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自述》序
| 《中年自述》序 作者：胡適 |
這是沈宗瀚先生的第二部自傳，寫的是他卅三歲到五十一歲的工作。承他的好意，老遠的把稿子寄給我看。我是到處勸告朋友寫自傳的，所以對於他的第二本自傳也感覺很大的興趣。
我在前年，曾寫信給沈先生，說：
一切自傳，最特殊的部分必定是幼年與少年時代。寫到入世做事成名的時期，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不能不“含蓄"“委婉”了。
沈先生的第二本自傳正是他入世做事的時期，他寫信給我，說他很承認我前年說的話是“名言”。他說，在這一本稿子裡，他寫到“與他人有關係的事實，就往往難於取捨，苦於措詞了”。
雖然如此，我覺得沈先生這本自傳還是很有價值的，還是有曆史價值的。因為他的卅三歲到五十一歲正當中華民國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正當西曆1927年到1945年，——這十八年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是值得一切做過一番事業的人們各各留下一點記錄的。
這十八年的中國歷史可以分作兩段：前十年——民十六到民廿六——是國民政府建立後的第一個十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有建設成績的十年。後八年——民廿六到民卅四——是中華民族對日本抗戰的八年。這兩個階段都應該有很詳細確實的紀錄；都應該有從各個方面，從種種不同的角度，作詳實描寫的記錄。
沈先生這本自傳分兩個部分，正是從他個人的角度分別的記錄這兩個歷史階段。第一部分只有兩章，寫的是民十六到民廿六的十年之中的中國教育史的一頁，和中國科學研究發達史的一頁。第二部分共有九章，寫的是中國抗戰時期的農業增產，糧食政策，農學試驗等方面的努力。
我們因為經過了最近十八九年的痛苦，往往忘記了民國十六年到廿六年的十年裡的全國公私各個方面的建設成績。又因為十年苦幹的一點建設成績好像很容易的就被毀滅了，我們就往往有一種錯誤的見解，往往把大毀壞以前的努力工作都看作沒有多大價值了。因為這兩種原因，近年寫歷史的朋友們往往不大注意那十年的公私各方面的建設工作。也因為這兩種原因，我們應該特別歡迎沈宗瀚先生這個自傳的前兩章。這兩章寫的是他個人在金陵大學農學院的教學生活，和他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研究工作。但這兩章的記錄同時也使我們明瞭那十年裡的中國農業教育和農業科學研究的進步情形。
民國三年以後的中國農業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學的農林科，後來加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農科。這就是後來金大農學院和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農學院。這兩個農學院的初期領袖人物都是美國幾個著名的農學院出身的現代農學者，他們都能實行他們的新式教學方法，用活的材料來教學生，用中國農業的當前困難問題來做研究。金大的農林科是民國三年創辦的，南高的農科是民國七年成立的。沈先生告訴我們：
……民國三年，金大美籍數學教授裴義理（Joseph Bailie）住在鼓樓宿舍，夜聽江北難民啼哭，激動了慈悲心，遂設法取得華洋義賑會捐款，雇用難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賑。繼感農林人才缺乏，乃創設農林科。民國三年秋，芮思婁（J. H. Reisner）自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畢業，來金大教授農業功課。
……（自民國五年起）芮氏任科長十五年，努力造成一個研究中國農業與訓練中國學生的農學院。……
從這樣簡陋的開始，一一從“雇用江北難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賑”開始，——在二十多年之內，發達到全中國農業科學的教育研究的一個最重要中心，——全中國作物品種改良的最重要中心：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科學發達史的一頁，是中華民國教育建設史的一頁，是很值得記載的。
最可惋惜的是這二十多年裡的許多農業科學工作者至今都還沒有留下多少有系統的記載。沈宗瀚先生的兩部自傳裡記錄的許多農學家，——從已死的金仲藩、過探先，到青年一輩的蔣彥士、馬保之——他們都太懶於執筆了，或太謙虛了，到今天還沒有寫出他們知道最多又認識最深的工作記錄。
其中只有沈宗瀚先生，他一生苦幹，從沒有懶於執筆的毛病；寫“自述”又是他的“宿願”，他從沒有太謙虛的毛病。他自信他少年時代的刻苦求學是值得記錄的；他自信他壯年時代的農業教學研究也是值得記錄的。所以他不但很詳細的記錄了他自己在金大農學院教學的生活和他在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的生活，並且使我們透過他的自傳，得著那十年（民十六到廿六）之中的中國農業科學猛進的大致情形。
從沈先生的自傳裡，我們可以看見那以南京為中心的中國現代農學研究，曾經過幾個發展的步驟。那短短的十年，就可以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民國十一年已開始）是金大農學院與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與紐約洛氏基金會三方合作，成立“中國作物改良合作事業”的時期。合作的中心在金大農學院。
第二時期（民二十到廿三）是浙江省政府發起的江蘇浙江兩省作物改良合作的時期，合作的事業已超出學校的範圍了。
第三時期（民廿一到廿六）是中央政府設立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時期，用科學研究為基礎來改良全國的農業，——特別是成立全國稻麥改進所，計劃全國的糧食自給。
這三個階段的農學研究推廣的歷史，就是中國現代農業建設的曆史，也就是中國民族的現代建設史的很重要的一頁了。
