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我很高兴，刚刚过了一年，我又有机会回来同《自由中国》的许多朋友见面。我以为今天只邀请一、二十位朋友，可以随便谈谈。可是今天这个场合，很不方便说话；不是说我说话有什么不方便，我是觉得来宾多、地方小，大家太不舒服：所以我不愿意多说话。

　　顺便我要先报告一句话。今天上午美国旧金山有电报来打听我。他们听到：因为我于2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些话，就在台湾被软禁起来了，行动不自由了。我当时就回一个电报说：还有二十分钟，我就要到陈院长那边吃饭去，下午还要到在装甲兵军官俱乐部举行的《自由中国》社茶会上发表演说。我借这个机会报告各位，胡适并没有被拘禁，行动还是很自由。

　　2月22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我还举了个例子。他们大概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登出来。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 A. Hayek）（原系奥国经济学者，后来住在英国，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种事例，平常我们是不大注意的。这部书出版于1944年，到现在已出了十版，可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一部名著，也可说是新的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名著。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对一切计划经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年来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出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现在台湾的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海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但不仅《自由中国》在最近七、八期中继续登载海耶克名著的译文，另外我又看到最近一期《中国文摘》中，转载了《中国经济》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高叔康先生所撰的《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海耶克及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方米塞斯（Von Mises）。这都是反对计划经济，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中国》，我不用替它登广告了；我记得高叔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以为我们现在“对于资本主义应该有个重新的估价，作为将来经济制度应走什么方向的一面镜子；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在精神上、认识上最重大的急务。”最后，他在结论中说：“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但不会崩溃，而且还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这些议论都可以表示自由中国有一班政治的、经济的思想家们，大家都在那里从基本上，从理论上，从哲学上，对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作一个根本的批评，以便对症下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在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他这封信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基本的讨论，和海耶克、方米塞斯、殷海光、高叔康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样。因为这封信很长，我只能摘要报告。他首先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时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大家听到这个很时髦的话，都以为左倾是当今的一种潮流，社会主义是将来必然的趋势。”他就驳这两句话，不承认社会主义是现时代的趋向。他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我念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在国内的学者、在国外的学者，在几年前已有慢慢转变过来的意思了。他又说：“我们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现在了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共产主义。它的成功的希望，还远不如共产主义为大。”在这几年来，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澳洲、纽西兰等，都相继的抛弃了社会主义。两年前英国的劳工党自选举失败后，也离开了社会主义。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说：“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了瑞典和挪威两个国家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抛弃社会主义而归向资本主义的趋势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

　　不过我个人也有一个忏悔。现在我的《胡适文存》第一到第四集都已在台湾印出来了，是由台湾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给我印的。《胡适文存》第三集的开头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那篇文章是我在民国十五年的一篇讲演录。我那年到欧洲，民国十六年到美国，也常拿这个话讲演；以后并且用英文重写出来印在一部颇有名的著作《人类往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成为其中的一篇。我方才曾提到那位我在外国时写信给我的中国朋友在信中指出来的许多中国士大夫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诸位如果愿意看我当初错误的见解，可以翻阅《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篇，题目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为什么这班人变了呢？为什么在台湾的许多朋友，如殷海光先生、高叔康先生变了呢？为什么我那位朋友写几千字的长信给在国外的我，表示我们应该反悔，变了呢？为什么今天我也表示反悔，变了呢？我这里应当声明一句：我这个变不是今天变的。我在海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诸位看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有张起钧先生翻译我的一篇文章：《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但是没有记上年月。其实那是1941年7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演的文章，原题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斗争”或“思想的冲突”）。这里面有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下面引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实在，要彻底的改革社会制度，彻底的改革社会经济，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独裁——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才可以做到。这是1941年7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讲演的意思。那时候我就指出民主和极权的不同。我就已经变了。为什么大家都变了呢？这个不能不感谢近三十多年当中，欧洲的可以说极左派和极右派两个大运动的表演；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极右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德国的纳粹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两国的失败是大家所明见的。极左派是俄国三十七年前的布尔雪维克革命；苏俄自己当然以为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以社会、历史、经济的眼光看，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败。这都是社会主义，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用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才明白就是方才我这位朋友在信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方面；它的成功的程度，还远不如共产主义那么大。”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如要社会主义成功，非得独裁不可，非用极端独裁、极端专制不可，结果一定要走上如海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

　　今天我要讲的不过如此。我们在台湾看到《自由中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切计划经济，一切社会主义，是不是与自由冲突的？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杂志》（Freeman），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七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我方才讲，这是好现象。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门已经开了；我们值得去想想。这样，我相信自由中国的这种自由思想，自由言论，是很有价值的。这对于我们国家前途是有大利益的。不但是在现在台湾的情况下如此；就是将来回到大陆上，我们也应该想想，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们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时能吃得饱，年成不好时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能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佛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作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由这一点想，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我觉得这一条路开得对；值得我今天向大家忏悔。大家都应该忏悔。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所以我今天当众“洗脑”给大家看。

　　（本文为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的演讲词，由刘明炜、杨欣泉、萧仲泉记录，原载1954年3月16日《自由中国》第1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