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作者:胡適

上、顏習齋所反對的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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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遠,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顏元《存學編》一、八)

  一、從兩晉到北宋(西曆300—1100)是中國思想的「印度化」時代,其特殊性質為:①反倫理的(出家、不拜君主)。②出世的(出家、出三界)。③反人生的(非人的、以人生為苦、以遺身焚身為可貴)。

  二、中國思想曾屢次反抗,但都無效。①打倒(三武一宗的毀法)。②仿造(道教)。③根本抵制(「本論」)(1)復興中國本位文化(教育、刑政)。(2)建立中國玄學(理學)。

  三、理學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無形中沾染上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他又想打倒道教,但無形中也沾染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學是一個不徹底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

  這個架子本來無大弊病。弊病在於「怎樣做到這個綱領」①怎樣格物?②怎樣致知?③怎樣正心誠意?④怎樣修身?

  四、程、朱一派提出了一個新綱領:「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伊川)①致知必須格物,格物就是「即物而窮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久就會有「豁然貫通」之一日。這是致知。②敬是「主敬」,目的是無欲,「去人慾,存天理」;方法呢?就是靜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程子的後輩又教人靜坐體認:「喜怒哀樂之未發」以前是何氣象。這完全是中古宗教的靜坐禪定的態度。

  五、「格物致知」的路子,是科學的路子。但太早了,太缺乏科學的背景了,所以始終行不通。程子和朱子都把「物」解作①讀書窮理,②尚論古人,③待人接物。朱子確能做到讀書窮理。他在考證、校勘各方面都有開山之功。但這條路實在太難了,許多懶惰的人,太聰明的人,都不願走。

  六、所以陸、王一派反對「格物」,以為「支離破碎」。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最可寫此心理。此派認理在人心,不在外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格物是為善去惡。

  七、陸、王一派有什麼方法呢?象山說:「隆師親友。」陽明一派說:靜坐。陽明一派到了晚期竟完全成了主靜的禪學和「囊風橐霧」的玄談。「愧無半策匡時難,惟保一死報君恩。」

  

下、顏習齋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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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顏元《漳南書院記》)

  一、顏元(生崇禎八年,死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父為朱氏養子。四歲時,父出走。少時學仙,學拳術,不務正業,稍長始改行。十九歲,中秀才。務農,兼學醫。二十四歲作《王道論》(《存治》),初喜陸、王,後宗程、朱。三十歲有《柳下坐記》。三十四歲,義祖母死,居喪中忽有大覺悟。(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之非。因徐按其學,知其非孔門之舊。三五歲改名習齋。作《存性編》及《存學編》。三十九歲歸宗。四十八歲著《存人編》。五十歲尋父出關。五十一歲得父骨。五十七歲南遊到河南。六十二歲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七十歲死。)

  二、顏習齋反對理學,屢說理學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程子的兩條路「致知」與「敬」,謝上蔡所謂「居敬窮理」,他都反對:「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以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仆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存學》二、六)總之,他批評理學有三大錯:①以靜坐為學,②以性命玄談為學,③以誦讀章句為學。他說:「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析戴,則不得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存學》二、二)至於性命玄談,他說:「性命之理,不能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至於讀書章句,他譏為「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記余》一、二)「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一、四)他的大弟子李塨也說:「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佐證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論學》二、四)

  三、他認清了宋儒理學的大毛病在於上了和尚道士的當,處處要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所以他們努力要打倒和尚道士的路,其實還是走上了和尚道士的路;顏元最偉大之處在於不屑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他對於印度化的思想,只有一條對治方法:「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他看清了中國文化的特色只是平實粗淺的「三事」:①正德,②利用,③厚生。一切玄妙的、虛妄的談天說命,談心說性,都不是中國正統的思想。他要人想想為什麼孔子「罕言命」,為什麼孔門弟子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說,這正是孔子的最偉大之處。古人「學、教、治皆一致也」。學的、教的、治的,都只是那平實粗淺的三事和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這才是「中國本位文化」。拿這些來打那玄虛的印度化,就是「彼以其虛,我以其實」。

  四、所以他的哲學大旨是「寧粗而實,勿妄而虛」。他說:「學之亡也,亡其粗也。政之亡也,亡其跡也。」要「習事」,不要說理。要學那粗淺的實跡,不要同和尚道士爭玄斗妙。他說:「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存學》一、一六)

  五、他論性只認那「氣質之性」是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之性,眶疱睛皆是天命之性。

  六、他論學只是要人實學實習「六藝」,包括水火兵農錢穀工虞。他的書院計劃:

  

【有圖】

  

  「夫儒者,學為君相百職,為生民造命,為氣運主機者也。」(《記余》三、二一)「儒之處也惟習行,儒之出也惟經濟。」

  七、他的教學方法注重實習實行,故自號「習齋」,「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講聽,要唯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與再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說,「格物」如「手格猛獸」之格,格就是「犯手去做」。格物就是「身實習之,身實行之」。這個「習」字是他的教學方法的中心。他說:「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法乾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存學》二、二)他又說:「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存學》一、一九)他又說:「但凡從靜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飢食渴飲不得。」(《存學》三、一六)只有實習實行過的知見是真實可靠的。他用醫作比喻:「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他又用學琴為比喻:「詩書猶琴譜也。」講解琴譜不是學琴;琴譜也不是琴。學琴必須彈琴,次習琴,能制弦制器,能作歌作譜。「心與手忘,手與弦忘,」始為「能琴」。

  八、他的教學,要以粗代精,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以實習實行代誦讀玄談,以動代靜,都是很偉大的見解。其中「以動代靜」,更是前人所未敢道。他說:「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為今日正『習動』耳。」(《年譜》上、五七)他的「習」字法,正是要用功的教學替代靜的教學。「乾坤之禍莫甚於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年譜》下、四九)朱子贊其師李侗生平「不作費力事!」顏習齋大反對此言,說:「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他常恨「靜」的教學法養成了一個脆弱無能力的民族:「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書生……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記余》一、五)(參《存學編》三、二二)所以他的學堂里,習藝之中包括武備、騎射、拳術、跳高、舞刀劍等等。他要養成一種文武的全才。他曾說,他「將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年譜》下、一〇——一一)

  九、顏元的思想也有很鄙陋之處,也有不能完全撇開中古宗教思想之處。但那都是時代的關係,不足為他詬病。他的最偉大之處正在於不怕人笑他粗淺鄙陋。「寧粗而實,勿妄而虛。」這八個字至今還可以做我們一切工作的箴言。他的思想至今是很「摩登」的。他的失敗是由於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技能都太幼稚了,不夠幫助他做那正德利用厚生的教學工具。只有世界最新的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可以真正達到那三個大目標。[1]

  (本文為1937年胡適在廬山暑期訓練團的演講稿,原載1941年7月16日香港《文史雜誌》1卷8期)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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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文發表時,文後附錄何聯奎1941年7月2日寫給《文史雜誌》編者的一封信。信中說:「……二十六年,適之師講學廬山暑期訓練團,所講『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一題,其精言粹義多為前人所未發。特檢原稿,刊布《文史》,以饗同志,想亦適之師所許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