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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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卷一百二十七 志第八十　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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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皆稟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弦準之製，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樸律高而李照鍾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曆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製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曆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隻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製。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右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製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製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並定以聞。

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太常劉芳以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誌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鍾管內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鬥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黍中者累廣求尺，製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嚐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製，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製。其阮逸、胡瑗、鄧保信並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嚐覽《景祐廣樂記》，睹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製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鍾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並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鍾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麵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鍾律製議》並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禦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禦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內出禦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禦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

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

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製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

其編金石之法，則曆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製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

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鍾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鍾為角。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

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築、瑟五器本無清聲，五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

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

詔可。

七月，禦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鍾為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黑帝。”詔兩製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九月，帝服靴袍，禦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台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禦撰明堂樂曲音譜，並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為鎛鍾、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鍾磬制度。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後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樸、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核。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傳，曆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嚐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製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蠟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

於是中書門下集兩製、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祥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製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幹、羽，真宗廟用羽、龠，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幹、羽並用，又廟製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製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有行遠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還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衝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鍾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並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帶每麵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麵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製，而兩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鍾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製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雲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曆代史籍，亦無鍾磬依律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製作樂器。至如言‘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製’者，據此以黃鍾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鍾磬大小之製，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製大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製、聲韻所歸。” 奏可。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鍾磬，一以黃鍾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嚐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製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製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 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九月，禦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並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製，並以製鍾律成，特遷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係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鍾，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樸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樸所製編鍾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樸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為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

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於太常。

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之用。既雲下而擊鞀，知鳴球與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敔。

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誌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饒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製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後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蠟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後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玄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可省，所係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後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

其一、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而聲已過，舉而聲不止，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而聲少止，擊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

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為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

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

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酂綴，各六十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辭之容，是為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為第一成，至第三表為再成，至北第一表為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為四成，至第二表為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製，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係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幹，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鞀、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酂綴總幹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詠歎之。於是播鞀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為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為一變；至第三表為二變；至北第一表為三變；舞者覆身向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為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為五變；舞蹈而進，為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鞀、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為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為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幹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幹，右執戈。

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並左右鞞、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鎛鍾相應。鞞、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

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為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蒙、氐瞭皆掌播鞀，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鞀，以為樂節。

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鞀，擊頌磬、笙磬，以鍾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戛擊則敔，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俟歌鍾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鍾、歌磬，蓋歌鍾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鍾，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鍾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製。後周登歌，備錄鍾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鍾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是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製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係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製，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築悉廢。

太常以謂：“堂上鍾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製浸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況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製。其堂上鍾磬、庭中歌工與箏、築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