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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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编辑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裏，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為例者。故其言閎肆縱橫，純為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元俞皋撰。皋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皋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澄《序》中。胡《傳》日尊，此其漸也。然皋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皋《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為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為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為經也。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為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為未協。蓋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為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為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雲“未見其書”，又雲“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睹。此本為兩淮所采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為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為《春秋》，概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為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僣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僣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為證，殊為疏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為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尤為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為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為《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群言，間亦綴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眾說之中，體例頗為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複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於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為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複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雲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複曆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西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為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複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即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轇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曆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纇。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助、趙匡（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孫複《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並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複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疏。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複為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為端學定稿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元王元傑撰。元傑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傑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複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傑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傑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禦題詩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為名，亦經禦題嚴辟，尤足以戒刻深鍛煉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謹守舊文，尚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裏集》雲“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複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僣；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敍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為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為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詞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為刊行，而曰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汸《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既而複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稾，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辭》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訛誤疏遺者鹹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尚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汸，猶汸書也。汸《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元趙汸撰。汸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複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為文十餘通，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為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澄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即所謂為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汸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複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為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為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只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為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並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掩焉。
元趙汸撰。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為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採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元趙汸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為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為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為彼此相與之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汸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注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為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為科舉而設。吳澄《序》俞皋《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為夏正，複以魯之烝嘗為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雲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剿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疊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系之於王，則為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並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為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眾。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戶。以梅賾偽書為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間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即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為秦人，亦不應距週末僅數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為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為論端者，蓋由於此。以甯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偽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尚為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甯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甯，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玄》”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為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為綱，發揮其義者為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為主。義有未備者，亦間采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即以寧也。史稱以寧長於《春秋》，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為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略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為四卷著錄焉。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兼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采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佈學宮。我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複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聖朝經訓之明也。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慎齋，蘭溪人。弘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為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為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雲“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弘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傳聞自不及簡策之記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經義考》注雲“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厘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為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何為？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於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采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觿》；傅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即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為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賤不中道，或為奇言怪說，騖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為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為秦禮，庶長為秦官，已為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為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別存其目焉。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己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為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緰來逆女”，以為為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為聲薑、敬嬴、穆薑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以為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穀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加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鮮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雲“未見”。此本只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注《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者尤甚。如以邢遷於夷儀為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辭子華為不實；以洮盟謀王室為誣說；以用鄫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為卓子之諡，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為孫氏党，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為鳥名，謂如螟蜮之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為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托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讙、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為長，胡氏為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為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為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猶為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為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為科舉之計者，庸濫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為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為篤實。其在當日，亦可雲不移於俗學者矣。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為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複、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為下而先倍，烏在其為《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明薑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為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胥為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為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為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闡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儘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禦，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塚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為王德，管仲不得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逾年，非獨裏克奉之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愛女使自擇壻；鼴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劄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為“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讙、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為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系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為之，別無顯證。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仿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隱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雲：“《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遍蒐天下郡縣誌而精考之。”又雲：“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為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於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冶石為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雲：“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四石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汸《補注》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為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明楊於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於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於庭則引《文西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即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於庭則謂季氏靳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為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為異說者比也。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為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雲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為二歟？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為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系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為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謂外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為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為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為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為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為有所闡發焉。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為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援欒大為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非，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為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西元年辟胡《傳》元即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辟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為大一統，從《公羊傳》，而辟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廟之說，而辟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剿說。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為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公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為疾，《穀梁》以為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為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裏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為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咍噱。蓋即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為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傅遜、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為事，實非其匹。第古注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