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至岳/編輯-正心得自由
上世紀六十年代，筆者考進廈門大學歷史系，當時系主任是明清史專家傅衣凌教授。當我們踏進這所享譽國內外的學府時，就參加了「反右」的批判會，會上受批的是陳碧笙教授，我們是新生不知因由，只聽有人在會上批判陳教授講課及參加歷史研討會時，用英語發言講解。聽了批評會，內心覺得：陳教授是多麼的了不起啊，會用英語教學、發言！這是當年的心裡事，以後我卻特別崇拜他。十多年後，我回學校參加廈大七十周年校慶，陳教授已平反，聽說他對施琅大將軍收復台灣，統一祖國的偉大歷史功績有了更新的研究和論文，就拜託當時的校教務處長柯友根老師（他是我畢業論文指導師）向陳教授借來一閱；拜讀以後，覺得陳教授對施琅歷史功勳的正面論斷，正是我心中一直想說，卻說不出來 。
我們系裡有一位年紀頗大的古文學教師，名叫陳文松，他眼力已不大成，但他在教我們《左傳》、《春秋》時,根本不用看,篇篇倒背如流,解釋清楚確切.陳老師學識廣博,當時廈門大學發展鄭成功鑄造的錢幣,錢幣正面鑄的草書「朱成功」那個朱字,就是陳老師考證的.他認為:鄭成功賜國姓,明朝皇帝姓朱,因此明朝錢幣上鑄朱姓. 「朱成功」錢幣現在保存在廈門,兩位老師對施、鄭兩位英雄的研究，都各自有成績。筆者近讀施、鄭史跡，頗受益智，現試說其異同。 施琅，福建晉江衙口人，1621年（明·天啟元年）出生；鄭森（鄭成功原名）福建南安石井人，1624年出生在日本長崎平戶。施琅比鄭森大三歲，他倆同是福建泉州府人，也一樣出生在明末清初我國「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不管施、鄭倆各自出身與背景不同，各自為國家統一立功的動機不同，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兩人一樣都是對統一祖國作出貢獻的中華民族大英雄。
現在，我們根據史實對施、鄭作些比較，評說兩位英雄人物的異同。 施、鄭倆年齡相差甚少，可出身卻十分不同。從史料看，施琅是出身於貧窮的平民家庭，而鄭森則是出身於集官、商、海盜淤一門的富裕之家。 施琅出生在常遭倭寇和土匪搶掠的南潯鄉衙口村，祖父施一舉逃難時，摔斷了腿，一隻眼睛因傷失明；父親施大宣也是個「遭外釁，家落」（施德馨《襄壯公傳》）的老實平頭百姓；施琅還有一個平民叔父施大突。還有施琅三兄弟：大哥施肇科，早亡、施琅本人，還有一個少他三歲的弟弟叫施顯。
鄭森的家世則十分顯赫，據[清]鄭達輯的《野史無文》卷十二《鄭成功海東事》《鄭成功傳》中記載，鄭森的父親鄭芝龍初隨泉州人李習（旦）販貨日本李習看重鄭芝龍「撫以為子」並且「為芝龍婚於長崎王家」。後來李習死了，「芝龍乾沒其貨財」。後因崎王的信任，又「使芝龍主舶」，到「閩浙互市易」，賺了巨量的財物。並被推為八舶之長，「往來泛海洋，久之為盜。」崇禎（明思宗朱由檢年號）初（1627年），鄭芝龍船隊的海盜行徑是：「攻同安、海澄。敗泉州兵。」後來「受巡撫都御試史沈猶龍約，遂納款降。」封為「游擊將軍」。鄭成功的兩位叔父鄭芝虎（豹）、鄭鴻逵也跟隨歸順朝廷。鄭芝虎在平海盜劉香老時與香老「徒手搏相持落海中俱死。」鄭鴻逵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1644-1645年在位）時，「封靖虜伯」，隆武帝時封「定國公」。而鄭芝龍在弘光帝時，就封其為「南安伯」；至唐王（朱聿鍵，年號[隆武]）在福州即位時（1645-1646），「進太師平國公。」此時，鄭芝龍在南明小朝廷中，可挾天子而專橫跋扈 ，致而隆武帝「欲裁抑之，然卒不可得。」可見鄭森的父、叔在南明小朝廷中，已經官居極品。後來，鄭芝龍在同鄉洪承疇（南安英都人，1642年降清）領清兵入浙時，「持兩端，遣人私款洪承疇。」南明國公鄭芝龍轉投清廷。
