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
| ←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 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 作者：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2年10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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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来，尼赫鲁一直顽固地拒绝中国政府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调动军队，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悍然不顾一切，公开下令给印度军队要“清除掉”驻守在中国边境的中国军队。接着，印度侵略军队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空前严重的军事冲突。
中国方面始终希望避免冲突。然而，尽管我们忍让又忍让，克制又克制，我们所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仍然发生了。中国从来没有占领、也没有侵犯印度任何土地；但是，侵占着中国大片土地的印度方面，却蓄意用武力改变边界状况，扩大侵略。中国再三地向印度政府建议无条件地立即举行谈判；但是，尼赫鲁却要中国军队撤出自己的大片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毫无理由地拒绝谈判。在印度军队从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陆续侵入我国境内之后，中国边防部队的战士严格地执行人民政府关于避免冲突的命令，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国土被印度军队侵占，眼看着印度军队切断自己的后路，眼看着印度军队在距离自己只有几百米、几十米、甚至几米的地方建立侵略据点，从来不打第一枪。但是，我们的许多战士就在这样情况下被印度军队打死打伤了。我们的这种忍耐和克制，竟被尼赫鲁政府视为软弱可欺。印度军队步步进逼，深入中国境内，设立了越来越多的侵略据点和前进阵地。在他们的进攻部署完成之后，印度军队终于在1962年10月20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人们从这一连串的事实中，从最近时期中印边界局势的发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完全是尼赫鲁政府的蓄意挑衅和侵略所造成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印边界事件。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已经三年多了，为什么他们一直不肯和解，并且坚持要向中国挑衅，直到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呢？为了揭露问题的实质，说明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需要从广泛的事实出发，作一个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
三年多以前，本报曾经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就印度统治集团干涉我国西藏，讨论过尼赫鲁的“哲学”。现在，我们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对尼赫鲁的“哲学”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编辑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同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为着说明问题，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
请读者先看一看尼赫鲁1944年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所写的如下的一些话：
“……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
“……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伦敦玛利迪安图书有限公司1951年第三版第510—511页，中译本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712页。）人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第一，野心勃勃的尼赫鲁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势力范围，要包括从中东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国家，大大超过了大不列颠帝国过去在亚洲所建立的殖民体系。
第二，野心勃勃的尼赫鲁认为，当以印度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的“区域性的集团组织”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尼赫鲁设想的大帝国一旦实现的时候，这里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按照他的说法，“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只能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一句话，只能成为尼赫鲁大帝国的附庸。
尼赫鲁的这些话，是十八年以前写的。在印度宣布独立以前，尼赫鲁就已经在做着大印度帝国的迷梦了。这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扩张主义的真正的“发现”！
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过去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印度大资产阶级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个寄生的阶级。这个阶级同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尼赫鲁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尼赫鲁曾经说过：“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米歇尔·布莱切尔：《尼赫鲁政治传记》，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还在英国统治期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扶植，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就有了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印度又是一个大国，过去一直被英帝国主义当作是它在东方的殖民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被叫做是大英帝国的“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这种看法，对伟大的印度人民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是依附于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却从英帝国主义那里接受了把印度看作是“亚洲中心”的观念，形成了尼赫鲁的大印度帝国的观念。
在印度宣布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继承而且竭力保持英国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遗产，越来越露骨地实行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印度是亚洲唯一拥有保护国的国家。印度统治集团力图干涉印度周围的一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控制它们的经济和贸易，要求它们唯印度之命是从。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尼泊尔的《新社会》周刊不久以前刊载的一篇文章说过：“尼泊尔一向对印度持友好态度，但是，相反地，印度总是觊觎尼泊尔的独立。印度不希望尼泊尔作为一个独立国存在下来，也不希望它取得进步。印度一贯希望尼泊尔向印度屈服，听从印度的指挥。并且，印度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行事的。”尼赫鲁政府所采取的这种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并不是仅仅对尼泊尔而已。
