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评《上海的早晨》
丁学雷
1969年7月11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重要时刻、每一重大问题上，都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更加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就是一株狂热鼓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林彪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在我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的时候，剖析一下《早晨》这个反面教材，对于提高我们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处的。

美化资产阶级

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向我们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刚开完，工贼刘少奇就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大唱反调，鼓吹资产阶级“剥削有功”，叫嚷资产阶级还处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窃踞过上海旧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要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为了给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谬论提供艺术标本，挖空心思地在《早晨》中刻划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

“红色小开”马慕韩，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个大老板“不在乎钞票”，高唱着“要前进，前进”，“跟着时代走”的调子。在作者笔下，他不仅“爱国”，而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叛徒刘少奇不是硬说有“可以跟无产阶级一致、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入党”的资本家吗？《早晨》中的这个“红色小开”，就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捏造出来的。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还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朱延年。周而复再三强调这个药房老板不能代表“工商界”，只不过是“沾污了上海工商界”的“败类”，已经“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最科学、最精辟的分析。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为题材的《早晨》，通过对三个不同类型资本家的刻画，打出了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玩弄了一套“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把戏，抛出了一个“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的工商界“败类”。小说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描写，同毛主席的科学分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严正地指出：“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在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发表以后，周而复竟然还如此明目张胆地美化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同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唱反调吗！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没有两面性”的“红色资本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恰恰在他拚命“拔高”马慕韩这个人物的时候，就露出了马脚。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确实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象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披上“红色”的外衣，“学共产党的那一套”，就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争取资产阶级的“更大”的“前途”。

《早晨》中玩弄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把戏，也实在太不高明。这场“变化”的主角是徐义德。他五毒俱全，还日夜梦想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反攻大陆”，以恢复他的“黄金时代”。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周而复为什么要变这套蹩脚的戏法？就是要人们相信象徐义德这样的资产阶级，只要象大工贼刘少奇所说的那样，“说通了之后”，就能够和无产阶级“团结”“合作”。而饶漱石、谭震林之流，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当时就在上海把工厂中的“民主改革”运动篡改成“民主团结”运动，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去讲“民主”，搞“团结”，完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周而复的反动小说《早晨》，正是为了卖力地推行从刘少奇到谭震林之流的这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一位经济学家的这样一段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一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早晨》中的朱延年，就是这样一个“不怕绞首的危险”的资本家。在伟大的“五反”运动中，上海的工人阶级曾经揭露出一个不法奸商王康年。这个王康年，竟然丧心病狂地把假药、坏药销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获取暴利。小说中的朱延年，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王康年之流。这样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周而复却说什么他“根本不能算资产阶级”，这不是在为资产阶级辩护又是什么！

刘少奇不是叫嚷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吗？刘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马慕韩所说的资产阶级“前途”“更大”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处在“年青时代”的社会制度。周而复在《早晨》中极力美化“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就是为了抹煞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否认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以开辟资产阶级的“年青时代”，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污蔑工人阶级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文献中教导我们：“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

可是，对工人阶级怀着刻骨仇恨的大工贼刘少奇，却恶毒地污蔑工人阶级“不可靠”，“不如资本家”。周而复在《早晨》中，就是按照刘少奇的调子来描写工人阶级的。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工人汤阿英，是《早晨》中的一个主要工人形象，也是刘少奇的“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的反革命谬论的活标本。这个贫农的女儿和她的一家，遭受了杨白劳和喜儿同样的命运。可是，到了周而复的笔下，这个苦大仇深的女工，在解放以后居然还对资本家感恩戴德，认为是“资本家拿出钱来办工厂”，“养活了我们工人”。她成天战战兢兢，拚命干活，唯恐资本家歇了她的生意，丢了饭碗。“五反”运动开始，听人说工人阶级要领导工厂，她怎么也想不通：“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怎么好管理”？大工贼刘少奇的忠实走卒周而复，如此放肆地污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真是反动透顶！

工人群众是如此，所谓“工人领袖”又怎么样呢？《早晨》中的“工人领袖”、沪江纱厂工会主席余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奴才。解放前，她躲在背后“领导罢工”，搞的是“有好处大家享受”的经济主义，并且“私心还很欢迎”地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黄色工会的国民党鹰犬。解放后，她当了权，在工人面前，指手划脚，趾高气扬，而在资本家面前，却变成一头绵羊，驯服地跟着资本家转。她还跟资本家的小老婆打得火热，并大放厥词，胡说什么“大家都是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劝这个小老婆要“真正的爱”资本家，活现出一副工贼的丑恶嘴脸。由这样的“工人领袖”和资本家“合作”搞“社会主义”，当然就会象大工贼刘少奇说的那样，使资本家“眉开眼笑”了。

