經縣之楊村。住二年。

　　壬辰，正月，至崇慶州國寺村，住兩月余。四月歸新繁。十月移家居彭縣野鴨池。十一月，移彭縣鳳皇山，與諸親謀遠行。十二月過什邡綿竹安縣；除夕至綿州。

　　癸巳二月初七日至蒲家村；三月十八日至圓山砦陝西沔砦。

　　甲午正月九日，移蕭家砦，共住三年十月。

　　丁酉（1657）十一月廿五日，因楊鳴九公（父嘉誥元配楊氏，父名端雲；疑鳴九是母族之人。）歸揚之便，闔家啟行。十二月六日至漢口，戊戌年二月三日抵揚州。

　　已亥春，聞海寇消息日急，至六月十七日方得出揚州城，登舟至喬墅。……十月十八日至泰州。

　　庚子三月二十日復歸揚州。

　　辛丑三月，燕峰向張曲山（乙未進士）往廣東。閏七月，公至蘇州。蘇州又有圍城之警，因匿居於施家浜顧廚子家。

　　八月，燕峰自廣東歸揚；十二月十四，往蘇州迎公。二十二日同回揚州。二十三日至泰州，住過壬寅年癸卯年。

　　甲辰十二月四日，自泰州復移至揚州。

　　戊申九月，到塘頭，移家入戈莊宅。

　　已酉八月十八日，燕峰往平鄉縣趙公諱弼字子匡任中抽豐。

　　庚戌七月，水淹戈莊宅。十八日往揚州。

　　康熙十年辛亥（1671）正月二日申時，卒於揚州。……

　　門人私諡曰孝貞先生。

　　

（二）節錄費密的家傳（同上）

　　費密，字此度，號燕峰。

　　鮮民公次子，母王氏。（父名以廉，彭縣野鴨池人，蜀王府典儀官。）

　　明天啟五年乙丑（1625）七月二十三日子時生。……

　　清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移居野田。

　　康熙辛巳（1701）九月七日未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七。葬野田鮮民公墓西一冢，有碑，東北向。門人私諡曰中文先生。……

　　生二子，長錫琮，次錫璜；二女。……

　　適按：戴望作《費舍人別傳》，說費密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章學誠《書〈貫道堂文集〉後》也說費密「生天啟六年（丙寅，1626），卒康熙三十八年」。而《族譜》與《新繁志》傳皆作卒於四十年辛巳。章戴雖然同根據於費密之子錫璜的書，其實不足憑信。費密若生於天啟六年，至康熙三十八年只有七十四歲，其誤可見。況《弘道書》首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張含章的序，有「吾師……今七十一矣」之語。足證費密生於天啟五年之不誤。兒子紀父親生死之年，尚不可輕信，這可見史學上「旁證」的重要了。

　　十三，七，廿九在大連

　　

（三）費密傳（《新繁縣誌·人物誌·孝弟》）

　　費密，字此度，號燕峰。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父經虞為講《通鑑》盤古氏相傳為首出御世之君（適按，《通鑑》無此文），遽問曰，「盤古以前？」曰，「鴻荒未辟」。又問「鴻荒以前？」經虞同之，然心奇之。……

　　崇禎甲申（1644），流賊張獻忠亂蜀；密年二十，為書上巡按御史劉之渤，言四事：練兵一，守險二，蜀王出軍餉三，停徵十六十七兩年錢糧四。倉卒未果行。賊遂陷成都。密展轉遷徙，得不遇害。

　　丙戌，入什邡縣高定關，倡義，為砦拒賊，賊乘間劫營，設伏待之，不敢犯，一方以安。

　　時經虞仕滇，以家遭大亂，屢乞休。密聞之，遂隻身從兵戈蠻嗣中入滇。丁亥，奉父入建昌衛。十月，至黎州省母；十二月，復入建昌；過相嶺，被凹者蠻擄去。明年戊子，贖歸。

　　會楊展鎮嘉定關，聞密名，遣人致聘焉。因說展屯田於雅州龍門山；復於青神江口，命人沉水得張獻忠棄金，為民間買牛，余悉給諸鎮，得久與賊相持。

　　十月，同展子璟新復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入敘州府，遇督師呂大器，署為中書舍人（故戴望稱費舍人）。內江範文菼見密文，大驚曰，「始以吾此度有經濟才，不知吾此度詞客也！」

　　是時密與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詩文雄西南，稱三子。

　　已丑秋，楊展為降將武大定、袁韜所害，密與璟新整師復仇，與賊戰，身自擐甲。時營在峨眉，裨將來某與花溪民有隙，詐稱花溪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璟新。璟新遽署檄討之，密力爭，……乃止。率殘卒復與璟新屯田於瓦屋山。

