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鐘》。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裏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裏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裏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劄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麽？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面“嚴辦！嚴辦！”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麽“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麽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麽，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臺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裏，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仿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麽大關系了。
那麽，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麽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直要待到蔡松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復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幹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麽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裏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