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自序
吾國清代之有革命黨，以興中會為嚆矢。在興中會以前，非無革命黨也。如：康熙六十年 （一七二一） 台灣朱一貴之中興會，乾隆五十一年 （一七八六）台灣林爽文之天地會，嘉慶元年 （一七九六） 鄂、皖、豫、湘各省劉松、聶傑人、齊王氏等之白蓮教，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 燕、魯、晉、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 （一八五〇） 洪秀全之太平天國，皆可謂之革命黨。然其宗旨止限於反清復明之單純的民族主義。而所企圖，所建樹，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統，於近代進化之民權主義無與焉。是只可謂之狹義的及私人的革命黨而已。若夫揭櫫民族民權兩大主義，而開吾國歷史之先河者，厥惟興中會。
興中會之發起，在於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間，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陽廣東之失敗。發起人孫中山先生偕陳少白、鄭士良二君於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訪余父鏡如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商店，商榷組織興中分會事宜，時中山先生固與余父尚無一面之識也。溯余父之早年經商橫濱，亦有故焉。余祖展揚世業儒醫，清咸豐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遣部將陳金剛等謀在粵舉兵響應，各府縣從之者大不乏人。各以頭裹紅布為識，時人以「紅頭賊」三字稱之。余祖即以交結「紅頭賊」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獄，興中會之發起，在於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間，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陽廣東之失敗。發起人孫中山先生偕陳少白、鄭士良二君於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訪余父鏡如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商店，商榷組織興中分會事宜，時中山先生固與余父尚無一面之識也。溯余父之早年經商橫濱，亦有故焉。余祖展揚世業儒醫，清咸豐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遣部將陳金剛等謀在粵舉兵響應，各府縣從之者大不乏人。各以頭裹紅布為識，時人以「紅頭賊」三字稱之。余祖即以交結「紅頭賊」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獄，興中會之發起，在於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間，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陽廣東之失敗。發起人孫中山先生偕陳少白、鄭士良二君於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訪余父鏡如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商店，商榷組織興中分會事宜，時中山先生固與余父尚無一面之識也。溯余父之早年經商橫濱，亦有故焉。余祖展揚世業儒醫，清咸豐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遣部將陳金剛等謀在粵舉兵響應，各府縣從之者大不乏人。各以頭裹紅布為識，時人以「紅頭賊」三字稱之。余祖即以交結「紅頭賊」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獄，瘐死南海縣獄。余父以是抱恨終天，憤然間關走日本謀生活，居橫濱數十年。甲午中日構釁，清軍敗績，余父益憤清政不綱，毅然剪除辮髮。時旅日華僑無去辮易服者，有之獨余父一人耳，故同國人咸稱余父為「無辮仔」焉。是歲冬，中山先生自檀香山歸國，舟過橫濱，嘗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輪僑胞演講逐滿救國。中有販賣雜貨商陳清者，聽演說後異常驚奇，亟趨告余父。余父大為傾倒，立使陳清邀請中山先生登陸，共商國是。中山先生答謂該輪啟碇在即，未便登陸，囑陳清攜興中會章程及討虜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為派送，借廣宣傳。且謂廣東不日可以大舉，約陳清回粵相助。是即余父與中山先生互訂神交之經過。厥後陳清卒回粵參加乙未九月廣州之役，其旅費即由余父所贈予者也。余父既接見中山先生，對於組織興中分會事，極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僑商譚發、黎炳垣、溫遇貴、陳才、黎簡卿、趙明樂、趙峰琴、溫炳臣等十餘人，在文經商店二樓討論立會事。旋設會所於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眾舉余父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力辭，乃改推余叔紫珊。分會成立後一月，中山先生向各會員籌措赴檀香山旅費，各會員多以無力對，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籌五百元應之。中山先生得資，即與陳少白同時剪髮易服，以百元贈鄭士良，使回香港預備再舉。另以百元給陳少白充用度。少白於中山先生離日後，即從余父言移居文經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時所居者也。