正是从这种扩张主义出发，印度统治集团，把我国西藏地方看作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在印度宣布独立的第四年，1950年，尼赫鲁政府曾经干涉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后来又策动和支持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阴谋和叛乱活动。我们领会尼赫鲁的扩张主义“哲学”，就是从这一系列具体的事实开始的。
尼赫鲁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和他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整个过程，进一步地表现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扩张主义的哲学。
大家知道，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有一条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过去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期，不断地向我国的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因此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印度宣布独立以后，印度统治集团居然把英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和想要侵占还没有侵占的中国领土，当作印度的领土。他们公然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印边界无暇顾及的机会，乘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机会，做了过去英帝国主义都不敢做的事，把印度的东北边界强力推移到中国从来不承认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侵占了属于中国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后，又在一些地方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印度当局一再任意片面修改中印边界地图，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在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向拉萨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第四天，即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就迫不及待地根据印度政府任意修改的地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他不但要求把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和中段约二千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入印度，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国管辖下的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也划归印度，这些地方的总面积，约等于我国的一个福建省，或者四个比利时，三个荷兰。
三年多来，尼赫鲁一再坚持要中国接受这种狂妄的要求，并且不断使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土地。尼赫鲁的扩张主义“哲学”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这真是蛮横无理到了极点！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国和印度过去有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遭遇，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友好相处，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在1959年印度方面挑起了边境冲突之后，中国政府又主动建议举行两国总理会谈。1960年4月，我国周恩来总理抱着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曾经访问了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会谈，并且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但是，中国方面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其后，中印两国官员会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印双方对于边界问题即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不应该导致边境冲突。早在1959年，中国政府就多次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且停止边境巡逻，以求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在印度方面拒绝了这些建议之后，中国又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停止巡逻，以期有助于和缓边境的局势。由于中国采取了这一措施，中印边境的局势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和缓。如果印度方面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那末，双方武装部队的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印度方面即使不同意后撤，只要尊重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情况，而不乘机侵入，那末，双方武装部队的冲突也还是可以避免的。不料尼赫鲁政府却利用了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停止巡逻的情况，在中印边界全线步步进逼，深入中国境内，先在西段和中段，后在东段，建立了几十个侵略据点，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谁都可以看到，中国是想尽办法使中印边界上的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而尼赫鲁政府却是顽固地一再拒绝中国的合理建议，硬要保持接触。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这并不妨害任何一方保留自己对于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是避免边境冲突的切实可行的、最有效的办法。中国和缅甸、中国和尼泊尔，在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都曾经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从而促成了中缅边界和中尼边界问题的和平友好的解决。中缅、中尼边界上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中印边界上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尼赫鲁政府顽固地拒绝中国的建议，硬要保持接触呢？这岂不是尼赫鲁政府蓄意使中印边境长期保持紧张局势吗？这岂不是尼赫鲁政府企图随时挑起武装冲突，以达到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尼赫鲁在向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同时，就利用边界问题不断地煽动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尼赫鲁在各种场合就中印边界问题讲了三百多次话，他采用最恶劣的词句对中国进行攻击和诬蔑，说什么中国“侵入印度领土”呀，制造了“明显的侵略事件”呀，“侵略之上又加侵略”呀，“在牺牲印度的情况下进行扩张”呀，“以露骨和粗暴的方式炫耀它的力量”呀，“把一只脚踩在我们胸膛上”呀，中国是“帝国主义”、“扩张主义”、“侵略成性”呀，等等，等等。
尼赫鲁除了在边界问题上极力诬蔑中国以外，还发出了一连串比边界问题广泛得多的对中国的攻击，并且对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极其卑鄙的、阴险的挑拨。
请大家读一下尼赫鲁以下的言论：
“一个强盛的中国通常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在整个历史上，情形就是这样。”“（中国）人口问题本身，大量的人口，人口的增加比广大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要快的情况……很可能造成很新奇、很危险的局势，主要不是对印度，但也是对印度。”（1959年11月27日）
“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实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呆在我们边境上。那种情况的本身改变整个局势……因此，我们在那里彼此对峙，我们目前彼此怒气冲冲地对峙着，我们将要彼此对峙，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是千百年之久。”（1959年12月9日）