象余静、汤阿英这样的“工人阶级”，既不能依靠，更无法肩负起领导阶级的重任。那么，由谁来当领导阶级呢？当然只好恭请资产阶级了。请看，在《早晨》中，工人是那样愚昧落后，而资本家却懂理论，懂政策，进步快，觉悟高；工人是那样软弱无能，只知埋头干活，而资本家却“魄力大”“能力强”，有的“老练通达”，有的“年青有为”。对比是何等鲜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在周而复的笔下，完全被颠倒了。这样还嫌不够，他又居然不惜篇幅为资产阶级胡诌了一篇“光荣历史”，厚颜无耻地说“工商界老一辈人，为了救国救民出过不少力气，中国能有今日，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哩。”原来中国之“能有今日”，竟是资产阶级“艰苦努力”的结果。按照周而复这种说法，今日之中国，岂不该是资产阶级的天下了吗？

周而复这个反动家伙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污蔑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资产阶级？显然是为了鼓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反革命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周而复对工人阶级的无耻诽谤，不过是狂犬吠日，损害不了工人阶级的一根毫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到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正以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在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把一切顽抗到底的反动阶级及其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踩在自己的脚下，彻底踏碎了周而复及其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迷梦！

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还是象大叛徒刘少奇鼓吹的那样，对资产阶级“可以不革他们的命”，只准“团结”，不准斗争，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这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线，前者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者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早晨》标榜“它写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平改造的过程”。我们不妨来看看它写的“党的领导”究竟是按照什么路线来“改造”资产阶级的。

体现“党的领导”的，是沪江纱厂“五反”检查队队长、区委统战部长杨健。此人既可算是周而复的“夫子自道”（周而复正是“五反”时在一个私营纱厂“蹲点”的“统战部长”），也可说是大工贼刘少奇的一个写照。杨健一进厂，就大捧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徐义德，说什么：“徐总经理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给予足够的评价。”他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徐义德在“五反”检查队进厂后，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工人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杨健却立即加以压制，胡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一句话就露出了这个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工贼的狰狞面目。杨健要的是什么“理”，守的是什么“法”，还不清楚吗？这个“理”，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这个“法”，是专门保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枷锁。大工贼刘少奇不是叫嚷“如果反对资本家，就便搞错了”，就是“犯路线的错误”吗？这些黑话，正是杨健信奉的“理”和“法”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对它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改造”，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干净，逐步把他们“化”掉，最后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所以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和平改造，是一种不流血的阶级斗争，是以“武攻”为后盾的“文攻”。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文攻”比武装斗争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更为曲折。

毛主席早就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五反”运动，就是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二不要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的觉悟”。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杨健在“五反”运动中依靠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他完全按照刘少奇所说的一套，“在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来引起徐义德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是“红色小开”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的“坦白交代”树立了“榜样”；是大工贼刘少奇赞不绝口的那种能抵得上“两个副总理”的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真正触动了徐义德的心境；是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这就是杨健的“三依靠”。

经过杨健导演的一场闹剧，徐义德居然“过关”了。“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并且把这个吸血鬼抗拒“五反”运动的罪行轻轻归结为一个“认识问题”。徐义德有了这样的党内代理人作靠山，不禁得意忘形，手舞足蹈，一路高叫“我过关了”。无怪乎他要特地到王开照相馆去拍个照，以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新的开始了。

至此，小说所谓的“和平改造”，真相大白了。杨健在“五反”运动中所推行的路线，是完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抗衡的，是刘少奇的那条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和平”有之，“改造”却不见了。资产阶级正是把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上的。他们根据刘少奇的“向工人斗争”的反革命号令，向党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周而复借徐义德之口说：“我们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组织，三无总司令，怎么进攻呢？”真是欲盖弥彰。社会上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那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就是你们的“军队”，周而复就是其中的一员黑干将。什么“聚餐会”，什么“集团”，一直到党内的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你们的“组织”。至于你们的“总司令”，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黄鹤一去不复返”。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个黑“总司令”的死刑，那些大大小小的杨健们，也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反动小说《早晨》出笼的时候，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就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周而复穷凶极恶地抛出了这部颠倒历史的大毒草，又特意起名《上海的早晨》，妄图通过这部以“五反”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鼓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梦想使上海以至全中国都变成资产阶级的“早晨”，也就是说变成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历史早就下了结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充其量不过是同盟者的角色；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被改造、被消灭的对象，何来象征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早晨”？

历史的车轮岂容倒转。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晨”、“黄金时代”，就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如今，这部破烂不堪的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吹捧为 “了不起的工程”的反动小说《早晨》，已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了！

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真正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上海的早晨，决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属于紧紧掌握着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命运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我们将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