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

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写作小组
1971年7月19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在教育战线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它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就是统治中国旧教育阵地长达两千多年、流毒极为深广的孔丘教育思想。

当前，在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批修整风的运动中，彻底批判孔丘的反动教育思想，从根本上清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对我们更好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孔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家

在我国历史上，从汉代以后，许多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把孔丘尊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作为历代剥削阶级的继承者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更是不遗余力地把孔丘吹捧为“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在教育思想上“有卓越的贡献”的“伟大的教育家”，扬言要“充分利用”①，甚至还要“祭祀”孔丘。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抛出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谬论，大肆赞扬孔丘的思想毒素。他们极力把孔丘装扮成为我国历史上“各阶级共有的教育家”。这就使孔丘反动的教育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继续流行，成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最深远的根源之一，对文化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历史上从来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共有的教育家”。

孔丘到底是哪个阶级的教育家呢？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教育家。

孔丘所处的春秋末叶，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矛盾。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化，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奴隶制度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

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每一个将要灭亡的反动阶级，总要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力图挽救它覆灭的命运，同时也总会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执行这样的反动使命。

孔丘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面临奴隶制度行将崩溃的严重危机，感到无比的恐惧。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企图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②这种虚伪的德治主义瓦解奴隶阶级的反抗意志，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了挽救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破产，他极力反对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改革。他竭力鼓吹“好古”、“从周”，妄图“兴灭国，继绝世”，恢复奴隶制度兴盛时期的西周社会。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反动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四处游说，并且一度成为奴隶主阶级的当权派，他的那套复古倒退的政治主张也并没有行通。孔丘从事教育活动，仍然是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办的“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集团，目的是替奴隶主阶级训练骨干，为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作最后的挣扎。这就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孔丘“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历史真相。

对于孔丘这样一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家，处在夺权时期的封建阶级，是不予理睬的。到了汉代，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从巩固和集中封建统治权力的需要出发，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③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方针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等等，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崇奉。辛亥革命以后，反动军阀袁世凯为了复辟的政治需要，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④。独夫民贼蒋介石把尊孔读经作为“教育正统思想”，叫嚣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也将由此而肃清”⑤。曾经依靠中国的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来统治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对孔丘也是“充分利用”的。美、日帝国主义分子，阴险地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孔教之国”，“孔教能统一中国之人民”⑥。中国国民教育应以“儒教为基础”⑦，以防止共产主义“乘虚而入”⑧。这就充分表明，“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多次抛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大肆宣扬孔孟的“遗教”。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一伙策划在山东召开的所谓“孔子讨论会”，明目张胆地打出“纪念孔子逝世”的旗号，疯狂反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演出了向孔丘鞠躬致敬的丑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摇身一变，伪装“讨孔”的“英雄”，企图掩盖他们的罪行，捞取政治资本，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孔丘既然是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为什么曾经反对过奴隶主贵族的封建阶级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都把他尊崇为“至圣先师”呢？难道这就可以证明孔丘是超阶级的教育家吗？

奴隶主是历史上的第一代剥削阶级。尽管在剥削阶级社会形式的更替中，封建阶级反对过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又反对过封建阶级；但是，当他们取得政权以后，由于他们政治上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经济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他们所遇到的社会基本矛盾都是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都遭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阶级的剧烈反抗；因此，在对付劳动人民方面，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对以后各个剥削阶级，都是极其重要的。孔丘集中了奴隶主阶级巩固时期和衰落时期各方面的统治经验，被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所继承，并且不断地补充和发展，成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思想。资产阶级作为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为了巩固剥削制度，它继承和发展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疯狂地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他们仍然企图利用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复辟的目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是这样干的。

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也在其他国家存在着。例如，产生于奴隶制时代的基督教的思想，也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利用，直到如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基督教的社会原理辩护过古代的奴隶制，赞扬过中世纪的农奴制，必要时也同样保卫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尽管装着一幅不忍心的面孔。”（《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现在，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不是还在宣扬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和谐、适应和协调”的，搞什么“共产主义基督教”⑨吗？

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或者为了复辟的需要，都利用过孔丘。这只能说明，孔丘不仅是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家，也是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鼻祖，而唯独不是劳动人民的教育家。鲁迅说得好，孔丘“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只有反动阶级和历史的渣滓才乞求孔丘的亡灵。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孔丘装扮成超阶级的教育家，其目的就是要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宣布为千古不变的“真理”，保护剥削制度“永世长存”。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和反动的唯心史观。