1628年八月鄭芝龍在福建巡撫熊文燦支持下，招納漳、泉等地災民數萬，用海船運送台灣墾荒定居，成為組織大量移民到台灣開發的第一人。鄭芝龍雖非有心，但此舉客觀上卻為鄭成功以後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回台灣、建立「匡復明室」的鞏固根據地開了先河。而移民台灣、開發台灣更可供鄭森參考。 施琅七歲就上私塾讀書，但由於家道中落，「年未及冠，學書未成，棄而學劍」，「遂智勇為萬人敵。少年施琅挑鹽、採薪、當傭工，什麼苦活都要干，但他生性勇猛好動，更有將帥之才與潛質；他在《都閫安侯施公行述》中記述他弟弟（即都閫安侯施顯）曾向他說：「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著勛名於千古。今四方騷動，正英雄建立時，吾兄弟膂力不讓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經生伎倆為！」施琅聽了弟弟這番話「壯之」。給予鼓勵、肯定、認可，表示自己也有同樣的志向：「著勛名於千古」。
施琅十七歲那年，靠自己的神力投入己被崇禎皇帝招撫了的鄭芝龍軍中，當上千夫長。但投軍三年，從未見到芝龍兄弟，更無法施展才能，實現抱負。所以當其弟施顯來投奔時，他將千夫長之職讓予施顯，自己毅然回家鄉衙口，另覓出路。過了三年，施琅己23歲，在一位名叫施福的族叔力薦下，鄭芝龍讓施琅當施福副手（（施福此時是鄭芝龍帥府將中軍）。在剿滅泉郡盜賊葉績、徐晃及「掃靖江、贛、閩、粵三百餘賊盜之寨，降世魁數十「（見《襄壯公傳》）後，才被提升為游擊將軍。1644年大明王朝覆滅後，五月，福王朱由崧（即南明弘光帝，1644——1645在位）在南京稱帝，鄭芝龍被封為南安伯，施琅遂被升為副總兵。朱由崧在位不到一年，弘光朝即滅亡。鄭芝龍等擁立唐王朱聿鍵（隆武帝，1645—1646在位）在福州稱帝，鄭芝龍被封為平國公，施琅隨同被提升為僉都督，任左衝鋒，施顯也授錦衣衛。
清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鄭芝龍見南明氣勢己完，打算降清，故將五百艘戰船的水軍撤回晉江安平，並調回施琅部隊。隆武帝被俘，絕食餓死於福州。11月15日鄭芝龍降清，施琅無可選擇地隨主將投附了清廷。 鄭森是鄭芝龍與日本女子田川氏（翁氏）所生，可以說是中日混血兒，1630年（崇禎三年）七歲，他隨父母從日本回國，即「延師授學」。十歲就能寫八股文。恰當明朝覆滅那年（1644），文章華麗典雅的鄭森21歲，以榜首進南京國子監太學，並以儒學大師錢謙益為師；學習之餘，也喜舞劍、彎弓。1645年鄭森在其父鄭芝龍引薦下，到福州朝見了隆武帝（鄭芝龍等所擁立的），「帝以芝龍故，封忠孝伯，既而授招討大將軍；許便宜拜官（可以自主選擇將官）。」並賜鄭森國姓「朱」，改名「元功」，因明太祖名朱元璋，諱「元」字，故改「元」為「成」。史書上的鄭成功、國姓爺、或錢幣上的「朱成功」都是指鄭森。據《野史無文》《鄭成功傳》記載：「日本之法，中國人婚於日本，不得歸。」由於「芝龍主舶，攜夫人（兒子）共載，因得與之歸閩。」因此，鄭森也得以隨父母回國，學習中國儒家思想文化、忠君不貳，後來還趕走荷蘭人，收復我國領土台灣，成為我國的民族英雄。因鄭芝龍的緣故，鄭成功一踏足建功立業的官宦之道，就十足風光，這與施琅那坎坷征途和艱辛奔波相比較，有如天淵之別。