“基本事实是，每逢中国一强大，它就成为扩张主义者。可是目前的推动力还来自中国国内在军事和工业领域的迅速发展。”（1959年12月12日）
“那里（指中国）的工业方面和人口方面的迅速增长，正在造成具有巨大爆炸性的局势。”（1960年5月2日）
“中国目前受歉收的影响，考虑到中国人口不断增长，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断的歉收造成了爆炸性的局势。”（1962年5月2日）
尼赫鲁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
（一）中国不应该成为一个强盛的中国，应该保持解放以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穷民困、内忧外患的软弱的状态。
（二）中国不应该迅速发展工业，应该继续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
（三）中国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不应该有为巩固自己国防所必需的军事力量。
（四）中国不应该有这样多的人口，更不应该增加人口。
（五）中国迅速发展工业，要造成“爆炸性的局势”；中国受到歉收影响，也要造成“爆炸性的局势”！
（六）中国不应该和印度为邻，应该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
一句话，在尼赫鲁看来，除非中国不存在，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否则中印两国就注定要“怒气冲冲地对峙着”，“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是千百年之久”！ 请问，尼赫鲁是代表谁在讲话呢？是代表印度人民吗？绝对不是的。印度人民，包括印度工人、农民、觉悟的知识分子、被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开明人士，即印度的绝大多数的人，他们愿意有一个由人民做主人翁的、强盛的、工业化的、人口繁荣的中国做他们的邻邦，正如中国人民也希望会有一个由人民做主人翁的、强盛的、工业化的、人口繁荣的印度做自己的邻邦一样。
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道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既然在国内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根源，我们怎么会到国外去侵略别人，掠夺别人呢？
我们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工业化，而且我们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又有世界上最广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的工业化怎么会成为对外扩张的“推动力”呢？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它把侵略战争看成罪行，它的目的在于保卫人民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国防，怎么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呢？又怎么会对我们的邻邦印度进行侵略呢？
中国的确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中国人口众多，怎么就会造成对印度的威胁呢？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我们能够通过大规模发展生产来解决所谓人口问题，而且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根本没有什么“人口过剩”的问题。如果要说“人口问题”，印度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大量的人口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六十七人，印度是一百四十八人，为中国的两倍多。请问尼赫鲁先生，按照你的逻辑，你是不是认为印度人口众多也威胁了别的国家呢？
不错，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强盛过，并且曾经进行过对外侵略，那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期的事情。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内外政策根本不同。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只会对和平有利，对反侵略有利，对邻国有利，对各国人民的友谊有利，而仅仅是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卒不利。世界各国的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都是这样看待的，并且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越强盛越好。尼赫鲁这样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他究竟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他岂不是恰恰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走卒的地位上吗？
中国一向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我们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八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或和平友好条约。同样的，中国也始终不渝地希望同印度友好相处。但是，尼赫鲁偏偏认为印度不能同中国友好相处，这是完全违反印度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
中国同许多邻邦都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例如，中国同缅甸，中国同尼泊尔之间也有很长的边界线，过去没有正式划定。但是，中缅两国政府、中尼两国政府，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充分的协商，都签订了边界条约，使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得到了合理的友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就不能够解决呢？如果尼赫鲁的目的真的是想解决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即使暂时没有解决，也并不妨碍两国维持边界现状，和平共处，有什么必要喋喋不休地诬蔑和攻击中国，以至同中国兵戎相见呢？
尼赫鲁所以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长期不肯和解，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从尼赫鲁所代表的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来理解它，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反动统治集团在内政方面和外交方面的需要来理解它，从印度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广泛的背景来理解它。
（二）
编辑人们知道，印度独立以前，是一个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当时，摆在印度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伟大的印度人民，为了彻底推翻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了争取祖国的真正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风起云涌。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从来都寄以深刻的同情，怀着极崇高的敬意。
同英国资产阶级和印度的地主阶级有着血缘关系的印度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曾经在不同时期内和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但是，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反英运动中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妥协性。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一方面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过不合作运动，一方面用所谓“非暴力”口号来麻痹人民的斗争，限制人民的革命运动。
