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作者：康有為
1902年

本作品收錄於《康有為全集》

一作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

頃得書，以回鑾半年，皇上不得復辟，西后、榮祿仍柄大權，內地紛紛加稅，民不聊生，以賠榮祿通拳匪圍使館之款，廣西變起，眾情積憤，怒不可遏。恐皇上長為榮祿所挾，永賣中國。且吾會備極忠義以保皇，而政府反以為逆黨，反以為匪會，捕逮家屬，死者數人，監者累年。以竭忠為逆，以保皇為匪，今雖再竭忠義，亦恐徒然耳。事勢如此，不如以鐵血行之，效華盛頓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國民。覽書惶駭，何乃至此？想諸君熱心太盛，以為回鑾之後，西后必歸政，榮祿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憤怒交並，憂國誠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紛紛怨怒，皆在此事，豈獨諸君哉！夫以榮祿為通拳匪、圍使館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國，不獨不殺，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國公使因其曾饋瓜果所致。榮祿巧營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圍使館，一面饋使館瓜果；于事成則受其功，若事敗時則不受其過。今竟得售其奸，脫然事外，挾權加稅以虐吾同胞，偽為變法以欺各外國。今則並不變法，逍遙高臥而執政權。諸君之憤之怒之，宜也。然憤激之餘，遽欲為革命自立，獨不念捨身救民之聖主乎？不獨與保皇會宗旨相悖，且考時度勢，則僕竊以為不可。蓋有數說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歐美各國所以致強，人民所以得自主，窮其治法，不過行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而止，為治法之極則矣。其先起者莫如強英，自崇禎十五年爭亂，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議院、予民權，凡四十八年而後定，然尚未有選官之權。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倫敦民黨大變兩次，大將軍威靈頓調兵二十萬，僅而獲成。故英國之民權，二百年而後得。中間雖殺一君，流血無數，然不過求民權、定立憲，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嘗革命也。奧國自道光二十年禁報紙、禁私會，不予民權，民黨大起，求議政權，逐奧王，圍奧相；又遇普、法侵割。乃始予民議政權，至同治十年，凡二十三年而大定。然雖逐王，奧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嘗革命也。法國則自巴喳利亞國民逐其宰相羅拉蒙退絲而求權，普魯士則自道光二十八年民求變法，大亂作，既得議政權而止；然畢士墨克尚以伸王權、開尊王會，而合二十五邦為一霸國，強於大地，未嘗革命也。意國則自嘉慶時拿破崙予民權後，複遭維也納約之壓制；民黨積數十年，凡七十萬人，乃起大變。薩諦尼王獨主張民權，大為民所歸，於是合十數小國而成意國，且立帝權，更未革命矣。西班牙自嘉慶二十三四年民變求權，至今君主之世守如故，亦未嘗言革命也。他若葡萄牙國、璉國、荷蘭國、瑞典國，皆累經民變，皆得議政自由之權，而君主皆世守如故。日本雖曰言民權自由，而君主世守如故，亦未嘗有革命者。統計歐洲十六國，除法國一國為多革命，實與俄之一國為專制者同，皆歐洲特別之情。其餘十余國，無非定憲法者，無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而所言革命、民權之人，旋即藉以自為君主而行其壓制，如拿破崙者，凡兩世矣。然使法國之制獨善，法國之力獨強，法民之樂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國之憲法，以法國為最不善，國既民主亦不能強，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貪酷壓民甚至，民之樂利反不能如歐洲各國。此則近百年來，歐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驗矣。然各國民黨之起，皆在其京師，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間有自邊省起者，亦皆去京師不遠，然皆少為勢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師起者，則調大兵立平之，未見一國民權党能在邊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為鑒也。

若夫民主大國，惟美與法。美為新造之邦，當時人民僅四百萬，與歐洲隔絕，風氣皆新，無一切舊制舊俗之拘牽。其後渡海赴之者，皆厭故國，樂自由，故大更大變，事皆極易；故法革命而無效，美自立而見功。若我中國萬里地方之大，四萬萬人民之眾，五千年國俗之舊，不獨與美迥絕不同，即較之法亦過之絕遠。以中國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躍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級而欲登之；河廣十尋，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墮溺，乃必然也。

夫孔子刪《書》，稱堯、舜以立民主；刪《詩》，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稱見群龍無首，天下治也，則平等無主。其為《春秋》，分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據亂則內其國，君主專制世也；升平則立憲法，定君民之權之世也；太平則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豈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時未可則亂反甚也。今日為據亂之世，內其國則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為君主專制之舊風，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國者民之所積者也，國者民之公產也；孔子言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固公理也。歐洲十余國，萬戰流血力爭而得民權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聽君主之世守乎？甚且無君主則迎之異國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勢存焉。故禮時為大，勢為大，時勢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與時勢相濟而後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則必即日至大同無國界、無家界然後可，必婦女盡為官吏而後可，禽獸之肉皆不食而後可，而今必不能行也。

僕在中國實首創言公理、首創言民權者，然民權則至在必行，公理則今日萬不能盡行也。蓋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當過渡之世，孔子所謂升平之世也，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法國其已然者矣。既當過渡之時，只得行過渡之事，雖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禍亂，必無成功，則亦可不必矣。不然，以歐洲十余國之志士才人萬億千計，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憲法而即止，不復更進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喪，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禮會，必免冠起立，同頌祝其君。彼歐人之明智，豈偽為如是哉？誠以審時勢而為義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來歐洲十余國之億兆志士才人皆愚冥也，則是不足稱也；如使積百年歐洲十余國之億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余國不為革命而國日強，但求立憲而民日樂，則是豈可不深長思也。故百年來歐洲十余強國，億兆才人志士，但求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耳。雖別稱君主之國，其為立憲民權無異，但得自由自主之樂，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虛位耳，民之實權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虛位，無關要事，則可聽之。實考歐美治強之故，人民之權利若此。若未嘗深思其故，反復其勢，繹按其時，徒見美國獨立之盛，但聞法國革命之風而慕之行之，妄言輕舉，徒致敗亂，此僕之所未敢從也。