出身清貧的施琅，少年時也受儒家思想教育，他一樣有忠君不貳思想、孝悌觀念，跟隨鄭芝龍抗清、投清，只是對主帥芝龍的「忠」和效命，絕不能說他是「貳臣」（有人還污罵為「漢奸」），當然也談不上當時施琅己認識到我們今日的民族觀：以漢族為中心、漢人當皇帝才算正統，這是狹隘民族主義、是錯誤的。其實，明（漢）朝換清（滿）之前，我國己有地跨歐亞、蒙古族人統治的大元王朝；而在施琅生活的青壯年代，1644年崇禎帝亡後，李自成建立了「大順」政權，風雨飄渺中的南明小王朝又先後在南京、福州、廣州建立了一年至40天的幾個短命政權，在北方滿族人建立了大清王朝，順治皇帝（1643—1661）己在北京即位。
政權更迭如此頻繁，施琅在這個大漩渦中，因應各種實際情況與不同境遇，為達到自己奮鬥的目標，順潮流向前，應予肯定。！鄭成功門第顯赫、家庭富有、進國子監太學，又識刀劍，可以說是文武雙全的時代驕子。可惜他青壯年所處時代，正是明、清改朝換代的動盪時期，他在三十九歲的短暫一生中，征途也滿是荊棘與坎坷。然他對隆武帝的知遇之恩，刻骨銘心，以匡復明室為己任，忠君不貳，至死不變。當他的父親勸他降清時，他寫信勸告父親道：「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之禍，兒只有縞素而己。」順治三年十一月「清兵入泉州，擄芝龍室，淫成功母，母恥之，自縊而死，遺書成功：」滌腸腹以殮。成功遂起兵。」（見《野史無文》《鄭成功傳》）如此奇恥大辱，鄭成功怎可忍受！國恨家仇，他投筆從戎，樹起「殺父報國」旗幟，進行招兵買馬，矢志抗清。歷史在發展，形勢比人強，不用說他父親，當時連科甲出身、最講究忠君不貳的士太夫如洪承疇、錢謙益（錢還是鄭成功儒學之師）等，也都投降了清廷，這對他心理上難免有很大的衝擊。
雖然，鄭成功曾在廈門海戰中大勝八旗軍。可是，當時全國基本上己無其他反清武裝力量，鄭軍孤軍作戰，堅守廈、金二島，最後難免失敗。為讓匡復明室有個較穩固的後方基地，他將目光投向了他父親鄭芝龍曾大力移民、開發過的台灣。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率二萬五千將士，乘350多艘船艦從金門料羅灣出師，浩浩蕩蕩直取寶島台灣，給霸占台灣達38年之久的荷蘭殖民者予沉重打擊。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荷蘭總督揆一正式向鄭成功呈上降書，台灣終於回歸中國。成功在台設置天興、萬年兩縣，在澎湖設安撫司，「取台灣地築為明都」。他此舉動雖是為反清復明建立較鞏固的基地，歷史卻公正地使他成為我國的民族英雄，他的功勳和名字永垂青史！
施琅隨主帥（鄭芝龍）附清，動機也絕談不上國家、民族的政治理念，更不可能上升到我們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當施琅在清軍中受赫尚久陰謀追擊，突圍出走至黃崗時，順治六年（1649）二月，他轉而跟隨原主帥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一起反清復明。這既保存他領帶下的一支只有800多人小隊伍免於覆滅，也為自己他日「著勛名」保存有用的實力。事實上，施琅率領下的士卒，很快就成為鄭成功部隊的重要力量。施琅任鄭成功軍的左先鋒，在攻奪雲霄、平定白灰寨、破溪頭寨、生擒陳祿、招撫萬禮，為鄭軍立下卓著戰功。更重要的是施琅妙計智取廈門（此時廈門是鄭成功族兄鄭聯、鄭彩占地），為鄭軍奠定了抗清基地，這事也顯示出施琅是個富於謀略、膽識過人、知兵善戰的大將之才。
由於施、鄭出身和經歷、個性和思想各不同，施琅每投身於一建功業事，都忠心耿耿，盡心盡意；他的人生觀、軍事謀略與膽識，使他處事果斷、深思卓見，也顯得他恃才傲物。而鄭成功雖文武全才、謀略卓遠；但剛愎自用、已意執着、治軍過於嚴酷，顯得過於寡情義薄。以前史家確有褒鄭貶施，今日筆者無意貶鄭褒施，就事論事，施琅嫌隙的發生和後來迫得施琅離鄭軍而附清，主要責任多在鄭成功。