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他说过，印度民族运动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社会制度，而在于争取政治独立。……不应该信口开河地说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不努力设法推翻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出卖了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要这样做。”（伦敦包德莱·海德公司1949年版第366—367页，中译本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417页。）
在印度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同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取得了妥协，在基本上保留英国殖民者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把统治权转让给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这样，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果实，就被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吞占了。
印度宣布独立以后，曾经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过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尼赫鲁，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尼赫鲁政府用反动的民族主义代替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且同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日益紧密地勾结起来。当然，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同外国垄断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尼赫鲁政府在帝国主义同印度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对帝国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别性。但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尼赫鲁政府越来越深地投靠帝国主义。
印度宣布独立以后，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独立。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它在印度的经济势力。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印度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据1951年印度内阁秘书处向印度总理提出的一份报告统计，外国资本控制印度石油工业的97％，橡胶工业的93％，火柴工业的90％，黄麻工业的89％，制茶工业的86％，煤矿的62％。即使一向被称为印度民族工业的棉纺织业，外国资本也控制了21％。虽然在独立初期印度政府曾用付出大量补偿金的办法，把少数英国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但是并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根本利益。
近几年来，外国在印度的投资迅速增加。1948年6月，外国在印度企业的投资（不包括银行投资）为二十五亿六千万卢比，1960年增为六十五亿五千万卢比，即十三年内增加一倍半。1948年，外国资本相当于印度股份公司实收资本的34．8％，1960年增为38％。同时，印度垄断资本同外国资本合营的、实际是外国资本控制下的企业也迅速增加。据1962年7月23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这种合营企业1958年增加了一百零三家，1959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家，1960年增加了三百八十家，1961年增加了四百零三家。到1962年3月，这种合营企业的总数已达一千二百四十家。而增加得最快的是美国资本。从1948年到1959年，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只增加一倍，同期美国增加了六倍。从1948年到1960—1961年度，英国在印度进口中所占比重由22．8％降为19．8％，同期美国则由16％增加到27％（不包括从美国进口的粮食），从而超过了英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鲁政府对外援的依赖越来越加深。在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开支中，来自外援的占9．6％；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开支中，来自外援的占20．6％；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总开支中，来自外援的占30％。根据美国“国际合作署”1961年10月和1962年4月的“援外报告”以及其他美国官方材料，从1949年到1962年7月底，美国已经和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为四十七亿五千四百二十万美元，如果加上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这同一期间给予印度的“援助”，则共达六十五亿九千八百二十万美元。
在尼赫鲁政府接受的大量外援当中，绝大部分是要还本付息的贷款，贷款的年利率最高者达到6％。因此，印度的外债负担越来越严重，印度的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印度《联系》周刊1962年8月15日写道：“这种外国贷款非但不会帮助印度向独立发展的目标前进，而且在长期内都会是套在我国颈子上的一根缰绳。”
这些事实证明，印度经济并没有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和过去不同的是，美帝国主义正在逐步地取代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垄断地位。
尼赫鲁政府建立了一些由国家经营的企业。但是，印度的国营企业，不过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下的、实际上是依附外国垄断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这类企业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服务，也为外国垄断资本利益服务。这实际上是印度的官僚垄断资本。这个官僚垄断资本正在发展中。这种垄断资本的发展是以牺牲印度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至中小企业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尼赫鲁在1960年公开说过，要“勒紧印度人民的裤带”，来实现他的所谓“工业革命”。印度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近些年来一直在降低。物价不断上涨，赋税不断增加，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
印度国内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过去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期间，为了掠夺的需要，扶持了封建地主阶级，广大农民处于地租、赋税和高利贷的重重压榨之下，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
在印度宣布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究竟对封建土地制度采取什么政策呢？
在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政府为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中权力的需要，曾经取消一些地方上封建王公的政治特权和某些地主的包税特权，但是印度的整个封建土地制度仍然保存着。根据1958年印度财政部公布的1954—1955年“全国抽样调查”的材料，印度农村的土地分配情况是：在农业总户数中，占75％的贫雇农，拥有全部耕地的17％；占12．5％的下中农，拥有全部耕地的16．5％；占8．5％的上中农、富农和经营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32．5％；而占4％的封建地主和大富农，则拥有全部耕地的34％。近几年来，封建地主大批夺佃，土地更加集中，贫雇农的队伍更加扩大了。
据印度劳工部发表的农业劳工调查报告，1951—1952年负债农户占农业总户数的44．5％，1956—1957年增为64．5％。据1960年官方调查，农民负债已达九十亿卢比。1961年10月1日印度政府出版的《计划》双周刊承认，“农村无产者——无地雇农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实际上，在物价全面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那就是更坏了”。