　　庚寅七月，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為武大定賊兵所劫；十月，又為杜漢良掠送大定營中，幾被害。十二月，乘間還楊村。

　　辛卯四月，歸新繁，舊宅皆為灰燼。

　　明年癸巳（1652）二月，至陝西沔縣，遂家焉。

　　密留楊展父子幕最久，所至屯田，為持久計。而天命人事已改，是以大功不就。

　　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為《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以為善學；丙申（1656），與通醉（僧名？）論禪，四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厲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況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余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嘆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學矣。

　　丁酉（1657）十月，攜家出沔漢。戊戎春，至揚州；聞常熟錢尚書謙益以古文名天下，乃上書錢公；錢公得書大驚，與論詩於芙蓉莊，指密《北征》詩，嘆曰，「此必傳之作也」。

　　時王司寇士禎司李揚州，見密古詩，以為絕倫，而尤愛近體「白馬岩中出，黃牛壁上耕」，「鳥聲下楊柳，人語出菰蒲」，「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等句。當時咸謂知言。

　　辛亥（1671），居父喪，悉遵古禮，冠衰皆仿古自製。三原孫枝蔚見之，自謂弗及。服闋（1673），以父遺命，往事孫征君奇逢。一日，與論朱、陸異同，進言漢、唐諸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沒。征君大以為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辭歸；征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為贈。

　　丙辰（1676）冬，聞孫征君卒，哭於泰州圓通庵，設主受吊；冠細麻，加粗麻一道，橫於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主出庵，心喪未去懷也。

　　丁巳，入山東提督將軍柯永蓁幕。會舉博學鴻詞，永蓁屢欲論薦；力辭，乃止。

　　乙丑，修《明史》，頗采舊臣遺佚者。密塗泥入都，奉其父行狀，入史館，下拜，涕泣沾襟袖。在館諸人皆為感動。

　　己巳，大病，尋愈；乃自定生平所著諸書。

　　辛巳（1701）六月，病下痢，遂不起，年七十有七。門人私諡中文先生。

　　密少遭喪亂，經歷兵戈，中年遷徙異國，足跡遍天下。晚年窮困，闔戶著書，篤守古經，倡明聖學，以教及門。嘗謂子錫琮、錫璜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為無用之學。天性和平，與人無忤；終身未嘗言人過失；有機相向者，淡然處之。村居數十年，著書甚多。

　　自宋人謂周、程接孔、孟，二千年儒者盡黜，無一聞道者，密嘗為之悲慟，乃上考古經與歷代正史，旁采群書，作《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為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

　　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此下敘諸篇目，與戴望所作《傳》同，故不錄。）……《聖門舊章》六種，共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卷，《詩抄》二十卷。外集三十二種，百二十二卷。藏於家。（《江都志》、《弘道書》及《舊章》卷數同此。但又雲，「《中旨定論》以及《歷代貢舉》二十二種，共九十卷，《詩古文詞》二十二卷。」）

　　密生平精於古註疏，謂古注言簡味深，平實可用。後儒即更新變易，卒不能過。古經之文，專賴此書。變易經文，各自為說，勢將不止，深為可懼。

　　次則尤愛《史記》，枕籍其中者八年；於諸子則熟《南華》，於八家則愛昌黎。……

　　