今日天下滔滔，志士發憤，或捨棄身命而為之，豈非欲中國變法自強、不受分割哉？豈非欲吾旅外同胞不受欺辱、獨立不羈哉？豈非欲吾國民自由、有立憲法、有議政權哉？凡此皆天下之公理，萬國之大效，而僕生平之素論定志，捨身為之，與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故僕昔在京師，曾合各直省舉人與京師士夫開強學會、保國會爭民權矣，蓋不得於上，則欲爭於下也。然前言英、法變爭百數十年，流血數百萬而後得之，其餘各國雖不至是，然皆幾經爭變流血而後得。惟戊戌之年，皇上赫然變法，百日維新；薄海額手而望自強，萬國變容而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虛想也。皇上既云一夫失職，自以為罪，亟亟欲與民議政之權、自由之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滿學士闊普通武，新學愛民者也，首請開議院予民權自由，上即擢為侍郎，主令開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上曰：「吾但欲救中國民耳，君權有無，何與焉！」張之洞力言未可，乃少待而後行，然已令天下上書，官吏有格不上者，諭旨稱必革懲之。禮部尚書懷塔布六堂官，卒以格上書獲罪，上亦因是幽廢。

夫上不顧己之害，不待民之請，又非鑒萬國之變，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權自由。其心至仁如天，其公如地，其公天下而無少私，視天位如敝屣，此歐洲各國所未有，中國數千年所未聞也。夫萬國力爭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與民；我四萬萬不待流血、不待力爭，而一旦得歐洲各國民自由民權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有君如此，豈忍負之？皇上以救民變法，不幸被廢，事競不行。然以尋常言之，人以救我而至大禍，我乃不能救之，于報施之理已為不公；況因恩人不幸在禍，被縛于賊之時，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撲滿，是以怨報德、以仇報恩也。吾國人豈可出此！夫皇上有虛位而無實權者也。今之割臺灣、旅順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推翻新政以虐我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通拳亂國，賠款加稅，以虐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吾國人之恨政府賣我、辱我、奴隸我、剝削我，而仇而怨之宜也。然今之政府，是皆幽廢皇上之賊也。吾國人惡賊、逐賊、殺賊可也，是則宜勤王敵愾而討賊者也。奈之何不辨皂白，不擇人類，因惡西后、榮祿之故，而概攻之曰滿清政府，是豈非並捨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乎？因惡西后、榮祿之故，而慨言革命，是豈非並捨身救民之皇上而並革之乎？人有惡鼠之窟其室而自焚其屋，惡賊之質其子而並殺其子，尚為不智；何有於惡虐我之賊，而牽及救我之恩人哉？西后、榮祿滿人也，皇上亦滿人也。湯、武之革命，乃誅無道之桀、紂耳，非誅有道之夏啟、武丁也。以一二人之罪而惡及一國，乃並其愛我恩我之人並除之，此豈為公理乎？故僕實不欲聞革命撲滿之言，非徒為感皇上之知遇也，非為曾仕國朝也，實以公理不安，不忍聞也。又假皇上既不幸遇變，吾民絕望于自強自由，則不能不思所以自救，則不能不思所以自立，則援湯、武誅暴之義，用歐美求權之爭，由之可也。

今皇上雖尚無權，然數年以來，經歷萬劫，履險如夷，至今無恙；溥儁立而複見廢，舊黨亂而幾盡亡，不可謂非天命矣。始則囚於瀛台，郊廟、朝覲皆不得預；今則複能郊廟、朝覲，比之向者，已有進矣。凡此弑而未成，幽而複出者，皆天命也。吾保皇會諸公心力之為之也。內地四萬萬人，莫不同戴。而或者謂天命不存，人心盡去，足證其謬矣。太后、榮祿年六十余，危於朝露；皇上年僅三十，春秋鼎盛，相較顯然。一旦有變，皇上可復辟，一也。榮祿自知通拳匪圍使館為罪魁之罪魁，得罪各國，岌岌不保，雖用詭謀，假于瓜果饋公使，僅以自免。然其部將董福祥猶在，榮祿督董圍使館，乃董革而榮存，董甚怨之。若各國詰問之，實情終露，奸雄詐術豈能久存？不久當敗露。榮若敗露，上即復辟，二也。又各國咸知皇上聖明，今惑于榮黨之言，以為皇上複能朝覲，已複權矣，故各報紛紛言上複權，久之知上並未複權，太后仍複專政，必請歸政矣，皇上即可復辟，三也。即不然，而各國咸認皇上、敬皇上，諸賊亦必不敢複行廢弑，是皇上尚可從容而待復辟，四也。皇上一復辟，可立行變法自強，立與民權議政，立與國民自主。諸君何不少俟之！與其忍公理、肆自屠求革命而必不能成，甚者且以資敵，何如仍誓保皇，發憤敵愾，以冀皇上之復辟，而民權自由為必可得耶？

