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
| 《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 作者：胡适 |
1933年，北平協和醫學校代理校長顧臨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尋一個人翻譯西格里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人與醫學》(Man and Medicine)。恰好那時顧謙吉先生願意擔任這件工作，我就推薦他去做。我本來希望中基會的編譯委員會可以擔負翻譯的費用，不幸那時編委會沒有餘力，就由顧臨先生個人擔負這個譯本的稿費。
顧謙吉先生是學農學的，他雖然學過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卻不是醫學的內行。他翻譯此書時，曾得著協和醫學校的幾位教授的幫助。李宗恩博士和姜體仁先生曾校讀譯本全稿，給了譯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為自己愛讀這本書，又因為顧臨先生獨立擔任譯費使這部書有翻譯成中文的機會，其高誼可感。所以我自告奮勇擔任此書“潤文”的責任。此書譯成之後，我頗嫌譯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錯誤，所以我決心細細重校一遍。但因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這部書的中譯本的付印延誤了一年半之久。這是我最感覺慚愧的(書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譯，有時候先後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還是遺漏未及統一之處)。
今年美國羅賓生教授(G. Canby Robinson)在協和醫學校作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談起此書的翻譯，他很高興的告訴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這書英文本的譯人包以絲女士又是他的親戚，他又是慫恿她翻譯這書的人。我也很高興，就請他給這部中譯本寫了一篇短序，介紹這書給中國的讀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作序一篇，和美國黑普金大學魏爾瞿教授的卷頭語一篇，我都請我的朋友關琪桐先生翻譯出來了。（羅賓生先生的序是我譯的。）
有了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說什麼了。只因為我曾許顧臨先生寫一篇介紹這書給中國讀者的文字，所以在說明這書翻譯的經過之外，我還是補充幾句介紹的話。
西格里斯教授在自序裡說：
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是本書的計畫，可以說是前人不曾做過的嘗試。
這句話最能寫出這部書的特別長處。這書不單是一部醫學發達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醫學史。
這部書當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小史。著者領著我們去看人體結構的知識（解剖學）和人體機能的知識（生理學）的發達史；去看人類對於病人態度的演變史；去看人類對於病的觀念的演變史；去看病理學逐漸演變進步的歷史；去看人們診斷疾病，治療疾病，預防疾病的學問技術逐漸進步的歷史。每一門學問，每一種技術，每一個重要理論，各有他發展的過程，那就是他的歷史。這種種發展過程，合起來就成了醫學史的全部。
但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智識階級，決不會產生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一個郭霍（Koch）。巴斯脫和郭霍完全是十九世紀科學最發達時代的人傑，是不用說的。佛薩利司和哈威都是那十六七世紀的歐洲一般文化的產兒，都是那新興的醫科大學教育的產兒，——他們都是義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學出來的。那時候，歐洲的大學教育已有了五百年的發展了。那時候，歐洲的科學研究早已遠超過東方那些高談性命主靜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實東方文化的落後，還不等到十六七世紀——到了十六七世紀，高低早已定了，勝敗早已分了：我們不記得十七世紀初期利瑪竇帶來的新天文學在中國已是無堅不摧的了嗎？——我們的科學文化的落後還得提早兩千年！老實說，我們東方人根本就不曾有過一個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我們讀了西格里斯先生的這部醫學史，我們不能不感覺我們東方不但沒有佛薩利司、哈維、巴斯脫、郭霍；我們簡直沒有蓋倫(Galen)，甚至於沒有黑剝克萊底斯(Hippocrates)！我們在今日重讀兩千幾百年前的《黑剝克萊底斯誓詞》(此書的第七篇內有全文)；不能不感覺歐洲文化的科學精神的遺風真是源遠流長，怪不得中間一千年的黑暗時期始終不能完全掃滅古希臘、羅馬的聖哲研究自然愛好真理的遺風！這個黑剝克萊底斯——蓋倫的醫學傳統，正和那多祿某(Ptolemy)的天文學傳統一樣，雖然有錯誤，終不失為最可寶貴的古代科學的遺產。沒有多祿某，也決不會有解白勒(Keppler)、葛利略(Galileo)、牛頓(Newton)的新天文學。沒有黑剝克萊底斯和蓋倫，也決不會有佛薩利司、哈維以後的新醫學。