（四）費氏的書目（《新繁志·藝文》）

　　費經虞：《四書廣訓》一卷　　　《毛詩廣義》三十卷

　　　　　　《字學》十卷　　　　　《古韻拾遺》一卷

　　　　　　《雅倫》一卷

　　《揚州府志》作

　　　　　　《毛詩廣義》二十卷　　《四書字義》一卷

　　　　　　《雅倫》三十卷　　　　《臨池懿訓》三卷

　　　　　　《注周易參同契》一卷

　　《江都縣誌》則作

　　　　　　《劍閣芳華集》二十卷　《雅倫》三十卷

　　費　密：

　　　　　　《中傳正紀》百廿卷　　《弘道書》十卷（今本三卷）

　　　　　　《聖門舊章》廿四卷　　《文集》廿卷

　　　　　　《詩抄》廿卷　　　　　《河洛古文》一卷

　　　　　　《尚書說》一卷　　　　《周禮注論》一卷

　　　　　　《二南偶說》一卷　　　《瓮錄》一卷

　　　　　　《中庸大學古文》一卷　《中庸大學駁論》一卷

　　　　　　《太極圖記》八卷　　　《聖門學脈中旨錄》一卷

　　　　　　《古史正》十卷　　　　《史記補箋》四卷

　　　　　　《歷代紀年》四卷　　　《四禮補錄》十卷

　　　　　　《古文旨要》二卷　　　《蠶此遺錄》二卷

　　　　　　《答箵歸來晚暇記》四卷

　　　　　　《奢亂紀略》一卷　　　《費氏荒書》四卷（今本一卷）

　　　　　　《歷代貢舉》九十卷　　《二氏論》一卷

　　　　　　《題跋》六卷　　　　　《尺牘》六卷

　　　　　　《詩餘》二卷　　　　　《雜著》二卷

　　　　　　《費氏家訓》四卷　　　《祀先儀禮》一卷

　　　　　　《長沙發揮》一卷　　　《王氏疹論》一卷

　　　　　　《金匱本草》六卷　　　《傷寒口義》二卷

　　　　　　《集外雜存》八卷　　　《補劍閣芳華集》廿卷

　　　　　　《雅倫》廿六卷　　　　《中旨定論》一卷

　　　　　　《中旨正錄》二卷　　　《中旨辨錄》三卷

　　　　　　《中旨統論》二卷　　　《中旨申惑》二卷

　　　　　　《歷代貢舉合議》二卷　《朝野爭論》二卷

　　　　　　《老農記事》二卷　　　《天涯知已錄》一卷

　　　　　　《全唐詩選》十卷

　　以下各見本傳

　　費錫琮：《家庭偕詠集》　　　　《白雀樓集》

　　費錫璜：《貫道堂文集》　　　　《掣鯨堂詩抄》

　　

（五）孫奇逢給費密的手書（皆載《費氏族譜》）

　　（1）

　　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

　　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常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不盡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隨人轉移爾（癸丑春中）

　　（2）

　　此度留兼山草堂旬余矣。素不聞其師事者何人，友事者何人。今閱其著書，聞其持論，若久在江村侍講席者。其論朱、陸異同，陽明之效諍論於紫陽，皆確有所見，不隨人口吻。至論漢、唐諸儒有功於聖人，且有功於宋人，可謂漢儒知己。然此皆往事，猶有人論說。其論目前人，謂某非諫官，持論亦不必太激；某某當國而令小人潰決至此，亦未免不學無術：此皆予在江村四十年前所論說，此度若習聞之。此度既能世其家學，自能光大師說。老夫拭目望之矣。啟泰氏又書。

　　（3）

　　王文成公之學，鄒文莊公得之，傳其子昌泉公，諱美。先大父敬所公，諱臣，與昌泉公同舉嘉靖辛酉京兆榜，得聞其家學，暨其著述，以授先季父司訓公，諱丕基。不肖逢奉父命從受學，尤得吾友鹿忠節，諱善繼，切磋之力。成都費密事予山中，因述付之。癸丑春日。

　　（4）

　　從來聚首之難！然間此覆載照臨，猶比屋而居也。此度勉之！臨路手書。啟泰。

　　

（六）費密答李塨的書（載《恕谷年譜》）

　　費氏家學與北方顏李學派有無關係，這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李塨的《恕谷年譜》卷二，記康熙戊辰（1688），李塨三十歲時，費密六十四歲時，李塨寓書費燕峰論學。自注云，「燕峰，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費氏復書亦載此卷中，今附錄於此。

　　是時李塨未曾到南方，已知費氏之名，可見費氏在當日的名聞不小。後來康熙甲戌（1694），李塨三十六歲時，費氏又有論學書給李氏，今不存。次年（1695），李塨南遊，過揚州，拜蔡瞻岷廷治（刻本訛作蔡瞻治岷，今正），與言【顏？】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滋衡（錫璜）來謁」。（《恕谷年譜》卷二）那時費密已七十一歲了。

　　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者〕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眾。至正中，陳君采（樵）又以為與洙泗不同，著《淳熙辟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諍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曆以來，學者不入於窮理，即入於致〔良〕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訛既久。良知嘩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為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注，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為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

　　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弘儒碩識必剖諍滿世，寧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七）費氏父子的學說

（1）費氏家學與道統論

　　費氏父子都長於歷史知識，故他們第一步便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道統說始於韓愈，他說「堯以是傳之舜，……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時，蔡京極推崇王安石，說他「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與孟軻相上下。」程顥死時，程頤作他的行狀，說他是孟軻後一人。至朱熹作《三先生祠記》，他說：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此《袁州州學三先生詞記》，淳熙五年。參觀同類的《祠記》甚多。）

