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作者：陈独秀
1923年12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前锋》

　　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刊印。

（一）

　　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外又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

　　殖民地的經濟權政治權都完全操在宗主國之手，全民族之各階級都在宗主國壓迫之下，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這是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殖民地革命的對象是宗主國，固然無所謂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為工商業受外力之阻礙不能充分發展，資產階級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一方面又因為貴族軍閥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國民革命的性質雖然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他的勝利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革命運動中的形式及要求卻只是一個國民革命，這種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所自然演成的。

　　無產階級客觀的力量是隨著資產階級之發達而發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便是不用說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國自然也沒有例外。領土廣大交通不便經濟組織還是地方的社會組織還是家庭的文字組織還是半象形的中國，連國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斷然不可懷絲毫速成的妄想。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可以說自甲午戰敗起，過去歷史已將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第二期是辛亥革命運動，第三期是“五四”以來學生及工人運動。這三期運動之成績雖然都很微末，而加入運動的各階級都以次擴大，這是不能否認的。第四期運動是什麽，我們雖未能預斷，而距運動成功的時期仍然甚長，及資產階級漸漸明確的感覺國民運動的必要並顯著的加入此種運動，這兩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各階級還都緊緊的束縛在宗法社會的舊殼內，幼稚的資產階級，至今沒有有力的政黨，便是他幼稚之征驗，他還未脫離利用敵人（列強及軍閥）勢力發展他自己階級勢力的時期，所以他時常表現出來愛和平怕革命的心理，這也是他勢力薄弱之自然結果；若依據他目前心理之表現，遂一口武斷中國資產階級永遠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視了。

　　商業工業資產階級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還有一種官僚資產階級。他的勢力原來是依賴外國勢力（賣國）及本國貴族軍閥政府，利用國家機關（盜國）而存在而發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資產階級，而且是真正資產階級--工商階級發展之障礙；中國的新舊交通系即屬此類。直皖奉直兩次戰爭，固然是軍閥間的戰爭，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詒內閣，卻算是掃除中國資產階級發展路程上的荊棘，所以那時揚子江下遊新興的工商業家對於吳佩孚頗表同情；有人說吳佩孚打例梁內閣是軍閥階級的勝利資產階級的失敗，這完全是夢話。

　　工商業幼稚的資產階級，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贊成革命；但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規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漸成為全國的，同時又遭遇軍閥擾亂之阻礙或外貨外資之競爭，經濟的要求自然會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覺悟。所以資產階級究竟革命不革命，當視其經濟的歷史的發展決定之，不當以其初步積累時懦弱心理決定其全階級的終身命運。例如在歐戰前，全印度除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外，找不出半點革命傾向，反之，與大英帝國妥協的空氣卻充滿了全印度的資產階級；然而歐戰後印度的工業得了發展的機會，有了外貨外資之競爭，印度的資產階級便漸漸有了經濟政治獨立運動的覺悟。中國辛亥革命時，有幾個資本家聽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搖頭，有幾個資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軍閥統治中國；然而歐戰以來，揚子漢下遊新興的工商業家得了一點自由發財的機會，便馬上改變從前小視自身的態度，不再說什麽“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了，好象鄉下土財主，子弟得了幾層功名，便膽大起來不怕官府了；同時因為他們的開始發展，便遇著軍閥擾亂及關稅厘金外貨輸入原料輸出等妨礙他們的發財自由，他們更不老實起來，公然出來做修改稅則廢止厘金廢督裁兵理財制憲等運動，更進而組織民治委員會，反對軍閥為總統，否認代表軍閥階級的現國會，上海長沙之商聯會更進而加入群眾的國民示威運動，即此可以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由非政治的態度，發展到和平的政治運動態度，最近更發展到革命的政治運動傾向了。

　　他們以前非政治的態度，現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態度，將來更趨向革命的態度，都不是他們主觀上的意識決定的，乃〔乃〕是他們客觀上的經濟條件決定的。社會上每個階級都有他階級的利己心，他階級的力量長養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發展之障礙時，他必然出於革命，願意革命不願意，始終沒有這回事。

　　有人反對上海的民治委員會，說是希圖組織商人政府，又說這是發達資本主義有害於中國社會。唱這種高調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國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雖非極則，比起軍閥軍政府是進化的；他不明白資本主義在歐美雖功過參半，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卻不是受了資本主義發達的害，正是受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與資本主義的高調，卻一面擁戴軍閥，這種人全然不懂得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是怎麽一回事。

　　在先進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雖以資產階級為主力軍，也不能不借助於他階級的力量以仆當時的暴君及貴族，所以當時革命的口號往往冒稱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為他們階級的利益而革命。至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資產階級，階級的分化本尚未鮮明，階級的沖突亦尚未劇烈，各階級的勢力也都尚未強大，所以殖民他〔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更不能單獨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時候，必然極力拉攏別的階級，出來號召國民革命，以求達到他自身發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發展的大資產階級固然可以趨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壞的小資產階級（手工工業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趨向革命。小資產階級固不及大資產階級勢力集中，然其企業因競爭而崩壞，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他本沒有經濟的基礎，其實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因此他對於任何階級的政治觀念，都搖動不堅固，在任何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他都做過不少革命的功勞，也做過不少反革命的罪惡。

　　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階級特別發達，所謂居四民（士農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他介在貴族與平民（農工商）間，恒依附貴族而操縱政權，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說，其仕宦久而門閥高者，自身且成為貴族。他們在歷史上操縱政權尤其自壟斷教權的優越地位，比歐洲中世僧侶階級有過之無不及。即以近事而論，在壞的方面：議員政客們都屬士的階級，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吸收他們，只得附屬軍閥作惡；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 ”以來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之舞臺。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舊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卻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的動力，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而且在無產階級實行革命和他們階級的利益當真沖突以前，他們是羞於放棄革命態度的。最近全國學生大會，不但議決了許多國民革命的議案，並且議決了幾件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議案，這便是個明顯的例證。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象，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時比資產階級易於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 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回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