幾個引起施鄭嫌隙發生的例子可以說明。1．鄭成功在征剿地方土豪勢力、擴大鄭軍反清力量時，所到之處強征橫斂，常禍及百姓。出身貧困，較親近鄉親平民的施琅，對此自然感到切膚之痛。故鄭成功「會以糧匱，議剽掠粵中，公正言以阻」（襄壯公傳）。施琅這個正確阻止，鄭卻心懷不滿，只是隱忍不發作，剽掠不停止。
2．鄭成功要占取產糧區潮州，命施琅切斷潮州東面環溪的浮橋，施琅連攻三天不下，最後是鄭成功強令施琅部的親隨把浮橋燒斷。鄭成功竟然話帶嘲諷地說：「諒一橋難拔，尚欲圖大？」矛頭對準施琅地下令道：「今日本藩親督，有奮勇拔克者，重賞升擢；退卻者，不論總鎮官兵，立即梟示!」「總鎮官兵」(見鄭成功書記官楊英《先生實錄》)已將施琅包括在內了。也就說，生計琅若也「退卻」雖是總兵，一樣「梟示「！後來與此事有牽連的陳斌在向鄭成功「密啟一稟」，告發施琅兄弟跋扈後，竟脫離鄭軍帥兵潛逃。這件事更使鄭成功對施琅心存怨恨、猜忌和起了戒備之心。
3．南明末帝永曆五年（1651年），已是清順治八年了，此時清兵氣勢如虹，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揮軍圍剿位於廣東肇慶（有時在廣西南寧）庸碌無能的永曆皇帝（朱由榔）小王朝，很快地攻下廣州。對此，鄭成功執意南下勤王，要與清軍一拼，以保南明末帝。施琅對南下勤王之舉，分析了雙方軍事形式，對鄭軍此舉根本很不看好，但又恐惹怒上司，因而婉轉地假託夢來勸諫鄭成功放棄南下的計劃。他說：「勤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得一夢，甚然不利，乞復細思。」本就對施琅心蓄反感的鄭成功，認為施琅心存膽怯，臨陣內避，託夢之言有動搖軍心之嫌。於是解除了施琅左先鋒之職，並摘其印，立即遣送回廈門。然而鄭成功最終還是無功而返。他為自己的剛愎自用、不信忠告付出了慘重代價。
4．有關曾德案，有各種不同立場的記載，但綜合起來，事實應是；曾德原是鄭彩（鄭成功族兄）的部將，鄭成功採用施琅妙計襲取廈門（鄭彩之兄鄭聯被鄭成功部將杜輝伏殺）後，鄭彩帶軍投鄭成功，被收編，曾德分拔在施琅手下聽候差遣。當曾德見到施琅與鄭成功經常磨擦，而且施在鄭軍中也日暫失勢，善於鑽營的曾德，利用在鄭軍中的舊關係，擅自離開（出逃），轉投到鄭成功帳下。施琅聞知自己的部下曾德逃走，立即派人捉回。鄭成功聞知曾德被施捉回，並要依律執軍法，本是小事一件，可不理采，可他對施琅本就有心病，所以立即「馳令勿殺」！性格剛烈的施琅也憤然，他反問鄭成功：「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鄭成功）自盾其法，則國亂矣。」（見江日升《台灣外記》）施琅依軍法，不買鄭成功的賬，還是把曾德殺了。於是鄭成功大怒，下令捕殺施琅及其父，弟。施琅逃脫，其父、弟卻被鄭成功殺害。對於這件事，平心而論，鄭成功若非本來就對施琅有心病，一個原來就收編在施琅部下的士卒，逃來轉投自己帳下就應拒絕，並促其回施琅部，事也就完了。可鄭對施早存心病，因而對曾德心存偏袒，聞施琅捉回曾德時，他竟急令勿殺曾德。鄭是施工的上司，施是曾的上司，曾德犯法，施琅貌視鄭成功「勿殺」令的權威，執法殺了曾德（且不論曾德該不該殺）；施琅犯了鄭成功「勿殺」曾德之令，鄭成功卻追殺施琅不逞後，把施琅父、弟都殺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施琅被迫只有投附清廷之路可謂逼上梁山。不管怎麼說，依法，依理，鄭成功如此苛待施琅，實在是蠻橫無理，而且過於兇殘。鄭成功一生堅持「反清復明」，最後是失敗了，這雖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但也因他與施琅之間關係搞得如此僵局，致而失去了施琅兄弟這兩名虎將，最終也失去了他一生堅持的忠君，忠明（漢），「匡復明室」事業。