夫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獲成矣，為李自成之人燕京矣，為黃巢之破長安矣，且為劉、項之入關中矣。然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各省各府語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會不相通，各懷私心，各私鄉土；其未大成也，必州縣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擊，各自統領，各相併吞，各相屠滅，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複見於今日。加以槍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萬萬之同胞死其半也。董卓既除宦官，則呂布殺卓，郭傕、樊稠、張濟更迭相爭相殺，曹操、袁紹、袁術、公孫瓚、孫權、劉備更迭並爭，或如晉八王之互攻。而五胡亂華，中國偏安者三百年。或如爾朱亂魏，而高歡、宇文更迭競爭，名分不定，則逐鹿並起，爭殺無已，血流如糜。以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何能如歐洲民變之公。勢必大者王，小者侯，如恒河沙，自攻自殘，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何能整頓內治？夫歐美一切之美政、美學、美術，皆承平暇豫，而後能為之。豈有國內亂據倉皇，民不聊生，工商俱廢，奔走不暇，而能興內治乎？法國之地與民，不得中國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亂八十年。第一次亂，巴黎城死者百廿九萬。中國十倍其地，十倍其民，萬倍於巴黎，而又語言不通，山川隔絕，以二十餘省之大，二百餘府之多，三千餘縣之眾，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亂，以法亂之例推之，必將數百年而複定，否亦須過百年而後定。方列強競爭，虎視逐逐，今方一統，猶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殘毀，其能待我數百年平定而後興起內治乎？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必先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誰生厲階，演此慘劇？夫今志士仁人之發憤捨身命而倡大變者，其初豈非為救國民哉？乃必自殺數萬萬人，去中國人類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況於屠戮同種數萬萬人哉？且殺子而救其孫，既不為智，況並孫而不能救，終於相持而贈他人。試問中國同胞何仇于彼，而造此無量之苦海惡孽乎？莊子言：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能發之者，誰能收之？若火之一發既燎于原，不可撲滅，有救民之聖主在，乃不少待而妄發此巨焰，焚人以自焚，且焚及其同胞數萬萬人。焉有仁人志士而如此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托於救國者，豈願為民賊乎？夫始為變法自強而來，終為內亂自亡而去；始為救國保種而來，終為鬻民滅國而去。在妄發者，豈料其末禍至是！然放火之人，無能知火之所止者，彼放小火耳。風之所來，誰能定之？測火風猶若是，而況倡革命者？放大火、燎炸藥以燒中國，又當四鄰窺伺之時，彼雖號為智者，能料其所終乎？即智者妄謂能料之，其可信乎？方印度諸自立國，倡言背蒙古朝時，豈料不數十年國種全滅而隸英哉？言革命者，必謂非經大殺戮，不能得大安樂，故殺人數萬萬，乃其本懷，原不足動其心。然使殺之而必能救中國，猶可也；然自相屠殺．剪其種族數萬萬，而必至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

何謂中國革命？內亂相殘，必至令外人得利也。聞今之言革命者，動引法軍助美國自立之例，或言托外人運械，或言請外人練軍，或言與外國立約，或言與外國借兵，蓋無不操是說。然吾閱歷已久，測驗已多矣。夫欲假外援，亦必己能自立，人乃援之。今聞請外人運械者，則外人據其資；請外人練軍者，則言語不通；土地無所，而糜費已巨矣。若請外國借兵，與外人立約，則試問洪秀全之時，英國之戈登助誰乎？波蘭欲自立，無助之者；埃及以藩鎮自立，英、俄、法、普、德且助土耳其而攻埃。必將如俄人之據伊犂、據東三省，藉口保護其商人，藉口定亂，因而據之耳。國朝人關，平李自成而取明鼎，亦用此法，此實為中外古今公理定例矣。各國皆堂堂大國，可取之則取之，誰肯與亂黨結盟哉？何必待與亂黨結盟哉？以臺灣觀之，當時欲以與英、法，尚不肯取，此最近事矣。又呂宋之阿坤鴉度，始與美國立約相助，乃發兵稱自立，以拒西班牙；及阿坤鴉度既背西班牙，美即背約而取阿坤鴉度矣。夫阿坤鴉度之至誠得民，才略絕眾，苦戰累年，其精誠才志，真可傾服者矣。然究其成就，不過代呂宋人作中人賣與美國耳，于美誠有功矣；雖能脫西班牙之軛，而終不過塗炭其種類，以賣呂宋之土地人民與美國耳。究何益乎？此乃最近而可鑒者也。又近者波亞欲脫英國之軛，立國既固，苦戰累年，德皇嘗致電賀勝，荷蘭益以同種而哀之，法總統首見其統領古魯家矣；而前後數年，各國未聞一兵之助，卒以致滅。近觀呂、波，遠觀埃、蘭，可為殷鑒矣。吾審查各國之情已熟，公法具在，國交甚嚴，必無立約借兵者；若其有之，則如美之與呂宋耳。況革命之軍動者必于江海之間，各國通商之地，或在某範圍之域，即軍令甚嚴，而西商之未易保，及教堂之必易擾，此實將兵者必無暇保全之也。外人必以保護商旅為名，教士必以教堂被擾為名，警報一動，兵船紛至，即以定亂為名而據之也。既無英、法之相忘，豈肯聽吾人從容自定之乎？故今之言革命撲滿者，其極不過如菲律賓之阿坤鴉度、波亞之古魯家而止。頃德國以俄學生之在德謀亂俄也，且逐其黨十人。近者廣西之變，法人已告外務部，謂于其安南商務有礙，如六月不平，必遣兵代平之，而西撫丁振鐸已電告法馬兵闖入龍州。而革命自立者，猶望外人之助，豈不哀哉！故無論革命者能假外國之力與否，要終於自鬻國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國之故，而終至鬻國，又豈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