孔丘反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学而优则仕”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被刘少奇一伙政治骗子捧为“进步的”、“有卓越的贡献”的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孔丘把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培养官僚作为他办教育的基本方针。他向门徒宣扬“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鼓励他们追名逐利，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学”的目的在于“禄位”。他的门徒把它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一语道出了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

“学而优则仕”的方针，集中地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加强专政的需要。在孔丘生活的时代，“民不服”已经成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致命威胁。“何为则民服？”这是摆在奴隶主贵族面前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奴隶主贵族所使用的主要统治手段是“刑戮”，是大规模的镇压。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镇压引起了奴隶更猛烈的反抗。孔丘感到，要挽救奴隶主阶级灭亡的命运，统治阶级对奴隶只使用“力服”的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采用“心服”的手段。在他看来，奴隶主用屠刀办不到的事情，可以用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意志的办法来办到。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刑”、“礼”并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⑩的反革命策略。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为反革命两手策略制造了理论根据的是孔丘。他一再鼓吹“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说的全是剥削阶级的“教人治国”之道。孔丘把教育当作“治民”?的重要手段，“学而优则仕”这个方针，就是为了培养善于“治民”的官僚。剥削阶级的每一个官职，都是剥削阶级政权的组成部分。培养官僚的目的在于加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

为了培养“治民”的官僚，孔丘把奴隶主阶级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对其门徒灌输反动的道德观念，授以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镇压人民的军事本领。“六艺”中最主要的是“礼”。孔丘以为只要培养出一批合乎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文武官僚，就可以左右历史的发展趋势，使奴隶制免于崩溃。这纯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妄想。

“学而优则仕”是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思想的核心。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都需要大批官僚支撑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统治机构。地主、资产阶级承袭了“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方针，为本阶级培养官僚，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欺骗劳动人民，好象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政客，都是“学而优”的人物，而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是因为没有读书造成的，用“学而优”掩盖阶级压迫的实质。其实，剥削阶级选拔“治民”之材，首先是看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反动立场。所谓“优”是有鲜明的阶级标准的。剥削阶级还企图以此在劳动人民当中制造“苦读换门庭”的幻想，策动一些人走上背叛本阶级的道路。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提出的“读书做官论”，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他们用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腐蚀青少年，要他们把“出人头地”作为“个人奋斗”的目标。什么“经过奋斗，才能够到天宫吃到仙桃”呀，“皇天不负苦心人”呀，贩卖了一整套野心家的哲学。他们“读书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篡权。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是企图利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针的提出，彻底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界线，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规定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的一项根本大计。

过去，一切剥削阶级都把劳动人民看成“天生愚昧”的“群氓”，当作奴役的对象。“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方针，只是在剥削阶级内部实行的。而对奴隶阶级则推行反动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小人学道则易使”的奴化政策，施行反动的教化。他直言不讳地把这种教化比作剥削阶级宰割人民灵魂的“牛刀”，企图使被剥削者“循规蹈矩”，“贫而乐道”，成为“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 历代剥削阶级都继承了孔丘反动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企图麻醉和欺骗群众，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非圣则违法。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其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历史上多次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就是对孔丘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所进行的有力的武器的批判。

孔丘对剥削者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方针，对劳动者施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反动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为了推行“全民教育”的方针，矢口否定孔丘教育思想的阶级性，公开叫嚣：“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⑪

陆定一给孔丘所作的这种辩护，是徒劳的。孔丘说的“有教无类”并不是要把奴隶阶级作为教育的对象，只不过是要对奴隶阶级实行反动的教化和军事训练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全民教育”。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怎么可能带上“束修”（学费）到孔丘那里读书？！至于封建社会，不论官学、私学、书院，都是被地主阶级垄断的，农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这种穷人的“学校”，只不过是资本家剥削童工的作坊而已。它除了替资本家创造利润以外，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陆定一之流打着“全民教育”的幌子，设置各种“关卡”，千方百计地剥夺工农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而把学校大门向资产阶级敞开，按照他们“读书做官”的反动方针，为资产阶级选拔、培养接班人。苏修叛徒集团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粉碎了延续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传统，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教育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广大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教育的主人。教育由培养剥削阶级的官僚转变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孔丘培植门徒反动世界观的途径是“修养”