　　又他的《中庸集解序》說：

　　《中庸》之書，……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乾道癸巳）

　　又《大學章句序》：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淳熙己酉）

　　又《中庸章句序》：

　　及其（孟氏）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同上年）

　　這叫做「道統論」。這種道統論一日不去，則宋、明理學的尊嚴一日不破。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只是一種因襲的道統論，他說上古的道統（宗傳）是：

　　（元）羲皇　（亨）堯舜　（利）禹湯　（貞）文武周公。

　　中古的統是：

　　（元）孔子　（亨）顏曾　（利）子思　（貞）孟子。

　　近古的統是：

　　（元）周子　（亨）程張　（利）朱子　（貞）王子。

　　這竟是海智爾的哲學史觀了！故他的「宗傳」以周，大程、小程，張，邵，朱，陸，薛瑄，王守仁，羅洪光，顧憲成十一人為正統；餘人自漢至明皆為附考。他的特別貢獻只在把王守仁作為程、朱的嫡派。此外全都是因襲的，並且是更壞的（因為更詳密的）道統論。

　　費氏父子根本否認這種道統論，故說：

　　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然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弘道書》上，一）

　　又說：

　　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為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歟？（上，四）

　　這話何等痛快！

　　他們父子因為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故也提出一種他們認為正當的道統論。他們以為最古政教不分，君師合一，政即是道。後來孔子不得位，故君師分為二，故帝王將相傳治統，而師儒弟子傳道脈。但所謂「道」仍是古昔的政教禮制，故「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上，四）

　　他主張：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為治；其統則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為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上，二）

　　他把這個意思列為「天子統道表」：

　　【圖】

　　這個表，初看去似乎很淺陋。但我們要進一步去尋他的真意義。費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認那「一二人靜坐而得」的不傳的絕學。他的根據是歷史的：他只說，古往今來的一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別無所謂道，也別無所謂道統。簡單一句話，事業即是道，事業史即是道統。他們父子說：

　　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為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為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為道德，以事業為伯術，則後儒竄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上，十）

　　這個意思，他們也列為一表：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下，二八）

　　△儒

　　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興教，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所〕遵守：此為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簡之儔行於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靜坐相傳為專養心性。

　　佛氏

　　其徒靜坐相傳為專悟心性。

　　這種見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這是大家口頭都會說的區別。但費氏父子提出的區別，說的更痛快。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業，二氏是山林幽隱的道；我們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來做我們的城市生活的事業。第二，儒家的道的內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農工商所遵守的事實用；二氏的道是少數閒人廢物的養心性與悟心性的工夫。我們不能叫士農工商都拋棄了他們的日用事業來做養心明性的工夫。

　　費氏家學所謂「道」，以「實事，中庸」為主。費密曾說：

　　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為性命怳忽之謂虛。（中，三五）

　　他們認定這「通諸四民」「見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們極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說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費氏父子的這種主張並非有意因襲前人，乃是從痛苦患難之中體驗出來的結論。費密說：

　　天下之治，群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繼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統於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為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強之食。此時「心在腔子」，「即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於救世？豈古經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經虞）平日論次，密老年益確信不疑也。（上，十五）

　　這一段自敘使我們看出時勢與學說的關係。清代學者所以群趨於「反理學」的運動，也正是因為靜坐致良知等等空談禁不起李自成、張獻忠一班人的試驗。費氏父子從亂離饑饉里體驗出「道在於政治」的一個道理，故說，「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

　　費密的兒子費錫璜也能承家學，章學誠引他的《貫道堂文集》，有云：

　　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為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為宮室，小不能為輪轅，尚可以為工乎？（劉刻《章氏遺書》八，頁二十）

　　這確是費氏的家學。他們把儒者看作一種「政治匠」，他的職業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製器一樣。他們菲薄理論，但用事功作標準，有時未免趨於極端，變成一種狹義的功利主義。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狹義的功利主義相同（參看我的《中國哲學史》上，頁三百十一），同為事勢的產兒。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費氏家學的道統論。他們否認宋儒的道統論，他們認定儒術貴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談玄理，所以主張

　　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宋則議論為主，實事為末。）蓋人士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上，五）

　　這種道統論，認事業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統，「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這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主要見解。其說與南宋的陳亮、葉適頗多相同，但陳亮雖大膽，說的尚不能有費氏父子這樣的透徹明白；這大概是因為費氏父子飽嘗了無政治的痛苦，體驗的深切，故主張也更老實透切了。