且倡革命者，必以民權自立為說，公舉民主官吏為言，近引法、美，切乎時勢，合乎人心；當水深火熱之餘，莫不信之望之。夫民權自由之與革命，分為二者也。歐洲十余國，皆有民權，皆能自由者，除法國革命外，余皆有君主。然則必欲予民權自由，何必定出於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國大塗炭，則民權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國之心、愛民之誠，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然則革命者之言民權自立，不過因人心之所樂而因以餌之，以鼓動大眾，樹立徒黨耳。假令革命果成，則其魁長且自為君主，而改行壓制之術矣。不見法之拿破崙乎？始則專倡民權，每破一國，輒令民背其主，既為民主，事事皆俯順民情，而挾其兵力以行之，於是複自為君主矣。又不見拿破崙第三乎？始為議員，則事事必言利民，新為民主，則誓守舊章，三年之先，凡衛民、厚民、保民之事，無不力行，且補舊章之不及，以買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議員百數，民党頭目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流於而美嵌監絕地中，擁兵五十萬而稱帝矣。蓋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術必絕倫，又必久擁兵權者。

中國梟雄積于心腦者，人人有漢高、明太之心，吾見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堯、舜、華盛頓？法國累更革命，積化百年，定章極嚴，而拿破崙第三猶如此，況中國向來本無議論，更無立憲定章。彼梟雄能指揮十八省者，其擁兵權何止五十萬，如此則何為不可！夫華盛頓之時，美國人僅四百萬，中國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萬萬人、破萬里之全國者，非有秦政、劉邦、曹操、劉裕、朱元璋之梟雄術略，好殺自私，必不能也。夫秦政、劉邦、曹操、劉裕、朱元璋再出，方出新法，以大肆屠戮而行其壓制，而立其君權，其先言民權者，亦不過為拿破崙第三之買民心耳。今所見革命之人，挾權任術，爭錙銖小利而決裂者，不可勝數。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望其行堯、舜、華盛頓之事，是望盜蹠之讓國也。故即有華盛頓之仁，蓋其人亦只能撫四百萬人，而必不能定四萬萬人。蓋以人心未化之國，非極梟雄術略之人，肆其殺戮專制之權，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國，必無驟出華盛頓之理，不必為此妄想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子噲之禪讓，豈非絕世高義哉？而孟子日稱堯、舜而不許子噲者，以人心未至，時候未及，徒釀篡奪之禍也。故堯、舜之為民主、大同之公天下，孔子倡之，而不能即行之。今民主之法、大同之道，乃公理之至義，亦將來必行者也。而今中國，實未能行民主也，世界實未能大同也。譬人方嬰孩，將來必至壯老。然方當嬰孩之時，當有父母抱育之、師長教督之，實未能待以壯老之禮也。今中國新論甫萌芽，乃當童年就傅之時，尚非七十老傅之日。一二文學好異求速之人，曰讀法、美之書，而不審中國之勢，妄為此說，此以四萬萬之人命為戲場也。餘人不深審本末，但樂聞其民主自立之說、改革新政之言，而嫉於西后、榮祿之割地，暴民遂發憤而從之，徒棄身命、沉宗族而自鬻其宗邦。即幸于萬一，必無而僅有之事；至於有成，亦不過助秦政、劉邦、曹操、朱元璋之帝業，然則豈其本心哉！

善乎滿人瓜爾佳之言也。瓜爾佳曰：民主者，天下公理也。能愛民變法，天下莫如皇上；若舉民主，莫如皇上也。吾以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爛四萬萬之人，大戰數十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國。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劉邦、曹操、朱元璋、拿破崙為民主，則益水深火熱矣。即不可謂薄待天下人，或冀幸于萬一，而有華盛頓者出；然與其望之空虛必無有、未可信、未出現、未著效之華盛頓，何如望之已有、已現、已效之皇上乎？皇上天生仁聖之美質，愛民如子；又有變法之大力，推破舊習；少即帝位，與人間絕，翁師傅教之數十年，無絲毫滿人議論在其胸，且深惡滿人之守舊不通；而又身歷艱難，視天位如敝屣；久習富貴，則忘而生厭，故有天下而不與。不如起自由舍者，有豔大位之心。劉邦曰：今日乃知天子之貴。曹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楊再思曰：但得一日為天子，死亦無憾。今士人為諸生時，動談高義，克己厲行；及一登第筮仕，即盡變面目，只談宦達，不言學行。吾自田間至立朝，閱人多矣。其有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子亦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區區科第微末官位，猶足變易志士之素志，況於統一天下、手定山河者乎？曹操自稱身死之後，墓文為漢故將軍；而贊大業之苟文若，則以爭受九錫賜死矣。此與議員之朝擁戴拿破崙第三，而夕則下獄遠流，正同矣。言革命者乎，果能翊贊成功乎？不為鬥鵪鶉者之互相鬥死，即為勾踐、劉邦、曹操、朱元璋之誅戮功臣而死耳。故望之必無之華盛頓之民主，不如望之已效之華盛頓之皇上也。

