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懷洪雪帆先生

追懷洪雪帆先生
作者:郁達夫

  著作業者,和出版業者的交誼遺聞,在外國一向流傳得很多。自從什麼都資本主義化了以後,文章有市場拍賣的制度,著作者同車夫廚子一樣,可以入中人行去求主求售,而文學掮客,藝術商人,就同交易所經紀人,信託公司仲買人一樣的變成了銅心鐵口的金烏龜,象英國十九世紀所特有的那一種浪漫書商,自然不得不在出版界絕跡了。因為你若要講情,你就得餓死,蝕本破產,還是小事。

  中國舊日的書商,和作者的關係如何,我不大曉得;但自從我弄起文墨,以著作當作了並非職業的職業以後,於出版界中,認識的不少事業家之內,覺得洪雪帆先生,倒是最顧情誼,最有禮貌的一個。

  十幾年前,我在武昌大學教書。當時有幾個湖北的學棍,同幾位在大學裡教《東萊博議》、《唐詩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結合在一道,日日在尋仇想法,想把當我們去後,重新爭得的每月幾萬元學款,侵佔去分肥私用。這幾位先生的把持學校,壓迫和賄買學生的卑鄙醜惡,簡直同目下在我們近旁的一家學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學府叫作學店者,就因為當事諸公,實在是明目張膽,在把學校當作升官發財的錢莊看的緣故。我看得氣起來了,覺得同這一種禽獸在一籠,同事下去,一定會把我的人性,也染成獸色。因而在有一次開會的席上,先當面對它們——那些禽獸——加了一場訓斥;然後又做了一篇通訊,把它們的內幕揭了揭穿,至於我自己哩,自然是袱被渡江,順流東下了。是在這一次的長江輪船上面,我於無意之中,竟認識了洪雪帆先生。

  這一次的同船者當中,有一位是李孤帆先生。他本在漢口經商;有時候也常渡江,到武昌城裡來和我們一道玩;所以我們的幾個自北京去的教書先生,誰都和他認識。有時候,我們在漢口玩得晚了,不能渡江回去,也常常在他的那間商號裡打館宿歇;買物購書,若錢不夠用的時候,也時常向他去通融若干。我的這一次下長江的船票費用之額,記得也還是他老先生替我負擔的。而他卻是和洪先生自小就在一道的同鄉,兩人的年齡,也相差了沒有幾歲。

  我們在輪船上,喝喝酒,打打牌,每天晚上,談天總要談到午前一兩點鐘,才回艙去睡。又因船上買辦之類,都是他們寧波同鄉的緣故,我們吃的一桌菜,辦得特別的豐富,特別的精緻;所以自漢口到上海,在船上住了三日三夜,非但不覺得氣悶,等船到了黃浦灘外的招商碼頭,大家要上岸分手的時候,反各自有點依依難舍的神情。自從這一次的同船之後,我和孤帆,反而見面的時候不多,但與洪先生,卻每年總有幾次在一道吃飯或聚談的機會。

  雪帆先生相貌魁梧,談話的聲氣異常洪亮,面上滿面紅光,笑起來的時候,卻有點羞縮象小女子似的嫵媚。我們在輪船上,記得有一次曾猜談過大家的將來。我對洪先生一望,就毫無遲疑地說:「幾個人之中,壽命當以洪先生為最長,至於事業的成就,和發財的遲早,孤帆和雪帆,都要爭爭東風看,誰先借得著,就是誰早到目的地。」不料這一句預言,僅僅十數年間,就完全被事實來摧毀得連根都拔起了;我以後只好再也不去相人,再也不多說一句關於未來的話。

  當時聽說洪先生在經營煤炭業,沿長江一帶的碼頭,都是他的經商地域,故而他每年總要上長江各埠去巡視一二次。可是當我去廣東跑了一趟回來,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打算在上海住落的那一年年底(大約是民國十八、九年之交),洪先生卻忽而送了幾百塊錢來,說將獻身於文化界,從事於出版事業,教我竭力為他幫一點忙。第二年的春天,現代書局就在上海四馬路的書業市場,張起旗幟來了。從這一回之後,我因為失了業,並且也住在上海的緣故,同他往來見面的次數,就一天多似一天的繁了起來。現代書局的出雜誌,出新書,大抵總由洪先生來和我商量;許多作家的作品及單行本之類,亦以我所介紹者為多。新起的作家的書,洪先生獨鼓起了他的三分戇氣,將這些生氣潑刺的作品,陸續送上了讀者的手頭。而許多內地青年,經濟力和求智欲都沒有象現在那麼的衰落,所以在這一時期,現代書局既盡了它的促進文化的天職,同時也擴張了它在各省的營業。書局的根基,僅僅於一二年之中就打定了。

  可是當艱難草創的時候,旁人只冷眼相看,到了根基一定,有權利可享的時候,大家就明槍暗箭,起來爭奪,是中國一般事業家的故態。現代書局,於根基固定之後的兩三年中,洪先生和他的合夥者中間,似乎經過了不少的風波磨難。

  前兩年,他為開設支店之故,去廣東住了幾月:事務的繁雜,與水土的不服,竟使他那個堂堂的身體,瘦削了一半。回上海之後,又因合夥者的忽離忽合,糾葛纏繞,總也拖累了他一年的光景。這中間,我因為在上海灘上,不能生存,遷到杭州來住了,和他見面的機會,自然是很少。直到去年夏天,上青島去之先,和他在現代書局裡一見,竟使我大吃了一驚,疑心我在白晝認錯了人。

  他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來是狹小的兩隻眼睛,變得很大很大;臉上沒有了紅光,只剩了兩顆很高的顴骨;說話的聲氣,也變得很幽很緩慢;我和他在正興館吃了一餐午飯,只見他喝了幾瓢湯。

  「現在好了,弄得一天星斗,現在總算把書局弄成了我一個人的事業。」

  他於吃飯之後,慢慢地同我說。

  「我以後想改變方針,不以營利為本位,就是蝕本,也想出幾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書。一般作家,實在太苦不過,假若是可能的話,我先想出一種無名作家的叢書,將這叢書的利潤提出來,專作救濟窮作家之用,積成一種扶助作家的基金,將來或者也許要請你當一位義務的委員。」

  這是在他去世前三四個月時候的計畫,我想當他病到了十分,苦悶在病院裡的鐵床上的中間,也一定還在轉輾思維的無疑。

  我從北方回來的時候,因為家裡的小孩病了,在上海沒有耽擱。後來就上天臺雁蕩去旅行,正想靜下來寫一點東西,拿了稿子去硬賣給現代,但在旅舍的燭火底下,忽而在報上見到了洪先生的訃告。我的寫作計畫,當然是變作了水泡,而對於人世的無常,生命的短促等等的諦念,更在我的本來是衰頹的精神上,加了一錐重大的打擊。堅強宏壯,象洪先生那樣的人,尚且不能享到中壽,那麼象我這種老受疾病纏擾,養生無物,外世無方的弱者,又能在人世間殘留得幾何時?兔死狐悲,是物傷其類的一句中國的成語,我的對於洪先生的追懷,當然也脫不了這一句成語的範疇,但是人生的寂寞,「送者自崖返矣」的一種孤獨的實感,卻是我不得不寫這一篇文字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