（2）費氏論經學傳授源流

　　用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作道統，這是費氏父子的一種道統論。但他們另作一種《道脈譜》，敘七十子之後經學傳授的統系，表示儒學傳授並不曾中斷，並沒有宋儒說的「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事。這也是用歷史的事實來證明宋儒的道統論的虛妄。費密作《道脈譜論》（《弘道書》上），簡直是一篇儒學史論。他說：

　　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冢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秘深厚，幸獲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

　　漢興，……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共立學官。……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

　　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註解音釋，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為十二經；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絲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上，十七）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兩途，後人遂輕視漢魏以下的經師，以為他們未聞大道；而道統所寄，竟像真在那些得千聖不傳之絕學的周、程、張、朱諸人了。費氏父子不認政治史上三代以後全是「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也不認學術史上孟子以後儒學遂無傳人。他們用歷史事實來指出秦、漢以下的傳經諸儒皆是七十子的真正傳人。但從歷史上看來，漢儒尤為重要。他們說：

　　然漢儒，冡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尚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未〕散失，三也。（上，廿七）

　　這不但代表費氏家學，並且代表清朝學者的「漢學運動」。這三層理由，其實只是一個理由，其實只是「去古未遠」四個字。清代學者所以推崇漢儒，只是因為漢儒「去古未遠」，比較後代的宋、明臆說為更可信任。這個態度是歷史的態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於缺乏歷史的態度。他們的思想富於自由創造的成分，確有古人所不曾道過的；但他們不認這是他們自己的創見，卻偏要說這是古經的真義。這並不是他們有心作偽欺人，只是缺乏歷史的眼光，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自己的創見誤認作千餘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諦。後來他們的經說既成了學術思想界的無上權威，後人無法可以推翻他們。只有從歷史上立腳，指出宋、明儒者生當千餘年之後，萬不能推翻那「去古未遠」的漢儒的權威。清代的漢學運動的真意義在此；上文引的費密主張漢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層理由，要算是這個運動的最明白的說明了。

　　人皆知漢學盛於清代，而很少人知道這個尊崇漢儒的運動在明朝中葉已很興盛。費氏父子富於歷史的興趣，自言他們的主張乃是宋、元、明三朝學者屢次主張的。在一處（上，廿二）他們列舉宋朝司馬光、歐陽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錢謙益等，凡一百零二人，都是主張漢唐諸儒可以繼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學者的話，更可以表示明朝中葉以後反理學，重漢學的傾向。如王鏊說：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掇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盡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註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

　　又引鄭曉的話：

　　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盡有不及漢儒者。

　　又引歸有光的話：

　　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辟於有宋。

　　又引新安黃洪憲的話：

　　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註疏》先行於世，則扃未啟，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四出；諸儒校讎未必無據焉，可盡訾哉？

　　這皆可表見尊崇漢儒的風氣不起於明末清初。費密又敘他的直接淵源有四個人：

　　（1）張朝瑞作《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

　　（2）朱睦㮮作《授經圖》，列漢儒。

　　（3）鄧元錫作《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

　　（4）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

　　因為這四個人的書不大行於世，所以費經虞父子推廣這個意思，「遵聖門定旨，輯為《中傳正紀》」。此書今不傳了，但據《新繁志》及《貫道堂集》所稱，「《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為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中傳》的意思即是我們在上文說過的「通諸四民之謂中」。他們自己又下定義道：

　　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上，廿二）

　　據《新繁志》載的書目，費密還有《中旨定論》一卷，《中旨正錄》二卷，《中旨辨錄》二卷，《中旨統論》二卷，《中旨申惑》二卷。這可見「中」字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中心觀念。

　　《道脈譜》似是《中傳正紀》的一種圖表，「畫圖詳其世次，述傳授之宗系」。此譜亦不傳。但章學誠引《貫道堂集》，說費密「自推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大概此譜必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說他「妄誕不經」了。

　　《道脈譜論》的後半列舉五種反對的議論，並舉五種答覆。其第二辨云：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

　　費密駁他道：

　　……既不敢自為傳，雲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興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為傳也？不亦太過乎？

　　其第三辨云：

　　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只可言傳經，宋始傳道。

　　這就是「道學」、「儒林」分家的話。費密駁他道：

　　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辟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真不為所惑哉？……即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廢也。……籩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之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為毛血明水。遂盡削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