以皇上之仁聖英武，通於外事，足以變法而強中國；以皇上之久曆艱難，能公天下，足以立憲而與民權。天生皇上之聖仁，令其閱歷變難，正所以救中國生民者也。夫使眾議紛紜，革命大亂而後能變法，則待之數百年而後成。夫中國為黃種之獨國，與法、美迥異；方今外人侵壓之力，豈能從容以百年之亂待之乎？若欲速變，非君主之權不能也。即如八股之案，建自王安石，行之千年；漕運之案，始自蕭何，行之二千年。若非以君主行之，豈能一朝而掃除之哉！吾昔游英京倫敦，未到則極慕之，及遊其中，則尚未有電燈、電車也。蓋以眾議辦事之難也。若以君權變法，則舉歐美至美之政器藝術，可數年而盡舉之。故吾嘗妄謂中國強猶反掌也，三年而規模立，十年而治化成，實藉數千年君權之力而行之。戊戌之時，上未有權，而百日維新成效如此。此僕親辦之事，天下公認之效，非以美言欺人者也。加以是時太后本不願變法，有事必待臣下陳奏而後請於后而裁之，皇上不能自出一新意。吾所請開之十二局，四下軍機、外部議而皆駁之，故制度局、律例局皆未立。剛毅曰挾太后之力，以尼新法；榮祿曰造謠言，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皇上乃無逐軍機、督撫之權，一革禮部六堂而帝位即廢。以此無權，尚能轉移浩大如此；若使皇上有全權以行之，法例先草定全體而後頒行，誅竄一二守舊之大臣以聳其餘，則令下如山，風偃如草，不期月而舉國上下皆變矣。故論政法之理，莫不善於君主；開明專制，莫善於民權公議。而當中國沉屙深重之時、望黃種獨立之日，上適有捨身救民之聖主，則莫善於用君主開明專制之權以變之，如雷霆霹靂，天地昭蘇。藥莫善於參術，莫毒於天雄；然起沉屙而瀉積疾，則天雄、大黃乃為最效。及既瀉之後，乃以參術補之。今有聖主而用專制之權以變法，乃今最適時之靈藥、曾效之驗方，吾親服之而致效。今德國驟強，亦天下所共見也。亦願抄此驗方，與諸君共服之。故為保皇之會，所以保國保民也。皇上既早欲開議院、與民權矣，先以專制之君權變法，徐以公議之民權守成，不待革命糜爛之爭，而可安享民權自由、變法自強之樂。吾為中國計，為四萬萬之同胞計，妄謂莫善於此！

蓋因水陸而行舟車，視病情而施醫藥；地各有宜，物各有適；有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有適於前而不適於後者。今革命民主之方，適與中國時地未宜，可為理想之空言，不能為施行之實事也。不然，中國之人，創言民權者僕也，創言公理者僕也，創言大同者僕也，創言平等者僕也；然皆僕講學著書之時，預立至仁之理，以待後世之行耳，非謂今日即可全行也。僕生平言世界大同，而今日列強交爭，僕必自愛其國，此《春秋》據亂世所以內其國而外諸夏也。僕生平言天下為公，不可有家界，而今日人各自私，僕必自親其親、自私其子，此雖孔子，亦養開官夫人伯魚，而不能養路人也。僕言眾生皆本於天，皆為兄弟，皆為平等，而今當才智競爭之時，未能止殺人，何能戒殺獸？故僕仍日忍心害理，而食鳥獸之肉、衣鳥獸之皮，雖時時動心，曾齋一月而終不戒。此阿難戒佛飲水，而佛言不見即可飲，孔子所以僅遠皰廚也。僕生平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事同權，而今日女學未至、女教未成，僕亦不遽言以女子為官吏也。僕生平言民權、言公議，言國為民公共之產，而君為民所請代理之人，而不願革命民主之事，以時地相反，妄易之則生大害，故孔子所以有三世三統之異也。醫生之治病，不能持獨步單方以行之；志士之治國，亦豈可以革命民主之單方行之乎?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孔子既廣張三世以待後人之審擇而用之，僕亦兼學多方而細審病情而發之，盡備冬夏裘葛之衣，以順時令而服之，非稱狐貉之美而五月尚必披裘、稱締絡之美而九月尚必衣葛也。故審時者，無皇上之聖仁而絕望於西后、榮祿，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聖仁，則不必言也。有皇上之聖仁而已遭毒弑之大變，而絕望于高丘之無女者，言革命猶可也；有皇上聖仁而歷劫不壞，則猶有可望中國自強、生民自由之日，則不可言也。

談革命者，知大事之本難，則又言割據自立。夫觀於臺灣割與他人也，旅順、大連灣、膠州、廣州灣之割與他人也。夫國者民之國也，地者民之公地也。朝廷不能保，則民自保之。即在朝廷，與其饋之外人，豈若還之吾民乎？故言自立者，義較可行。諸君之所居在美，其所感觸亦在美，以屬地成自立者，惟美一國最著也。然考其事勢，與中國大相反者有三焉。第一則遷美之民，本由不樂故國政府，好行自由而遷新地，已有與本國反對之心。是時英重稅既苛，壓制既甚，而十三州本有議院，事可自立；故一日獨立，合十三州而公佈之，即成敵國之體。若中國人服從政教、結合為一已二百年，除一二秘會外，內地官民皆戴服朝廷，間無異志；各省郡縣，皆無議院。言自立者，蓋無尺土一民，與作亂者無異，從何佈告？從何對抗？此地勢、人心、政體之殊也。第二則法深怨英，與美結盟，遣兵贈械，以抗英軍，而拉法伊脫之徒，仗義助戰；西班牙、俄、丹、瑞、蘭、普、奧、葡，皆為美結同盟而助之；故華盛頓得以成功。試問中國邊方自立，無地無械，安得有此眾大國遣兵助械、皆結同盟乎？第三則美洲遠隔英倫，重洋萬里，當華盛頓時未有輪船，英國僅帆船為渡，調兵運餉，事勢甚難。中國則十八省皆為內地，江海相通，輪船飛渡，一處有警，旬日即調兵到；其與美國時勢地勢至相反者也。