任何阶级的教育，都要按照本阶级的面貌，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孔丘集中了奴隶主阶级的“仁”、“礼”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通过“修养”的途径，灌输给门徒，培植他们的反动世界观，企图达到掩盖奴隶主的凶恶面目，麻痹人民，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修养经便成为孔丘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重要特点。

孔丘的修养经在政治上是由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的修养经的中心内容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目的在于“复礼”，即维护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抗拒社会变革。他宣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做一个奴隶主阶级的“仁者”当作修养的准则。他要“爱”的是什么人？当然不是“爱”被他们视为牛马的奴隶，只是爱剥削阶级，并且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一小撮统治者。其目的在于消除“犯上作乱”，巩固奴隶制度。很明显，孔丘所鼓吹的“仁”、“爱”正是奴隶主的阶级利益在观念形态中的表现。

为了使统治阶级彼此相爱，消除对立，孔丘提出了“性相近”的理论。他所说的“性相近”是限制在统治阶级“人性”范围之内的。在他看来，只要按照奴隶主阶级的“仁”、“礼”观念进行“修养”，就可以克服统治者内部“君不君、臣不臣”，互相倾轧的政治危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正是利用孔丘的“仁”和“性”的思想，改造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宣布为唯一的“人性”，在所谓“仁义道德”、“人类之爱”的掩盖下，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镇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竭力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恶毒诬蔑工人阶级“素无公德心”⑫，而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人类的共同本性”，疯狂地叫嚷要“大书特书”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伙政治骗子如此醉心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要为他们抹煞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行径寻找根据。他们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企图把人们引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邪路，修养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奴仆，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组织力量。

孔丘的修养经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上等”人是“生而知之”的，最“下等”的人即奴隶都是“困而不学”的“下愚”。这种“上智”和“下愚”的划分都是先天注定，不能改变的。很明显，他对知识来源的看法浸透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偏见。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后天才有的，还是先天就有的？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长期斗争的一个焦点。这个斗争从孔丘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人的知识都是后天才有的，不是先天就有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者”。孔丘的“生而知之”，只不过是奴隶主贵族垄断社会文化财富这种历史现象在他思想认识上的反映。孔丘把奴隶主贵族尊为“上智”，把奴隶阶级贬为“下愚”，目的就是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辩护。

为了强调“修养”的重要，孔丘曾宣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抓住这一点，为孔丘辩护说：“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孔丘装扮成唯物论者。其实，这完全是枉费心机。孔丘不是自称“天生德于予”吗？这难道不是天赋观念的论调！他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内省不疚”等等，都在于说明人的思想观念是主观自生的，并不是来自客观，更不需要实践的检验。刘少奇之流所宣扬的“内心反省”、“闭门思过”正是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

孔丘是强调“学”的。但是，在对待“学”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他的所谓“学”，是唯心主义“修养”的重要手段。不论是书本之学，还是“多闻”、“多见”之学，都必须拘守在“礼”的范围。这样就把人的认识活动完全限制在既定观念的范畴之中，一切以“礼”的观念为转移。从“十有五而志于学”，直到“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孔丘认识和修养的归宿。这种唯心论的认识论，同在实践中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根本对立的。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实践论》）孔丘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出发，极端鄙视劳动人民，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实践。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因此，孔门一伙当时就被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孔丘的这种反对学生从事劳动的反动思想，在整个旧教育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进行过多次批判，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革命，鄙视劳动，这就是孔丘唯心主义修养的实质所在。

孔丘的修养经是反动的政治内容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密切结合，是完全适应没落奴隶主贵族和一切剥削阶级需要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孔丘的剥削阶级修养经搬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是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充当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

因此，在全部教育工作中，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还是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受锻炼，还是“自我修养”，这是形成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的途径。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尖锐斗争。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我们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要引导学生认真读马、列的书，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努力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学校，按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正在把学习革命理论同参加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逐步建立起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茁壮地成长。

早在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曾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夺回已经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孔丘教育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重要武器。对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必须把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扫除干净，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

注：

①《中国青年》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期和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的艺术》

②《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自《论语》的话，不再加注

③《汉书·董仲舒传》

④《天坛宪法》，一九一三年

⑤《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在教育部纪念周讲

⑥⑦⑧《孔教外论》，一九三三年版，第4页、35页、26页

⑨转引自《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新沙皇想靠上帝帮它维持宝座》

⑩《左传》昭公二十年

⑪《大戴礼记·王言》

⑫《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

⑬《救护汉冶萍公司》，一九二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