當橫濱興中會成立時，餘年甫十四耳。是歲夏余以母疾自粵蒞日，余父命余夜習英文，日中無事惟讀小說消遣，於國事實毫無所知。一日，有久未剃頭髮長逾寸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余父引之至樓上客室，密談多時乃去。余後始知來客姓名為孫逸仙、陳少白。嗣興中會成立後約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詢余好讀何書。余曰，好讀小說。中山先生曰，好讀哪部小說？余曰，《三國演義》。中山先生曰，《三國演義》 人物汝最喜歡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歡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順逆之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之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之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謂余父曰，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余父遂命余填寫誓約，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黨之原因也。時興中會之宣傳品僅有二種：一為《揚州十日記》，篇末附以清攝政王多爾袞及明閣部史可法來復二書;二為黃梨州《明夷待訪錄》 選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為印刷。余初讀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揚州十日記》則作小說讀之，篇末之多爾袞、史可法二書，更能背誦不遺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識之報章，僅有上海《時務報》及澳門《知新報》兩種，然亦止倡導維新變法之論，於革命保種之真諦，固無關係。至己亥 （一八九九年） 秋，余始遊學東京，漸博覽《東華錄》、《明季增余知識之報章，僅有上海《時務報》及澳門《知新報》兩種，然亦止倡導維新變法之論，於革命保種之真諦，固無關係。至己亥 （一八九九年） 秋，余始遊學東京，漸博覽《東華錄》、《明季稗史》、《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盧騷《民約論》、孟德詩鳩《萬法精理》 諸書。遂於平等自由天賦人權之學說及世界革命民族自決之源流，豁然貫通。更印證以興中會宣誓之宗旨，若合符節，益覺實行本會宗旨之職責為刻不容緩矣。自庚子至壬寅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之三年間，余在日嘗發起四事：一為與鄭貫公等創刊之《開智錄》，二為與李自重、王寵惠等組織之廣東獨立協會，三為與沈雲翔、戢元丞、秦力山等合辦之《國民報》，四為與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為贊成人。於海內外之宣傳，收效至巨。及壬寅以後，陳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國日報》 駐東記者，美洲致公堂機關之《大同日報》，亦以該報駐東通訊員見委，此外東京之革命軍事學校，及檀香山之《檀山新報》，新加坡之中和堂與《圖南日報》，概由余傳遞消息，聯絡黨誼。在同盟會成立以前，余之橫濱寓所，不啻為革命黨各方交通線之樞紐焉。
乙已 （一九〇五）七月，中山先生聯合全國革命黨各派興中會、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余亦第一日發起人之一，吾國革命黨之採取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黨綱者自茲始。然此三大主義之名稱，僅初見於中山先生手撰是歲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之東京《民報》 發刊詞，而同盟會誓約所明白規定者，只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十六字而已。是歲八月初十日，中山先生以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名義首派余歸國設立分會於香港、澳門、廣州各地，並專任《中國日報》記者。