且假令華盛頓生美國今日而稱兵，事亦難成。不觀於非洲之波亞乎？力戰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不觀於菲律賓乎？力戰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夫以波亞之古魯家、菲律賓之阿坤鴉度，其人可謂忠義誠勇、才略絕人矣。而華盛頓之功效如彼，古魯家、阿坤鴉度之敗亡如此，非必其才有高下也，時勢之殊故也。又更觀歐美各國自立之情，皆與中國相反者也。葡萄牙、西班牙、璉、荷蘭各國，皆立於拿破崙既流之後。此則見滅數年，各複故國，不與中國同。若道光十年比利時之自立，因與荷蘭教不同、權不等之故。荷蘭立國僅十餘年，其基極淺，其地四五百方裡，地又極小。歐洲各國視之本甚平等，法方逐君，未暇兼顧，故一動而英、法、俄、奧、普皆認之，故獨立得成。今滿之與漢，故同教也。自沈文定、李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翁常熟、孫毓汶以來，漢人常秉政權；同治時疆臣幾盡漢人，無幾微之芥蒂也。立國二百餘年，結合為一，地廣萬里，豈與荷蘭比哉？自立者若起，英、法、俄、奧、德其肯認之乎？此又不能引比利時為例也。希臘之能自立也，以歐人成為文明之始基故也，既咸饋軍資，而俄方欲挫土耳其之勢，與英、法同盟，以兵船助之，俄軍深入土境，於是三國立王而認之。若中國與歐人異種，言語文字不通，有何感動而助軍資？又安得三大國遣兵船相助？若果得此，事固可成，然必不可得也。

南美秘魯、墨西哥等各國之自立也，則以西班牙、葡萄牙既滅於拿破崙，殖民不服，各自立國。拿破崙既不能越數萬里海島而征之，立國既定，及西、葡複立，亦不服從，乃其自然之勢，非別謀自立者也。近者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之自立，則以耶、回之教不同，而耶教被殺，俄、英、奧、法、德、意六大國以同教而助之，故能有成。若今言自立，必無督撫之自起，又無同教之六大國相助，更安得成乎？埃及之自立，緣藩鎮因戰功擁大兵而後成之，此與吳三桂無異矣；其力能連破土耳其，至於土國乞兵諸大，英、俄、奧、普且助土而攻埃及矣。今欲自立，既無藩鎮，然其成也，且猶有英、俄、奧、普之攻。然則以白徒倡義，安可得成？匈牙利雖自立矣，然奧合俄而攻之，不及數月卒敗。

又至近者波亞欲自立也，蓄力十餘年，密購槍彈埋地如山，其同種人亦暗助之。吾見一英官自非洲戰還者，稱波亞人之蓄積堅忍、苦力苦戰，以散隊避炮彈，英兵出則沒，英兵去則出，地險而多山谷林箐，人自小兒皆習槍法，善能命中，憤不畏死，真不可及也，故能以小國抗英累年。然德皇雖嘗發電賀之，荷蘭雖暗哀之，法總統雖嘗見之，然何嘗能出一兵救助也哉？彼有同種者猶若是，況中國黃種自鬥，異種之人正可坐視之而取漁人之利，其何助乎？又若呂宋之阿坤鴉度之脫西班牙而自立也，精誠果毅，苦戰累年，而卒見賣於美，降為隸屬，徒死國民百數十萬而已。波蘭自有議院，民多秘會，新被滅於俄，因法之變，舉國上下發憤同心，然累起累敗。印度當蒙古末造之時，亦嘗各省自立，不數十年而盡屬英人。今英守其孟邁、加拉吉打、密者拉士三大鎮之海，嚴禁槍械。印人二萬萬帖然受治，無複能為。臺灣自唐薇卿謀自立矣，民心新滅，其熱心至甚，更及簡大獅之徒累起，皆自檜以下，無庸議也。

夫以遠之波蘭、匈牙利之熱心而不能成，近之波亞、呂宋之已成國體、蓄力苦戰而不能成；若印度之背蒙古莫臥爾朝而各省自立，適以召英人而自滅耳。至考之歐美之能自立有成者，則與中國無一而相類。其地勢既非航海之絕域，其植基又無藩鎮之厚力，三百餘年人心未變，團合久一；有所動作，內外皆視為亂民。今人之開口輒慕美洲言自立自立，而考之各國情勢，無一似者，何其謬耶！此豈兒戲乎？且能起者必在南方通商之地，有兵事必擾西商及教堂，雖極力保護，而亂事既起，必不能保。西商豈肯為一日之虧？教堂豈肯聽風火之驚哉？若其起事之難，黨爭之情，軍械之乏，兵隊之散，亦如上所言矣。以區區之地，而敵萬里全國，其力必不逮；既亂通商之地，外人必不肯認，當必仍借定亂以取之。狡焉思啟，何國蔑有？故起難，成尤難，事即成矣，亦徒資敵國，如印度而已。