施琅出身平民，對百姓親近，也體恤民情，早在跟隨鄭成功廣東剿匪征糧之時，他對鄭成功採取「男女一盡剿殺無遺」的做法就十分的反感，表示過反對。而自小到大錦衣玉食的鄭成功，由於其父在海上貿易、掠奪積聚的巨額家財，使他養尊處優，不懂民間疾苦。加之性情暴躁、剛愎自用，他不只對施琅殘暴，在攻打清軍時，戰勝了對俘虜不撫卻殺。1660年，鄭軍攻打廈門清軍，清兵大敗，被擊沉十三艘戰船；走投無路的清軍放下刀槍投降，「後亦被成功溺於海。」（《見台灣外記》）鄭成功派守高崎、五通的右虎衛陳鵬暗欲降清，他雖率領轄下將領圍攻施琅帶領的清軍，殺清兵無數，並俘三百多人。當鄭成功查知陳鵬與施琅密約欲降清時，「遂將其逮捕，陵遲處死，禍及全家。」對所俘三百多名清軍，也「斷手割耳放回」，鄭成功自起兵反清以來，執法嚴酷、以殺立威，在一百多次戰役中，被他殊殺的部將多大七十餘人，有的還禍及妻室、家人。如此嚴酷對待下屬，怎得軍心、民心？「反清復命」豈能不敗！ 鄭、施兩人在明（南明）、清兩朝擔任的最握實權的官職，施琅當然是「福建水師提督」。他親自徵募水兵，親手組建清朝首支水師部隊，自己也就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海軍統帥，而鄭成功則是「招討大將軍」。1662年6月23日，離鄭成功收復台灣不到五個月，招討大將軍在台灣逝世了，他為明室盡忠盡力，南明皇帝封過他忠孝伯、威遠侯、延平王，但他「藏其印不用」只稱「招討」。
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辉煌、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迹。数百年来作为民族英雄受海内外华人的尊重、爱戴，他的名字史书上永放光芒。而施琅的光辉事迹则在郑成功逝世之后，也一样是在收复台湾统一祖国这伟大历史功绩上。施郑收复台湾功绩一样伟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施琅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业的继承人。两人的动机虽不同，但效果一样。施琅的光辉事迹，使祖国美丽的宝岛台湾，正式划入中国版图。 166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被清军杀害，明朝政权应该是彻底覆灭了，改朝换代，由明朝改换成清朝的争斗已经结束。我们史书有这样写称：李唐、赵宋、朱名（以皇帝姓氏称朝代）、蒙元、满清（以皇帝所属民族称朝代）那么，其时既是无朱姓皇帝，只有爱新觉罗氏皇帝了，可过去“史家”还是将郑经（郑成功之子）守据在台湾经营的年代称为“明郑时代”。
其實，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部將是推鄭世襲（鄭成功之弟）為護理，主持台灣事務的。但鄭世襲卻密謀自立，與守在廈門的鄭經形成相拒對立局勢，鄭經聞知此事後立即在廈門繼承父位，自稱「世藩」隨即進兵台灣，迅速平定了他叔父鄭世襲在台灣掀起的內亂之後，又回廈門。此時鄭經雖可反清，但已不想，也不能復明了。水師提督施琅查知鄭氏集團近況，決定給回廈門的鄭經予以打擊，也為自己新組建的水師作一次實戰演兵。1663年四月施琅派船20艘突襲鄭軍，殺傷鄭軍200多人，奪戰船5艘以及武器物資裝備一批，並活捉參將士兵二十多人，施琅按清政府招撫政策善待之。施琅對鄭經軍初試牛刀，大獲全勝，既鼓舞了士氣，也提高了這支水師部隊聲威，更讓清廷認識到自己的領軍、治軍才幹。乘勝進擊，五月十八日施琅向清廷呈上《密陳進攻廈門疏》機密奏摺，力陳鄭經軍「慌亂不堪，驚魂不定。」指出「若不趁此良機而取之，致失機緣，必將貽誤謀略……」造成後患。