沈先生寫的只是他知道最親切的一頁。他的榜樣是值得他的農學師友弟子們的仿效的，——特別是錢天鶴先生，謝家聲先生，鄒秉文先生，以及他們的徒弟們如蔣彥士先生，馬保之先生，……。他們都有各各補寫自己知道最親切有味的一頁的義務。此外，手創金大農學院的芮思婁（Reisner）先生，親自來中國主持作物品種改良事業多年的洛夫（H. H. Love）先生，也都應該為中國農學史留下他們自己最感興趣的一頁。
那十年是中華民族在國家最危險的狀態之下埋頭苦幹，努力建設的十年。不但農學工作者應該學學沈先生不太謙虛的好榜樣，寫出他們的工作記錄。那十年之中，在一切方面埋頭苦幹的許多許多工作者，也都應該學學沈先生，不要太謙虛，都應該寫出他們的自傳。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沈先生的同事，我的老同事，老上司，蔣孟鄰先生。他若肯用“不太謙虛”的態度來寫他七十年的自述，那部自傳一定可以給我們增添許許多多有趣味的史料。單說我自己記憶最清楚的六年（民二十年到廿六）裡，孟鄰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學去做校長，那時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業，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在八個月的籌備時間裡居然做到北大的中興。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裡略述他在那六年裡的作風：
……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這樣的一個理想的校長，他不應該學學我和沈宗瀚的不太謙虛的榜樣，給那六年的北大留下他最關切，最瞭解的一頁苦幹史嗎？
沈先生的自傳的第二部分（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寫的是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苦戰時期的一個農業學者在後方的工作。這八年當然是最值得回憶，最值得詳細描寫的一個悲壯時代。最可惜的是，——也許是因為那八年的生活太艱苦了，也許是因為“苦盡甘來”的時間太短了，——那個時代的傳記資料實在太少，自傳的資料也實在太少（至少我看見的已發表的史料與傳記資料實在太少）。所以我很感謝沈先生，感謝他在這九章裡給這個悲壯的八年留下了一些很可紀念的史料。
在這八年裡（民廿六到卅四），他“專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職務，兼任有關戰事的農業工作。”他的“有關戰事的農業工作”就是軍事委員會第四部的糧食組的副組長。他在第三章裡指出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在戰時海口封鎖之下，如何在大後方“增產米麥與雜糧，以供給軍糧與民食。”他的第一件任務就是協助貴州省政府改良農業。他的第二件任務就是改任中農所的副所長，要協助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湖北、陝西、河南諸省的農業改良。後來他也曾參預糧食管理的政策。
關於這些大問題，他的記載應該可以供給將來的史家不少的直接史料。我在這篇短序裡，只能指出幾件最使我感覺興趣的事實。
一件是他和他的夫人沈驪英女士終身最注意的小麥良種。沈先生是“金大二九〇五”小麥的改良者。沈女士是“中農廿八”小麥的改良者，又曾費九年的功力主持小麥雜交育種的實驗工作。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沈先生同農林部的沈部長從成都到金堂，沿途的農產品以小麥為主，農民種的"金大二九〇五"小麥很多。汽車開的很快，沈先生遠遠地就望見他自己改良的小麥了。他對沈部長說：
我自民國十五年起，培植此麥，年年播種，除草，觀察，收獲。好像親生的兒子，異地相逢，倍感親熱……
他又說：
從南京到安徽南宿州，在抗戰前已多種此麥。現自金堂到陝西漢中亦多種此麥。每畝產量較農家小麥多百分之十五左右。……這是我在工作上所得的最大安慰。
在沈女士去世之前，她改良的“中農廿八”小麥已表現了很好的成績了，——產量比農家小麥多百分之二十左右。她的“雜交小麥九品種”比“中農廿八”的成績更好。但她得了腦充血的病，突然死了，竟不能看到她的雜交小麥的最後成績了。
一件是沈先生記載民國二十七年他在雲南開遠考察木棉的經驗，那地方有位傅植先生，在民國八年，他看見關帝廟裡有一株不知來歷的木棉，他采下種子，種了四十多株。二十年後，關帝廟的老木棉早被人砍去了，傅植先生種的四十多株木棉就成了開遠最老的木棉。從這些木棉的種子發生的木棉，遍地都是，有二十年生，八年生，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的。據沈先生的記載，開遠的木棉自第三年開始豐產，一年兩次開花，兩次吐絮，棉地每畝一年可收子棉四百斤左右。
沈先生記載開遠的木棉就寫了三千字以上，這是這本自傳裡最有趣味的一大段文字。和他同到開遠的農學家馮澤芳先生說：雲南的回教徒往往到埃及亞拉伯去巡禮，關帝廟的那一株木棉可能是從埃及輸入的。一株偶然輸入的木棉，在二十多年後，發生了近萬株的木棉，就成了戰時中國大後方的“至寶”。沈先生的報告當時很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開遠，蒙自，元江等縣的木棉經中農所改良後，長絨細白整齊，與埃及棉相同，為昆明紗廠高價收買。勝利後供應上海紗廠，棉農獲利甚厚。”這種文字是最值得讀的。
一件是沈先生記載民國廿八年八月他從重慶到榮昌，在榮昌境內發現黃麻的故事。從前各方的書面報告都說四川省不產黃麻。這一天沈先生遠遠望見農家有八市尺高的作物，還不敢自信，他走近前去看，果然是黃麻！他調查得榮昌與隆昌兩縣每年產黃麻就約有六千六百多市擔！這個就事也有一千多字，也是很有趣味的材料。
總之，抗戰的八年應該有許多值得回憶，值得詳細寫出的事實。沈先生給我們做了前導，教我們不要太謙虛，教我們各人放大膽子，各自寫出那八年裡我們認為值得回想的一些實事。這也故是我當年提倡寫“自述”“自傳”的一點用意了。
1956年8月29日晨 胡適
（收入沈宗瀚著：《中年自述》，1957年7月臺北正中書局初版。1962年11月再版，再版加印此序的影印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