又今真能自立，則必各省相爭；即令不爭，而十八省分為十八國。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者也。然使果分十八國，則國勢不過為埃及、高麗而已，更受大國之控制奴隸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而授之外人而已。比為今日大中國之民猶有所望者，其相去亦遠矣。夫今地球競爭，為何時乎？自吾身所見．弱小之邦，歲月被滅，不可勝數。若琉球之滅於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馬達加斯加之滅於法，若緬甸、波亞之滅于英，若阿霸科爾、土爾尼特之滅於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呂宋之並於美，皆近二十年間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變滅之急如此。自爾之後，霸國之義大倡，日人稱為帝國主義者也，小國必為大國所並，殆于必然。觀春秋時二百余國，至戰國所余僅七國耳；雖有魯、衛、中山，不過如安南之隸人藩屬。蓋自今以後，第二等國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強食，鯨之吞鯢，乃理勢之自然也。計百數年後，所存必僅數大國，自英、美、俄、德、法五國外，其餘皆不可知者矣。我中國人民之眾，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於歐洲，物產豐于全美，民智等於白種，蓋具地球第一等大國資格，可以稱雄於大地，可以自保其種者也。吾同胞何幸生於此文明之大國，當如何自喜、自奮、自合、自保，以不至儕於高麗、暹羅之列，而為印度、安南、緬甸之續乎！凡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物之理也。畢士墨克生當歐洲盛言革命之後，近對法國盛行革命之事，豈不知民立獨立之義哉？而在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卒能合日爾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為德國，稱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權者，而必立薩諦尼為共主，備力設法，而合十一邦以為意國，故能列於眾大，為歐洲之強國。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則日爾曼、羅馬紛亂數十年，必永為法、奧、俄所分割隸屬而已，豈能為強霸之國哉！夫普、意本以小國，而畢士墨克、嘉富洱則苦心極力，合眾小為大，以致強霸。吾中國本為極大國，而革命諸人號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為數十小國，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畢士墨克而絕無知識也則可；使畢士墨克之合眾小而得霸而為有識也，則革命者力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則可法也；印度不數十年而全滅，則是豈不可鑒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號稱志士救國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時之自立，而忘同種之分崩；顧於目前之苟安，而不計百年之必滅，何其無遠慮也！寧攻數百年一體忘懷之滿洲，以糜爛其同胞，而甘分一統大同之中國，以待滅于強國；若此之謀，一何與畢士墨克、嘉富洱相去遠也！發憤捨身不為大中國，而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僕之愚，竊愛大中國、愛一統；若其如印度焉，分為眾小以待滅，此則僕之愚所不敢知、不敢從也。與強國合者昌，與亡國合者亡，僕甯從畢士墨克之後耳，安能法印度乎？

且假如自立乎，亦必當四境沸騰之時，而後為割據之事，又必當外敵未侵之日，而預為風雨綢繆之謀，然後可也。未有四境無虞而喧然唱此，百事未備而逕欲舉行，此無論理勢之何如，而僕之愚又不敢聞也。諸志士而果憂外國之來分割，恐臨時之政府不能保也，實情理之至也。當為波國之預蓄遠謀，預籌大款，預辦軍械，以十年之力，密密謀之，舍家為之，待時乃動，乃為成事之人。豈有如此大言高唱、無端舉行，少有所捐即日望辦事，日責成效而能成大事乎？此又僕所不敢附和者也。

談革命者，又謂中國積弊既深，習俗既久，靜性既甚，守舊實深，雖皇上復辟，亦難大變之；非大震雷霆，大鼓風雨，以洗蕩掃除其舊人舊性，如法之大舉革命然，必不能真變也。故不望其成，但欲其大動大變以警醒之，甘為大火，甘為炸藥，甘為大疫，寧殺三分有二之人，以望將來之大樂。若其築室以庇之，行醫以藥之，則將來自有其人，今不暇計也。遠引法、美之效，近法歐洲之風，謂變法自強，必無安然可致之理；-統大同，不如鼎峙競爭之各出智力、各出議論。此其決裂破壞，無所顧慮，但求欲速以成功名，可謂勇銳殘忍以圖事者矣。僕以為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性也，豈中國人獨不然哉？方當地球大通、東西互遇、文明交易、新舊相搏之時，在天運為窮變之日，在大地為進化之秋。變亦變，不變亦變；順變亦變，逆變亦變；上變亦變，下變亦變；內之自變亦變，外之迫變亦變。時機既動，人心已遷，無論如何權力，必不能以遏天機、逆時運，如轉石于高山之上，經危崖蹂林曲，或小停移縮，要之必至麓而後止焉。如沸泉於星宿之源，為涓流，為小川，為伏流，為倒流，要之必人海而後止焉。

近觀數年之變，自甲午敗後，變法議倡，積極而有戊戌維新之事；其反潮則翻新政、廢君上、誅黨人，而積極成庚子拳匪之禍。及都邑破、乘輿出、鉅款賠，積極而複有近者勉強變法之詔。然而學堂既開，報館既出，譯書既盛，遊學既眾，民智日開，新說日出，即如戊戌之春，湖南已發自立易種之論，幸而皇上赫然維新，故異說稍釋。及己、庚之間，溥儁立，京城失，人心騷動，革命之說複起。及去年舊黨漸誅，回鑾日聞，天下人人側望，咸以為皇上立即復辟，異說漸靜。及回鑾後，不聞復辟，至今半年，天下複囂然憤然而談革命自立矣，廣西之亂又起矣。頃聞撤簾有信，而賊臣阻之。嗚呼！此皆李蓮英、榮祿二人並力以亡國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環視而不動，是助榮祿、李蓮英以亡之也。

夫人心之變，豈有極哉？民主之制，出自公舉，可謂公之至矣；美國之治效，可謂盛矣，麥堅尼之為總統東定古巴，西收菲律賓，可謂殊勳矣，而尚有無君黨以刺之。近年工黨之變日起，均產之論日多。夫論轉石流川之勢，則千數百年後，必至太平大同之世、群龍無首之時、公產平均之日；若在今日，則無君、均產之事，中國固未萌芽，而歐美亦豈能行哉？夫美之不能遽行無君、均產，猶中國之未可行革命、民主也。歐洲須由立憲君主，乃可漸致立憲民主；中國則由君主專制，必須曆立憲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自夏徂冬者，必曆秋之涼和，乃可由盛暑而至嚴冬，豈有一日能成者哉！若夫異說之倡、新說之出，則四萬萬人之眾困於八股則已耳；既浸以歐美之說，導以自由之路，則為人心之趨，好異厭常，人之情也。聰俊特達之士，魁奇跅弛之人，既樂脫範圍，又喜樹名譽，其必好奇語怪，標新領異，無所不至，乃必然也。苟卿純儒者也，而其弟子李斯乃至焚詩書、坑儒士，韓非乃至以孝弟、貞廉、誠信為虱；吳起，曾子弟子也，殺妻以求將。好奇立功名之士，亦何所不為？不待十五年之內，極奇之異論必橫出無數，可逆料也。深識之士，當反復其利害，比較其得失，斟酌而維持之，變則當變，新則當新，保全國粹，扶翼大教，養育公德。豈如淺夫一得自矜，一切不顧，維新是求，維異是尚哉？是鄉人初遊五都之市，矜詫異聞而侈談之耳！今之極新極異之說，吾廿年前皆已窮思之，然而不敢張言之者，誠以不必教猱升木也；又未至其時，言亦無益，徒生大害也。