　　這一段的議論最公平。宋儒憑藉漢、唐的經學，加上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參考的材料多了，他們對於古書的了解往往有確然超過漢、唐之處。但他們為中興儒教起見，雖得力於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為自尊其說起見，雖得力於漢、唐而不能不壓倒漢、唐。誰知他們的權威太大，終久要引起反宋學的運動，於是清儒雖皆得力於宋學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學。這真是「一報還一報」。我們今日用純粹歷史的眼光看來，只看見古今一線相承，演化不息。漢儒去古未遠，保存得不少的古訓詁，有抱殘守闕之功，而他們的見解實在鄙陋的可笑。魏、晉以後，經過低等民族的擾亂，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個黑暗的中古時代，這也是不可諱的。在這個長期的中古時代裡，儒家實在不曾產出一個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兩個平凡的王通、韓愈來撐持門面。因為中古儒家沒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後來儒者看不起中古時期，而有「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話頭。但平心看去，魏、晉、六朝的經師確也有繼續不斷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規模的結集，上結八代的經學，下開宋儒的經學。宋儒的理解能力來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經的基礎工具仍然是漢、唐的註疏。不過宋儒生當禪宗大行之後，思想經過大解放，所以理解突過漢、唐諸位學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組織偉大的系統。但這正是學問進化的自然現象，像堆柴一般，後來的應該在上面。費密說漢、唐諸儒不妨等於「毛血明水」這是最公平的話。宋儒排斥漢、唐，然而宋儒實在是毛公、鄭玄、王弼、王肅的嫡派兒孫。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也實在是朱熹、黃震、王應麟的嫡傳子孫（章學誠已能見及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宋學只是一種新漢學，而清代的漢學其實只是一種新宋學！

　　費氏父子說：

　　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上，三十三）

　　這真是歷史的眼光。不過他們生當宋學的反動時期，不免一筆抹殺宋儒的貢獻，不免過崇漢儒。這也正是費氏父子代表時代精神之處。他們說的「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也和顧炎武說的「經學即理學」相同，也代表當日的學術界的一種大趨勢。

（3）費氏的實用主義

　　費氏著的書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傳正紀》，而這書所代表的只是他們的新道統論，所以我們述他們的主張時也首先注重這一點。費氏的歷史的道統論既說明了，我們現在可以研究他們用歷史眼光去觀察儒家的學說所得的什麼結論。我們除去細節，只提出兩個方面：一是他們的實用主義，一是他們尚論古人的態度。

　　《新繁志》的《費密傳》曾述費密常對他的兒子說道：「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志傳又說他「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為無用之學」。他的注重經驗事實，他的注重實用，是他的學說的特別色彩。他們從痛苦的經驗里出來，深深地感覺宋明理學的空虛無用，所以主張一種實用主義。《新繁志》說費密壯年時（1656）曾在靜明寺和一班和尚學靜坐。坐到半月余，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視物疑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嘆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

　　《弘道書》（下，二十）也說：

　　密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註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註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古註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這兩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輕視漢、唐古註疏，只為漢、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訓詁的工夫，不談微言大義，所以宋儒嫌他們太淺陋了，笑他們未聞大道。宋儒的理學所以能風行一世，也只為他們承禪宗的影響，居然也能談玄說妙，一洗「儒門淡薄」之風。現在當理學極絢爛之後，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註疏，那是極困難的事；非經過一番大覺悟或大反動之後，那是不會實現的。明末清初的學者，承王學極盛之後，所以能拋棄那玄妙的理學而回到那淡薄的經學，正是因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敗了，閹宦的橫行太可恥了，流寇的禍亂太慘酷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種種的原因構成了一個有力的反動，方才有那樣的大覺悟，方才有那樣的大決心。況且亂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觀消極的路上去。幸而那時正當古學復興的時期，楊慎、焦竑、胡應麟、陳第等人已把門戶打開，歸有光、錢謙益諸人又極力提倡古註疏。（崇禎十二年吳鳳苞新刻《十三經註疏》，錢謙益為作長序。費氏父子屢引此序。）所以費氏父子從患難里出來，不致於走入靜坐遁世的墮落路上去，卻在古註疏里尋出古代儒家所謂「道」，本無談玄說妙的話，乃是治國平天下的實事實功。所以費密說，「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註疏，無以見道之源」。一方面，費氏父子若不經過那種痛苦的經驗，也不容易甘心捨棄那神秘的主靜主敬的理學，誠心地來提倡那「淡薄」的儒學。所以他說，「使觀古註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費氏父子從痛苦的經驗里出來，主張實用主義。他們有一個《吾道本旨表》（中，三九），大略如下：