在上述的种种经济情况下，尼赫鲁的国大党的威信越来越下降，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长。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和要求土地的斗争，此伏彼起。1957年印度第二届大选中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胜利，1958年西孟加拉邦和北方邦的反饥饿斗争，1959年旁遮普邦农民的抗税斗争，1959年西孟加拉邦一百五十万以上人民的粮食斗争，1960年中央政府五十万雇员的大罢工，1961年和1962年遍及全国的抗税斗争和许多地方的土地斗争——这些，就是近几年来印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的重要标志。
尼赫鲁经常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并且鼓吹他的所谓“容忍”、“非暴力”以及“和平方法”的哲学。但是，印度的现实却给了他的这种哲学以极大的讽刺。尼赫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确是容忍的，而对人民和进步力量，就不是“容忍”，更不是“非暴力”。尼赫鲁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成为反共反人民的能手。
据印度官方发表的数字，从印度独立到1950年8月的三年内，印度军警向群众开枪共达一千九百八十二次，打死三千七百八十四人，打伤一万人，监禁五万人。近几年来，尼赫鲁政府对人民群众使用暴力的事件更是有增无已。尼赫鲁公开鼓励喀拉拉邦的反动势力使用暴力，在1959年7月推翻了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尼赫鲁政府对广大人民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采取大规模的镇压措施，仅在1959年8月和
9月西孟加拉邦的粮食斗争中，就打死八十人，打伤三千人，逮捕两万多人。印度前任总统普拉沙德1960年11月9日在德里举行的邦长会议上也承认，十三年来，印度发生的警察开枪事件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
尼赫鲁政府对印度的许多少数民族实行了十分残酷的镇压。有材料说明，多年来，印度东北部那加族有几万人被印度军队杀死，几万人被拘留在集中营里。连英国《观察家报》在不久以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印度政府是在实行“种族灭绝”。
尼赫鲁在1934年写的《世界历史一瞥》中曾经这样说过：“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够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器来保持政权和镇压工人，民主就可以发展；当它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抛弃民主而采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伦敦林德赛·德拉蒙有限公司1949年第四版第826页。）他当时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话在多少年以后恰恰是对他自己的写照。
在印度这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生活面前，尼赫鲁标榜的在印度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吗？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哈里曼在1959年5月4日评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时曾经说过，“我认为他们（按指尼赫鲁之流的人）用这个词儿（按指“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词儿，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按指尼赫鲁之流的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词儿拿了过来。”哈里曼的这番话足以说明，尼赫鲁的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国家，一定的对外政策总是一定的对内政策的延续。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同它的对内政策一样，都表现了它的反动的阶级本质。
尼赫鲁政府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它曾经拒绝参加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拒绝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军事基地，宣布实行“不结盟”政策。它曾经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并且同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政府在发起第一次亚非会议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例如，在美国侵朝战争期间，印度政府于1952年11月在联合国提出支持美国强迫扣留战俘的提案。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尼赫鲁恶意地诬蔑苏联，并且攻击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1958年美英帝国主义出兵黎巴嫩和约旦的事件中，尼赫鲁公开为美英侵略者辩护，认为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尼赫鲁并且对伊拉克人民公敌费萨尔之死“感到遗憾”。1958年，尼赫鲁曾经在《基本方法》一文中诬蔑苏联“使用暴力”。他诬蔑各国共产党人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是“干涉他国内政”，攻击匈牙利人民处决叛国犯纳吉“增加了世界紧张局势”。
近几年来，随着印度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尼赫鲁的对外政策更明显地向帝国主义靠拢。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之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同时，美帝国主义为了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抵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阻挡民族解放运动，争夺中间地带，更加看中了尼赫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深刻化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更加企图渗入印度，把印度变为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要市场。因此，这些年来，美国明显地改变了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从反对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转而大力援助尼赫鲁政府，从拒绝向印度大资产阶级提供机器和技术，转而同印度大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剥削印度人民。总之，美帝国主义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实行了高价收买的政策。
如果把十多年来美国和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给印度的“援助”的数字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给印度的“援助”是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政策的晴雨计。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上半年，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七亿八千九百一十万美元，平均每年一亿零五百二十万美元。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即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逐步向右转的期间，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十九亿三千六百七十万美元，平均每年六亿四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而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7月底，即尼赫鲁政府制造反华运动以后，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三十八亿七千二百四十万美元，平均每年十二亿九千零八十万美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
尼赫鲁对1960年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军事同盟条约的伟大斗争既不支持，也不同情，说“不该由我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在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以后说，“印度无法判断也没有资格判断古巴的国际情况——谁是谁非”。
