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
蔣先生這篇《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我讀了之後，覺得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所以我大膽把我讀後的感想寫在這裡做一篇短跋。
十年前（民國十一年十月），我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題為「國際的中國」，本意是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倡出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下一點批評和矯正。當時我說：
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國際投資之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
所以我那時說：
……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際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我的結論是：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全文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a以下）
十年以來，我當時所批評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不但沒有減少勢力，竟漸漸成為有力政黨的正統思想。所以全國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國家的政焰，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動，用在口號標語式的打倒帝國主義。結果是我們糟塌了整整十年的寶貴光陰，自己國家的政治至今還不曾上軌道，而在外交上反早已走上了某先生所謂「止有敵人而無與國」的孤立地位。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休養整理的時間，我們完全不會利用，全用在自己相殘相殺相壓迫的死路上了。直到國難臨頭，我們從噩夢裡跳起來，方才知道阿蒙還是十年前的腐敗阿蒙，方才知道一個殘破散漫的中國止可以給敵人做侵略的口實，而決不能抵禦最新式的武力的侵略。十年的大錯鑄成了今日的奇恥大辱，還落得我們的敵人向全世界宣傳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國家資格的民族。
在一年半的慘痛的經驗里，我們的大多數政論者似乎還完全不曾了解這回事情的教訓。我們還只看見整串的名詞和口號的搬弄，全不顧到事實的局勢。即如最近一期的《東方雜誌》（三十卷六號）的「太平洋現勢之分析」專號的引論，開口便說：
帝國主義分割中國的悲喜劇，已從日內瓦政治外交鬥爭的場面，移轉到太平洋武裝鬥爭的場面來了。
又說：
自九一八以來，一直到最近為止，帝國主義者想在日內瓦的綠色壇坫上，用政治外交方法解決日本獨占或國際共管的問題。
這種議論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詞在那兒變戲法，名詞的背後若不是惡意的抹殺事實，就是無識的武斷。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點點自責的態度，還不肯用一點思考的工夫，還只知道造作名詞來抹殺青天白日的事實：這種現象真是亡國的現象。
蔣廷黻先生這一篇文字，我認為是對於今日這種「瞎說的國際形勢論」的一種最切實的糾正。他第一勸我們要認清國聯的性質。今日的國聯已不是幾個大國所能完全操縱的了：它一面要顧到許多小國的志願，一面又要顧到幾個非會員的強國（蘇俄與美國）的趨向；它為自己的生命與前途的發展，不能不維持盟約的尊嚴。這十八個月中國聯應付遠東局面的經過，至少應該可以使我們相信它寧願得罪一個跋扈的強國而不肯失去世界公論的同情的。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政治時必須認識的第一點。
第二，蔣先生勸我們要認清國際的形勢。他指出列強（小國更不必說）之中至少有些國家對於中國除了通商之外沒有別的侵略野心：「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強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只有過而無不及。」在這一點上，這些國家的利益可說是和中國的利益相同的，因為他們知道一個富強的中國必定是他們的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場。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第三，他勸我們要認清只有一個現代化成功的中國方才可以根本解決遠東問題；並且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聯可以給我們最可靠又最少危險的援助。我們必須充分了解這種形勢，然後能放手放膽去利用歐美資本與技術的合作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雖然很像是迂遠的路徑，然而只要我們打定方針做去，最迂遠的路也許是最快捷的路。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三點。
我讀了蔣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主張和我十年前的主張有不少共同之點，我忍不住要寫這幾句讀後感，表示我的同情的敬意。蔣先生的論調在今日一定要挨那班「瞎說的國際形勢論者」的詛咒的，正如我十年前挨他們的詛咒一樣。但今日的國際形勢的事實比十年前明顯的多，瞎說的人未必能使今日全國的人都變成瞎子。我相信蔣先生這種歷史事實的觀點終久是會占勝利的。
1933，4，3夜
（原載1933年4月9日《獨立評論》第4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