（五）

　　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徒被難茍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益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歷年以來，各處農民小規模的抗稅罷租運動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組織，便無人敢說連國民革命他們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見農民之疾苦而人數又如此眾多，未曾看清這只是國民革命的一大動力，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這種觀察實在未免太粗忽了。共產的社會革命固然要得著農民的同情與協助，然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才能夠實現此種革命的爭鬥並擁護此種革命的勢力建設此種革命的事業，因為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才有大規拱的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之需要與可能，獨立生產之手工業者及農民都不需此。尤其是農民私有觀念極其堅固，在中國，約占農民半數之自耕農，都是中小資產階級，不用說共產的社會革命是和他們的利益根本沖突，即無地之佃農，也只是半無產階級，他們反對地主，不能超過轉移地主之私有權為他們自己的私有權的心理以上！雇工雖屬無產階級，然人數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使目前即作此決不能實現的幻想，則所號召者不適於多數農民之實際的要求，便無法使農民群眾加入實際的運動，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國民革命受最大的損失。

（六）

　　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和學生農民不同，有他自己階級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取何態度，乃是一個極重大而復雜的問題。

　　工人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而在心理上因為實際生活之壓迫，往往易於促進他的決戰態度，即在純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一旦感覺得這種革命於自身亦有利益時，往往成為急進的先鋒，況在國民革命，工人階級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略分三類：第一，大多數還沈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這是因為不但多數手工業工人仍然在獨立生產者的環境，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並未能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產業之發達又多未成全國化，所以工人階級的運動，猶多是支〔枝〕節零碎的地方的經濟運動而非國家的政治運動，工人階級的理想，猶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這也是當然的現象。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這種覺悟，這種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其余多數罷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經濟爭鬥。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著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這極少數純粹無產階級分子，固然是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種子，即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鋒隊，這是拿今年京漢路罷工事件可以證明的。這極少數最有覺悟的工人，在質量上雖然很好，在數量上實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質量上數量上都還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鬥之需要甚至於連自己階級的經濟爭鬥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並不是少數。我們還應該知道：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工人自己階級的單純經濟爭鬥，沒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大部分產業管理權，不在外人手裏便在軍閥政府手裏，工人經濟爭鬥之對象，不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便是軍閥，所以經濟爭鬥稍稍劇烈一點，便是一個政治爭鬥。我們更應該知道：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爭鬥，只是一般的政治爭鬥，即全國各階級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爭鬥，不是工人們自已階級的政治爭鬥；因為掌握政權者直接的是軍閥，間接的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不是本國的資產階級。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目前環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須參加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的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階級若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其結果是：（一）工人階級在此革命成功時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階級在此革命的爭鬥過程中，失去了自己階級戰鬥力發展的機會；（三）不參加實際的行動，無論工人階級有任何急進的主張，都不過是一個主張，實際還是站著一步不動；（四）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參加聯合戰線，結果必是脫離了政治爭鬥的戰線，躲到經濟爭鬥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覺。這種脫離政治的經濟爭鬥，必然是支〔枝〕節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階級〔的〕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統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階級強壯起來的。

　　或者有人以為工人階級加入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便易於發生紊亂階級和改良妥協的傾向，是一種危險的政策。其實這個想頭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是隨著產業發達階級分化而發生而強烈起來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發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認可以紊亂可以消滅的，工人階級的戰鬥力，只有開門出去參加復雜的爭鬥可以養成，決不是關起門來取寡婦處女式的防閑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險。工人階級只要有了獨立的組織以上〔後〕，只要知道一時期政治爭鬥的動作聯合和經濟爭鬥的主義妥協不同，勇敢的參加國民革命這種復雜的爭鬥，於工人階級只有利益而決無危險。反之，關起門來不參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爭鬥之聯合戰線，到有上文所說的危險呵！

（七）

　　中國社會各階級都處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兩層嚴酷的壓迫之下，而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敗壞困苦的中國，須有各階級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夠依群眾的革命熱忱和創造能力，湧現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新國家。這個新國家只有在全國大群眾革命的狂熱中，全國的制度文物思想習慣都受了革命的洗禮，才能夠實現，決不是單靠軍事行動可以僥幸得來的，更不是個人的暗殺可以成功的。暗殺只是封建時代義烈的行為，其結果不過報仇泄憤，決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統治階級。單靠軍事行動取得政權，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軍事投機，決不是法蘭西式俄羅斯式的革命事業。

　　產業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國，尚未完全達到以整理國家為一個經濟單位的程度，地方的民眾對於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們應該贊成的；因為這種地方的革命行動豐富起來，也自然要匯合成功一個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但是非革命的省憲運動，簡直是見鬼；因為沒有革命的大群眾所擁護之憲法，無論是國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於廢紙。

　　同時，我們也須明白產業幼稚文化落後的中國，目前也只有這各階級群起的國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貪圖超越可能的空想，實際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動豐富起來，以應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國的革命事業上是怠工，而且阻礙了世界革命之機運。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形式上雖是一國的革命，事實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為壓制世界全人類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乃建設在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及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們死命的，也正是他們本國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又只是國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黨人，萬不可輕視了國民革命的重大意義！

　　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幹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俄羅斯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為共同目標，只以工人階級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當時資本主義的列強因大戰而瀕於破產，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發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

　　陷於半殖民地而且瀕於完全殖民地之悲運的中國人，不首先解除列強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無從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