1961年3月，当马里、阿联、锡兰、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缅甸、几内亚等亚非国家，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刚果，纷纷宣布从刚果撤回自己的军队的时候，尼赫鲁政府却同意派遣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印度部队（后来增加到约六千人），去给在刚果的“联合国军”输血，镇压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帮助美帝国主义吞并刚果。在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之后，他的继承人基赞加又被拘禁，尼赫鲁政府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1961年9月，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尼赫鲁同许多国家首脑的意见相反，认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问题“都居于次要地位”，不赞成通过“勇敢的宣言”来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从而为西方国家，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帮了大忙。
1961年5月29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一篇题为《仔细看看美国在亚洲下了赌注的这个人》的文章中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而亚非舆论则认为，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所充当的角色已使他“落得一个坏名声”。甚至连印度《欢喜市场报》在1962年9月14日的社论中也承认，印度政府“在外交方面处于孤立地位”，“印度在亚洲几乎是没有朋友的”。印度《闪电》周报1962年9月22日也不胜感叹地说，在亚非国家当中，“我们印度人（应读作尼赫鲁之流的人）正在变成保守派，如果不说是反动派的话”。
由此可见，尼赫鲁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越来越成为一个飘在空中的幌子，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反对各国民族革命运动、反对社会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政策。
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向中国挑衅，直到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武装进攻，是在他们的整个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持扩张主义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企图用损害中印友谊、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办法，来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加紧对人民的压榨，打击国内进步力量；是因为他们要用反华运动来讨好美帝国主义，以获取更多的美元。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
（三）
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进步的民族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并且根据这种区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矛盾，他们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三十卷，第139页。）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实行的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扶助工农的政策，就是进步的民族主义的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性，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动摇性。至于其中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利益密切结合的大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收买之下，就会背叛革命，对内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外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反动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非洲出现了一系列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新独立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由于继续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遭到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和掠夺，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他们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人民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都经历过帝国主义的残暴的压迫和掠夺。直到现在，中国仍然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的霸占之下。我国人民对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是很自然的。
对于民族主义国家，我国政策的出发点是：第一，我国和各民族主义国家的首要的共同任务，是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我们之间，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积极地支持各民族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第二，我国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应当而且完全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之间所存在的争执，应当而且完全能够依据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我国同样坚持不渝地希望同印度永远友好相处。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两国人民没有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1954年，我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印两国的关系，曾经是良好的。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一样，怀念过去中印两国友好相处的那些岁月。但是，就在过去中印关系良好的一段时间里，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也一再干涉我国西藏，对我国西藏抱有扩张主义的野心，从而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的民族主义政策。而当1959年尼赫鲁策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叛乱遭到失败、他对我国西藏的扩张主义的迷梦幻灭的时候，当尼赫鲁的整个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动的时候，他就翻脸不认人，从表示同中国友好一变而为疯狂地反对中国。
尼赫鲁这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做法，在他自己看来，是合乎他的“生活的哲学”的。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说过，“人生是太错综复杂了……因此它就不能被局限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主义范围之内”。（伦敦玛利迪安图书有限公司1951年第三版第16页，中译本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22页。）他还说过，“要把严格遵守个人所认定的真理与生活中的、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紧急关头及权宜从事协调起来，永远不是容易的事。”（同上，英文本第421页，中译本第589页。）他认为，以权宜之计作为行动的准绳，这在政治上是“普遍的规律”。总之，他在某些时候对你表示友好，是符合他的哲学；他要同你“对峙千百年之久”，是符合他的哲学；他要“清除掉”你，也是符合他的哲学。尼赫鲁就是用这种“哲学”来指导他的反动政策的。他的反动政策和反复无常的做法，都是为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用尼赫鲁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为了给他们带来“丰硕的红利”。
