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跋四 《不得已》跋

作者:顧大昌 顧曾壽 
《不得已》跋六
本作品收錄於《不得已/下卷

此書絕少,向只管心梅先生收藏一本,其中批注即其手筆。楊先生事跡,錢飲江跋語甚詳。同治八年夏日,托劉泖生借得,亟屬江鹿門手抄,數日而畢,汲汲遑遑,予心亦有所不得已也。棱迦山民[1]記。

此書今日觀之,字字金玉,後人當什襲藏好。設有遺失,得我此書者,亦當珍重。非予之愚,實在事關重大也,又記付。曾壽[2]

按天主教見之於史傳最前者,大秦國上德阿羅本,於唐貞觀九年至長安,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國。然是僧故貞觀十二年於義寧坊建大秦寺,度僧廿一人。後至開元時,其教大行,其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邪教中最惡劣者,其徒既眾,天下皆遍,數與軍人格鬥搶掠奸盜。至會昌時謀反,梁貞明六年又反,其時皆是僧尼也。建中二年大秦寺有碑,名《景教流行中國》,文稱三一妙真無元真,主阿羅訶,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云云。又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等語。今其碑尚存在西字府。

總之,讀聖賢書,行當行事。故孔孟之道皆為帝王卿相,而言孝弟忠信,使其上行下效,人皆感化以翼。垂拱、無為,此等邪教,無非地獄天堂,恐嚇下愚。且疑其別有邪術。舉世下愚,既多為人上者不為之教,是自棄其民,況又導之耶?悲夫。民又書。

日本國世弘著《邪教攻心一論》中有云:西洋人慣以小利誘中國人入教,使變其心腸,仇其君父,惟邪教是信。一旦乘之,則不傷一卒,不費多金,皆為邪教心復之民,如此則享國自久。噶𠺕巴[3]、呂宋,前車可鑒,所謂西人用攻心之法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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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即顧大昌。
  2. 顧曾壽,為顧大昌之子。
  3. Kelapa,马来语「椰子」的意思,地名,最早是一個在吉利翁河口的小漁村,是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最初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