並且向年輕的康熙皇帝表態：「臣必身先士卒，誓將二島頃刻掃清，」六月，清廷決定讓施琅等將領相機進剿駐於金、廈的鄭經軍，經過充分討論和準備，康熙二年十月施琅會同福建總督李率泰等共同作戰，於21日占領廈門、26日奪取金門，鄭經逃到銅山去了。在金、廈戰役中，施琅既重視搜集敵情，又準確判斷形勢，注重進攻策略、戰術，指揮得力，臨陣作戰英勇，表現了他卓越的軍事天才和智慧，也顯現出他是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將領。
經過韜光養晦十多年，在清廷大臣們對台灣「棄留『喋喋不休的爭論中，施琅挺身而出，言人不敢言，力陳將台灣劃歸朝廷的重要性。在他的奏摺《恭陳台灣棄留疏》中提出：台灣的棄留」事關朝廷封疆重大「，並向康熙帝坦然直指：「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1683年，六十三歲的施琅終獲得康熙皇帝的信任，爭得收復台灣「專征權」，兵不刃血，收復寶島台灣。施琅雖與鄭氏有世仇，但他在攻台前表示：「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又說，鄭軍若來歸順「當即赫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見富鴻基：《靖海紀事序》）實際上施琅攻占澎湖時，善待鄭軍俘虜，他對四千多名降卒，都予以優厚待遇，給他們餉米；有病的還給醫。施將軍還曾嚴下命：戮一降卒，抵死。又宣布：「吾斷不報仇。當日殺害吾父者已死，與他人無干。」「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還下令減免澎湖各島居民三年的賦稅。並在他《曉諭澎湖安民示》中，明確宣布澎湖之地是「王地」、之民是「王民」，他已首先將澎湖視為國家版圖中的領土了。施琅不但指出收復台灣、將台灣劃入國家版圖的重要性，而他在征戰中對治軍，優待俘虜等重要問題上，的確都比鄭氏高出一籌，從史料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心胸寬廣、眼光獨到，愛家鄉、愛人民，為大清皇朝盡心盡力的施琅大將軍。
施、鄭兩位英雄平台壯舉和開發、治理台灣的功業都被載入史冊，都會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銘記於心。這是他倆最光輝的共同點。然而兩個人由於家庭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遭遇不同，最後結局也不一樣，不過他們倆統一祖國之功則一樣的。過去曾有過褒鄭貶施的不公，今天筆者此文只是循着歷史發展規律，以史實為依據，比較兩人之異同，絕沒有褒施貶鄭之意，只還歷史之真實。民族英雄鄭成功官至延平王（藩王），可這只是南明末代永曆皇帝的封賜；而愛國將領施琅大將軍的官銜是：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內大臣靖海將軍靖海侯兼管福建（統轄台澎）水師提督。這卻是中國歷史上文韜武略最突出的「千古一帝」——康熙皇帝的封賜。這是歷史事實，也是歷史的公正。我們永遠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我們更永遠銘記民族英雄施琅大將軍！
（作者至岳先生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曾任晉江專署清資辦幹事，後旅居香港，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