对于尼赫鲁所推行的这种反动民族主义的政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一段历史。
我国人民记得，当苏联还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曾经遇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的挑衅和进攻。当时，尽管苏联政府曾经大力支援过中国国民党，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叛变了革命，投靠帝国主义之后，在大肆反共反人民的同时，也立即掀起一个疯狂的反苏浪潮。192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用武力封闭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逮捕和屠杀苏联外交人员，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接着，在一年多以后，1929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又违背1924年的“中俄协定”，制造中东路事件，拘捕苏联公民三百余人。尽管苏联一再忍让，建议召开会议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是，蒋介石竟把苏联的克制态度视为“苏联帖然就范，不敢稍抗”。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就向苏联边境进攻，从而爆发了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这样，苏联不得不起而自卫，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挑衅。
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呢？历史早已作出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坚决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挑衅，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今天的中印关系，同三十多年前的苏中关系，有着某些类似的特点。
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对印度政策的原则，是一贯的。尽管尼赫鲁政府不断进行挑衅，我国仍然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直到最近，在尼赫鲁政府发动大规模进犯之后，我国为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为了击败印度反动派的进攻，才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义的，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立场。正因为这样，我们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界纠纷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顾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公然袒护和支持尼赫鲁政府狂妄的反华政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铁托之流历来就对中国进行无耻的诬蔑，做了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的应声虫。铁托还说什么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起“镇定作用”。难道铁托集团认为，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某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侵犯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方面，对一个受侵犯的社会主义国家去起什么“镇定作用”吗？铁托集团的这种谬论，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背叛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中国、挑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叛徒面目。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代表两个不同阶级的、根本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共产党人在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并且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三十多年前，当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苏运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陷入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民族主义的罗网。中国共产党人同进步人士，强烈地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反苏罪行。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24日发表宣言，庄严地宣布：“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代表革命的中国，其一切‘对俄绝交’的命令绝对不是中国广大多数人民的公意，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认苏联是仇敌，而我们民众则仍然认苏联是中国的良友，永久与之联合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而奋斗。”国民党革命派领袖宋庆龄，当时也致电国民党当局，指责他们是“误党误国之罪人”。 1929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发动反苏战争后，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坚决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进攻苏联的战争”。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同广大人民一起，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镇压和迫害，英勇地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苏的军事挑衅。许多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进步人士为此光荣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做得对不对呢？毫无疑问，完全做得对。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反苏的浪潮中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中坚持真理，坚决维护中苏人民的友谊。我们迄今仍然感到光荣的是，在那次事件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真正忠实于中国人民的利益，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今天，印度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处境，同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处境，也有某些类似的情况。在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之下，印度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遭到迫害。尼赫鲁政府每一次掀起反华浪潮，都同时对印度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展开进攻。但是，大量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量的觉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公正人士，并没有受印度统治集团的反动宣传欺骗，也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屈服。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印度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印中友好，不屈不挠地奋斗。历史会证明，他们才是伟大的印度民族和印度人民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尽管印度反动派和它在国内外的帮腔者的反华声浪是怎样喧嚣一时，印度人民的正义的呼声，是淹没不了的。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请大家读一下1962年5月16日加尔各答《划时代报》发表的一件读者来信。这位普通的印度人写道：