丙午 （一九〇六）《中國報》 改組，余任社長，自是南方各省之黨務軍務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揮者，有丁未 （一九〇七） 四月潮州黃岡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劉思復在廣州謀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運械之役；間接參與者，有丁未七月欽州防城之役，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戊申（一九〇八） 二月欽州馬篤山之役三月雲南河口之役，庚戌 （一九一〇） 正月廣州新軍反正之役，辛亥 （一九一一） 三月二十九廣州黃花崗之役。當庚戌正月新軍一役失敗之後，余旋赴北美加拿大，任溫高華埠《大漢日報》總撰述，並向旅加僑胞籌措軍費，作辛亥三月廣州革命軍之供應。迨黃花崗一役既敗，余復役於美國，協助舊金山洪門籌餉局募集資金，為辛亥大革命各省起義之需。武昌舉兵後二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三團體公推余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參加組織共和政府事宜，並代攜籌餉局兩年內發行之革命軍債金幣券收支總冊向革命軍政府繳呈報銷。及歸抵上海時，適在中山先生蒞國之前數日。嘗偕南洋革命黨總代表吳世榮結伴赴寧，擬列席各省代表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嗣以該會尚無華僑享受參政權之條文，僅能廁身旁聽席而已。至民元正月一日遂隨中山先生蒞寧參與臨時大總統就職盛典，旋委任府中機要。迄統一政府成立而止。此余民元以前歷年奔走革命經過之大略也。
民元五月，余以孫前大總統及黃前陸軍總長克強之推薦，受任為臨時稽勛局局長。在職十五月，至民二七月下旬為袁世凱逮捕系獄而止。此十五月間，經本局及各省分局之剴切調查，對於海內外革命黨人之大小事跡，搜羅徵集，極為詳盡。不幸中途為亡清帝制餘孽所破壞，未克貫撤崇德報功養生恤死之大業，至為憾事！及民十七，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余乃致書行政院長譚延闓，謂查民元稽勛局檔案尚由國務院分別保存，請其於派員接收舊政府卷宗時，一併妥為收管。後得譚院長復函，稱已派秘書楊熙績將此項檔案移送南京行政院保管等語。民二十六冬，首都淪陷敵手，此項關於開國勳勞之重要文書，能否事前妥送安全區域，無從知之；萬一亦隨政府機關而付一炬，則真國家莫大之損失矣。
民十七春間，余以民國肇造既歷十七星霜，而國人對於革命開國之往事，茫無所知，實足以影響國運之興亡。乃發憤搜集三十年來所寶藏之各種書札筆記表冊報章等等，並廣徵故舊同志所經過之事跡，筆之於書，凡一百萬言，題日《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以余在開國前十七年間之經歷而言，自信此書實較出版以前之任何記載為翔實。此書上篇刊於民十七年十一月，中篇刊於民十九年十一月。下篇雖已脫稿多年，以時勢及環境關係，至今未能付梓，良用歉然。然今日距此書上篇之出版又十年矣，環顧國內出版之開國記載，仍復淺陋不詳，而國人對於辛亥前革命偉業，亦多數典忘祖，喜謗前輩，此真民國盛衰存亡之大關鍵也。余有鑒夫此，因續有《革命逸史》之作。
史有正史逸史之區別，吾國自周秦迄今三千年來，除官書而外，舉凡民間記載及歷代相傳之遺聞軼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稱野史，其所以異於正史者，則正史以簡約明達要言不煩為主，而逸史之旨趣，則在於搜羅世聞之典章、故實、嘉言、懿行、舊聞、瑣語、奇談、艷跡，一一傾囊倒篋以出之。體例無須謹嚴，記載不厭瑣細，既可避文網之制裁，亦足補官書之闕漏。如漢代劉向之《烈士傳》，皇甫謐之《高士傳》，伶玄之《飛燕外傳》，劉歆之《西京雜記》，晉代斐啟之《斐子語林》，唐代顏師古之《南部煙花錄》，劉靦之《隋唐嘉話》，某氏之《大唐傳載》，桃源居士之《唐代叢書》，鄭處誨之《明皇雜錄》，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柳宗元之《龍城錄》，李德裕之《次柳氏舊聞》，李浚之《摭異記》，宋代王君玉之《國老談苑》，徐度之《御掃篇》，徐鉉之《五代新說》，葉紹翁之《四朝聞見錄》，歐陽修之《歸田錄》，道山先生之《道山清話》，某氏之《宣和遺事》，元代某氏之《三朝野史》，劉祁之《歸潛志》，明代文秉之《烈皇小識》，徐昌國之《剪勝野聞》，陳繼儒之《太平清話》，彭大翼之《山堂肆考》，余澹心之《板橋雜記》，清代某氏之《明季稗史》，王秀楚之《揚州十日記》，呂留良之《惟止錄》，王士禎之《池北偶談》，禮親王昭槤之《嘯亭雜記》，宋葷之《筠廊偶筆》，薛福成之《庸庵筆記》，王韜之《洪楊紀事》，某氏之《清秘史》諸作，皆此類也。余前撰《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初擬毛舉開國前十七年間所身歷目睹革命黨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跡，不拘莊諧雅俗，一律公諸於眾，期使後學青年探本求源有所取法。顧以格於史律，有願未償，今茲《革命逸史》 之作，即采古今筆記叢談之微意，而補前著所未及者也。海內外諸同盟，咸有闡幽顯微光先裕後之責，倘能抽取往日見聞，匡其不逮，余百拜謝之。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馮自由於香江之大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