　　【圖】

　　他們又有一個《先王傳道表》（中，二八）：

　　先王傳道

　　三重：（1）議禮，（2）制度，（3）考文。

　　九經：（1）修身，（2）尊賢，（3）親親，（4）敬大臣，（5）體群臣，（6）子庶民，（7）來百工，（8）柔遠人，（9）懷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四民：士，農，工，商。

　　他們對於「道」的見解，只是政治的，倫理的，實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裡，成了一部高談性命的根據；而費氏父子在那部書裡只看出那「三重」、「九經」幾個政治的觀念。他們認定「儒貴能治天下」；「三重九經」之說雖極淡薄，卻是一種整治社會國家的途徑，比那性命玄談是實用多多的了。

　　費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談，常說事功為要，言說為下。他們常嘆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下，二）

　　他們也反對宋儒說「下學」為人事，「上達」為天理的話。他們說：

　　邵雍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群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下，三）

　　這是一種「存疑主義」（Agnosticism）的論調。他們因為要推開那宋儒的玄學，故輕輕地用「天道遠而難知」一句話，把宋儒的宇宙玄學放在存而不論的地位。放開了那遠而難知的，且來研究那實而易見的：這是實用主義者的存疑主義。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義的態度，要使人離開神學與玄學的圈套，來做科學的工夫。費氏父子的存疑主義也只是要大家離開那太極先天的圈子，來做實學的研究。

　　他們推開了那無用的道，主張那整治國家，實事實功的道。他們說：

　　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征，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王之六經四科亂矣。……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矣，心無不〔在〕腔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禎坐忘，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國民生作有用無用的標準，雖然頗近於狹義的實用主義，然而當時的虛空無稽的玄談實在需要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評判標準。費氏指出宋明的理學只是「深山獨處」的自了漢的哲學，但不適用於「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們的「道」，是要能適用於一切社會階級的：

　　帝王天命統道，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糹+任】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下，二十）

　　這種見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淺近淡薄的，但仔細看來，卻是幾千年無人敢說，無人能說的大見識。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與人生日用發生交涉；凡與人生日用沒交涉的，凡與社會國家的生活沒關係的，都只是自了漢的玄談，都只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把戲，算不得「道」。他們說：

　　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為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或可有可無之經。（下，二十）

　　凡經不起這個實用主義的標準的評判的，都只是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天下既治，無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上，四十五）

　　這叫做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費氏父子的實用主義，簡單說來，只是

　　教實以致用，學實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個大字。說得更明白點，只是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說的更明白點，只是

　　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雲「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為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升，不能則罷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只是

　　論政，以身所當者為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為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為定章。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後引的一段話，即荀卿「法後王」之意，但費氏父子說的更痛快明白。如雲，「堯舜三代風氣未開」，此是何等見識！費氏父子又舉封建井田為例，說明此意。他們說：

　　欲行郡縣阡陌於先王風尚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於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群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中，二十三）

　　這是歷史的眼光。費經虞曾講《中庸》「議禮，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逾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如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眾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畫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中，二十六）

　　他們的結論是：

　　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中，二十四）

　　應用的標準仍是那實用主義的標準，——「濟時救弊也已」。

（4）費氏議論人的態度

　　費氏父子經過無數痛苦的經驗，深知人情世故，故他們議論人物，往往能持一種忠恕平允的態度。自從宋儒以來，士大夫自居於窮理，其實只是執着一些迂腐的意見；他們拿這些意見來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強湊合他們的死板法式。他們自己迷信「無欲」為理想境界，所以他們上論古人，下論小百姓，也期望他們無私無欲。他們抱着成見，遂不肯細心體諒人們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顥、朱熹以後，學者心眼裡只認得幾個本來沒有的聖人，其餘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們的教主孔丘先生當日本是一個很和平圓通的人。孔丘也肯見見南子，也不拒絕陽貨的豬肉，也和他國里的一班貴族權臣往來問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發財的，也有替蒯瞶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說過，鄉原是德之賊，而狂狷卻還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絕四」，而宋儒卻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訓！費氏父子對於宋明理學家的這種態度，最不滿意，常常提出抗論。他們說：

　　夫運代不同，猶四時之遞序；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勛鐘鼎；或其初托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核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天下稱之；或為眾所攻而未盡非，或為眾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譏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為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為衡宜百務精當。……此伊尹不求備於一人，孔子論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煉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為刺；削平生之勛德，搜隙罅以為罪。……固薄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識略高賢遺冤簡冊，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