“……如果说，根据印度的地图，中国占领了一万二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因而就成了侵略者，那么，印度也成了更大的侵略者，因为根据中国的地图，印度占领了三万八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如果希望对方会把他的地图扔进废纸筐，而完全根据我们的地图来画他的边界，那是不公道的。……印中边界问题的一个不幸的方面，就是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武器，这不仅会推迟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因为把这个问题保持下去，而把我国国内的政治引上不良的道路。经过第二届大选（按指1957年的大选）以后，左翼的力量增强了，印度有一个邦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在那以后，我们一直看到政府渐渐地越来越向右发展的趋势。在边界问题出现以前相当久的时候，尼赫鲁曾以失业问题得到解决和发展比较迅速为罪名，指责中国不民主。在这以后，政府派出的马拉维亚委员会曾经对中国的土地改革备加赞扬，这自然使得本国的封建分子感到恐慌。最后，当中国的工业品变成印度工业家在东西方市场上牟取高利的障碍的时候，人们几乎就猜到今后关系会在任何口实下走向恶化。在这以后，边界问题就像天赐的良机似地出现了。借助于这种问题，不仅找到了歪曲中国一切事例的机会，而且还开辟了非难国内越来越强的进步运动的方便之路。在很短的时期内，边界问题先被说成渗入边界，后来又被说成是侵略边境。在那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被运用到一切方面——喀拉拉邦的期中选举、西孟加拉的粮食运动、政府雇员的罢工，最后还有第三届大选（按指1962年的大选）。大概有许多人还记得，在粮食运动期间，加尔各答的墙上到处贴着一种标语，上面写着：‘不要搞任何运动，中国正把它的军队驻在边界上，企图进行侵略’。这种大肆宣传的中国侵略，是今天极右翼势力在第三届大选后在印度中部和北部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关于中国渗入的较新的消息，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清楚了。如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哨所后来或者是没有发现；或者就是即使发现，后来也发现它们是在中国境内‘几码’的地方（尼赫鲁在选举前夕在联邦院发表的关于中国‘侵略’的谈话）。或者可以看到，这种消息第一天用黑体字登了出来，两天以后又用小字刊载消息说，这一消息‘未经官方证实’。如果中国是扩张主义者，它怎么能够同尼泊尔和缅甸解决边界争端呢？现在甚至禁止提出这种问题。现在各个角落都在公开宣称，不把中国叫做侵略者就是对国家大逆不道。……但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印度人民，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呢？大概我们将能从保障东方‘民主制度’的预算中多得到一点美援。但是，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对历史将如何答复呢？从长江、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刚果河，新觉醒的亚非各国人民，今天都在迅速地猛烈地前进。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种过了时的恶毒叫嚷扔进新生活的潮流中，从而投入和平与友谊的行列呢？”
这位印度读者，不过是千千万万印度人民中的一个。请看，他对于尼赫鲁故意利用边界问题制造反华运动的阴谋，是看得多么透彻啊！他要求印度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同亚非各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愿望，又是多么热烈啊！
很清楚，印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尼赫鲁的一切欺骗，是瞒不过印度广大人民的。
但是，也有令人诧异的事，在印度，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什·阿·丹吉这样的人，竟然紧紧跟在尼赫鲁后面，诬蔑中国“侵犯”印度领土，说什么中国“没有守信义”，还说什么必须“支持印度政府”，等等。这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一个普通印度人的见解是落后得多么遥远呀！同印度人民的利益是距离得多么遥远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是距离得多么遥远呀！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距离得多么遥远呀！
中国人民决不反对印度。印度人民也不反对中国。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是彼此尊重，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印度究竟用什么方法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完全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从不干涉。在这篇文章中，为着说明问题的真相，我们谈到了印度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对印度人民面临的困难，决无幸灾乐祸之意。相反的，我们怀着深深的忧虑看到，由于尼赫鲁政府不顾印度广大人民的疾苦，加剧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扩大武装冲突，印度人民的肩上除了已有的沉重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了沉重的军事负担。印度的士兵，被自私自利的统治集团当做赌注，在边境冲突中作了无谓牺牲，而印度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们却大发其财。对于印度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苦难，中国人民抱有最大的同情。中国人民衷心地祝愿印度人民能够摆脱这种遭遇，衷心地祝愿印度早日富强和繁荣，衷心地祝愿印度人民能够过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看见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强盛的印度屹立在亚洲。
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印之间不论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任何复杂问题，只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友好协商，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同中缅、中尼的边界问题一样，也是可以经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这个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我们愿意竭尽一切可能，同印度人民一起，同一切关心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谋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继续努力。尼赫鲁政府如果对印度的民族利益和人民意愿还有一点尊重，如果它不愿意在继续扩大边境冲突中使自己碰得头破血流，而帝国主义却从中得利的话，那末，它就应该作出相应的努力。
维护和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仅符合中印十一亿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个伟大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动摇不了的。印度反动集团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也绝对破坏不了、动摇不了中印两国人民的真正友谊。可以这样说，不论在印度国内和国外，那些制造反华运动、妄想破坏中印友谊的人，绝对讨不到任何便宜，而只会暴露他们自己的反动面目，遭到彻底的失败。
让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做见证吧！我们之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友谊，像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一样，即使现在被一层云雾遮住，但是它仍然屹立着，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