——這樣的科學遺產就是我們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與醫學》這部書的最大特色就是他處處使我們明白每一種新學理或新技術的歷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倫的治療術固然是古希臘醫學的背景；但是希臘人的尚武精神，體力競賽的風氣，崇拜健美的人生觀，等等，也都是那個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臘羅馬的古醫學遺產固然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新醫學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會(在許多方面是敵視科學的)重視病人，看護病人隔離不潔的風氣，文藝復興時代的好古而敢於疑古的精神，巴羅克美術(Baroque Art)注重動作的趨勢，全歐洲各地大學教育的展開，等等，也都是這新醫學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這樣的描寫醫學的各個部分的歷史發展，才是著者自己說的“用一般文化作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樣的一部醫學史最可以引導我們瞭解這世界的新醫學的整個的意義。這樣的一部醫學史不但能使我們明白新醫學發展的過程，還可以使我們讀完這書之後，回頭想想我們家裡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占一個什麼地位。
這部書不僅是一部通俗的醫學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常識教科書。他是一部用歷史眼光寫的醫學通論。他的範圍包括醫學的全部，——從解剖學說到顯微解剖學，人體組織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部位解剖學；從生理學說到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神經系統生理學；從心理學說到佛洛特（Freu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說到著者最期望發達的“醫學的人類學”；從疾病說到病理學的各個部分，說到病因學，說到解剖學、病原學，說到細菌學與免疫性，說到疾病的分類；從各種治療說到各種預防，從內科說到外科手術，從預防說到公共衛生；最後說到醫生，從上古醫生的地位說到現代醫生應有的道德理想。
這正是一部醫學通論的範圍。他的總結構是這樣的：先說人，次說病人，次說病的徵象，次說病理，次說病因，次說病的治療與預防，最後說醫生。每一個大綱，每一個小節目，都是歷史的敘述，都是先敘述人們最早時期的錯誤見解與方法，或不完全正確的見解與方法，然後敘述後來科學證實的新見解與新方法如何產生，如何證實，如何推行。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用歷史敘述法寫的醫學通論。每一章敘述的是一段歷史，是一個故事，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
這部書原來是為初級醫學生寫的，但這書出版以後，竟成了一部普通人愛讀的書。醫學生人人應該讀此書，那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從這樣一部書裡，他不但可以窺見他那一門科學的門戶之大，範圈之廣，內容之美，開創之艱難，先烈之偉大，他還可以明白他將來的職業在歷史上占如何光榮的地位，在社會上負如何崇高的使命。只有這種歷史的透視能夠擴大我們的胸襟，使我們感覺我們不光是一個靠職業吃飯的人，乃是一個要繼承歷史上無數偉大先輩的光榮遺風的人：我們不可玷污了那遺風。
我們這些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該讀這樣的一部書。醫學關係我們的生命，關係我們愛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說，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其實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醫學的常識。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該讀這樣的一部書。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的許多傳統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吃藥，甚至於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甚至於使我們反對科學的醫學。到了危急的時候，我們也許勉強去進一個新式醫院；然而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瞭解醫生，不瞭解看護，不瞭解醫院的規矩。老實說，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
所以我很鄭重地介紹這部《人與醫學》給一般的中國讀者。這部書的好處全在他的歷史敘述法。我們看他說的古代人們對於醫學某一個方面的錯誤思想，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自己在那個方面的祖傳思想的錯誤。我們看他敘述的西洋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我們看他敘述的新醫學的病理學，診斷方法，治療方法，預防方法，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新式的醫生要用那麼麻煩的手續來診斷，為什麼診斷往往需要那麼多的時間，為什麼醫生往往不能明白斷定我們害的什麼病，為什麼好醫生往往不肯給我藥吃，為什麼好的醫院的規矩那麼嚴，為什麼醫院不許我自己的親人來看護我，為什麼看護病人必須受專門的訓練，為什麼我們不可隨便求醫吃藥。總而言之，我們因為要學得如何做病人，所以不可不讀這部有趣味又有用的書。
胡適 1935，11，11，在上海滄洲飯店
（收入羅賓生著，顧謙吉譯，胡適校：《人與醫學》，1936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又載1936年6月11日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