　　這已是很平允的議論了。他們又說：

　　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為盡失。惟相與煽亂為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饑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厄，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歟？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不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為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為不肖。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為急；或可或否，中正為宜。倘堅信宋儒刻隘臆說，恐伊、呂、微、箕生於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上，十三）

　　這種見解，非常平易，卻是宋以後無人敢道的議論。程頤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那種武斷的論調，在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男女。費氏把生命，妻子，產業等等，和義理看作同樣重要的東西；教人要把這各種分子合起來看，不可單拿「義理」一種來評判人。這真是平允忠厚的態度。

　　他們又說：

　　尚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愧悔，求以寡過，尚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這一大段中，如「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皆是閱歷有得的名言。宋以來的儒者往往意氣用事，勇於責人，而不自覺其太過。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後人之誣衊王安石，都是道學史上的絕大污點。費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態度。費氏形容他們：

　　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為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為不聞道；自命曰真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於是以儒之說為昧難測也，儒之意為執難平也，儒之事為煩難從也，儒之情為難合也，儒之氣象為厲難近也。彼方夷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為名高，交相惡矣。……立於朝廷，兩相危陷，……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官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來的理學有幾個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費氏父子痛斥這種理學，說他「矜高自大，鄙下實事」。（上，四七）他們要提倡一種平易近人的「中，實」之道：

　　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這真不愧為實用主義者的態度。

　　費氏父子皆有歷史的嗜好，故他們對於古今學派的異同沿革，也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提出一種「心理區別論」來解釋歷史上學派的異同。他們說：

　　天地縕，萬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沉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歟？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沉潛者歟？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沉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沉潛而學焉，則以沉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疑當作因）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們分中行，高明，沉潛三種性質，頗似近世詹姆士（James）說的哲學家有「心硬」「心軟」兩大區別。高明一派，費氏謂近於剛，其實乃是詹姆士所謂「心軟」的一派。沉潛一派，費氏謂近於柔，其實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軟，故富於理想，而易為想像力所誘惑；自趨於高明，而易陷於空虛。心硬，故重視事實，重視效果；雖不廢想像，而步步腳踏實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墮入拘迂，易陷於支離瑣碎。費氏拿這個區別來說明學術思想史上的派別：

　　後世學者，性本沉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沉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沉潛，學者之高明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為高明之非沉潛也。

　　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群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於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為傳也。（上，五十一）

　　以上說的，皆為有人問「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而發的。小程子與朱熹屬於沉潛一路，陸、王屬於高明一路。費氏此論最為平允，發前人所未發。費氏父子的家學也屬於沉潛一路，故費密雖受學於孫奇逢，為王學後人，而他攻擊「良知」之說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復古本《大學》一件事而已。費密作《孫征君傳》（《耆獻類征》三百九十七，頁三六——三七），只說：

　　其學以澄徹為宗，和易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註疏邃奧，學者安可不造？」征君則嘆以為果然。

　　費密所取於孫奇逢，如是而已。費密又自說是子夏七十二傳，是他也自居於沉潛一路。但他屢次自命為中行，自稱為「中傳」，自以為得古經之旨，故對於程、朱、陸、王的玄學方面一律攻擊。然而他的推崇古註疏，他的崇尚事實，都只是他的沉潛的天性的表現。他所攻擊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傳染的方面，並不是他們的沉潛的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他「自以為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但費氏父子的沉潛，雖然是個人天性的表現，卻也是「時代精神」的先驅。八百年前，程頤給他的哥哥程顥作《行狀》，曾述程顥的話道：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這是二程當近世哲學開幕時期對於中國當日思想界下的診斷。他們深知當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然而自他們以後，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學盛行，結果還只是一種「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兩宋時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這個鬼就是玄學鬼。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頤的玄學的宇宙論，卻捨不得那主靜主敬的玄學。朱熹提倡格物窮理，卻又去把二程唾棄的先天太極之學重新掘出來，奉為玄學的奇寶。陸、王唾棄先天太極的玄學，卻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學。陸、王末流的玄學狂熱，更不消說了。高明的病菌瀰漫在空氣里，凡要呼吸的人，多少總得吸一點進去；沉潛的抵抗力強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費密活在程顥之後五百年，他診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風橐霧，可有可無」的診斷。五百年的玄學病，到此已成「強弩之末」；李闖、張獻忠承客氏、魏忠賢之後，屠殺了幾百萬生民，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時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學熱。費氏父子一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註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他們真不愧為時代精神的先驅者！

　　十三，九，十七脫稿

　　（原題《記費密的學說》，載1921年10月12日至15日、17日《展報副鐫》。收入本集時作了較大修改，改用現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