且既動之後，不能複靜，變亂滋生，不可複止。不觀於法國乎？法之初革命也。廢尊稱，更新曆，起尊崇道理之教，舉舊政舊俗掃棄而盡改之，舉國若狂，言愈發而愈激，愈激而愈偏。限行政之權，至於事不能舉；行空想之論，使人皆無產，獻工金之半於政府；既無名分以統一之，於是諸黨爭權而相殺，各省稱兵而反鬥。其革命裁判所，自王后以下，乃至殺戮名士貴爵數千人；遍派偵探，疑似輒殺，人人疑懼。此則秦始皇之坑儒、桓靈之鉤党、魏忠賢之誅東林，凡帝國專制之酷政，無此慘矣。已而異黨複起，輾轉相功，黨魁數百，皆被誅戮，凡各黨之爭，甚類晉八王故事，死者百廿九萬人。名為公議，而其專制過於無道之帝政；欲求治安，而其毒亂過於列國之互攻。蓋革命之餘，必至如此。諸黨大亂之後，懲艾其亂，則厭民主之說，於是拿破崙複立為君。拿破崙既逐，布林奔繼立，法議員則公議嚴刑，以罰民主之說。既而有七月二日兩大革命，連逐兩君，複思拿破崙而立其後。及拿破崙第三見擒於德，亂民爭位之時，前後三次，巴黎擾亂，死亡載道，貿易皆無，工賈俱絕，謀食無所；其幸生者，或貧窮而無歸，或積鬱而致亂。於是相與為亂，劫掠官民，盤踞宮殿，流血成渠，積骸成山。故民黨之意，雖曰倡自主平等同胞，終無濟而益亂矣。英國鑒之，故寧遲遲變法，而力戒革命民主之說，果得漸進之益。

夫以區區之法、區區之巴黎，一唱革命，變亂無厭已如此；況於十倍法國、萬倍巴黎之中國者哉！其慘狀變態，益難思議矣。且謂中國安然變法亦非也，戊戌篡廢之舉，庚子拳匪之禍，皆始自京師，已從流血百萬而來矣。各國皆變自京師，豈必邊省並變哉！若暹邏以君權變法，則未聞有一人流血之事，又豈必引法事為變法鐵案乎？吾則恐大動之後，湍流直奔，大火延燒，不知幾百年而無以善其後也，況敢作俑乎？

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開闢蒙古、新疆、西藏、東三省之大中國，二百年一體相安之政府，無端妄引法、美以生內訌，發攘夷別種之論以創大難，是豈不可已乎？夫革命之義，出於孔子之稱湯、武，而孟子以誅紂為誅賊，不謂之弑君；此法之殺路易，英之殺查理士，號稱國之公敵者也。故君而無道虐民，雖在漢人乎？逐周厲王于彘而立共和、誅紂于太白而封亳社可也。英之查理士，法之路易，豈非英、法之人乎？若其有道？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史記》稱「匈奴之先祖田淳維，夏后氏之苗裔」。張晏注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逐水草，隨蓄移徙，故中國謂之匈奴。然則北方之人，皆吾同種。若泰伯為周文王之子，以居吳斷髮文身，則不以為諸夏耳。楚之先鬻熊為文王師，以在楚百蠻之中，蓽路籃縷以啟山林，故亦不以為諸夏耳。其實春秋之所謂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及戰國時，無以楚為夷者。漢高祖亦楚人也，而亡秦為帝，天下古今，無斥其為夷狄異種者，蓋楚行華夏之禮久矣。然則滿洲、蒙古，皆吾同種，何從別而異之？其辮發、衣服之不同，猶泰伯斷髮文身耳。且中國昔經晉時，氏、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遍佈中土，多以千億。今中土之姓劉、姓石、姓符、姓高、姓姚、姓容、姓楊、姓段，乃若侯莫陳崇分為陳姓、侯姓、莫性，紇狄于之分為狄姓、於姓，庫連之為連姓，若此之姓，不可勝數。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當時中國民數，僅二三千萬，計今四萬萬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為夷裔夏裔乎？若必並此而攘之，恐無從檢姓譜而行之也。若如此，則莽操革命，可攻漢高為楚夷；而北省引義，可鄙江、浙、荊、廣之人為蠻種矣。

夫夷夏之別，出於春秋。然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為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故晉伐鮮虞，惡其伐同姓則夷晉矣；鄭伐許，惡其伐喪則夷鄭矣；魯伐邾，惡其淩諸夏之小國則並夷魯矣；楚莊王入鄭不取，邲之戰，則夷晉而中國楚矣。春秋當此之時，惟德是親。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夷狄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夷狄無常辭，從變而移。當其有德，則夷狄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夷。狄將為進化計，非為人種計也。楚先稱荊而後稱楚。定、哀之世，吳子爵而不殊。蓋據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於太平之世，內外大小若一。故曰王者愛及四夷，又曰王者無外，又曰遠方之夷，內而不外也。國朝入關二百餘年，合為一國，團為一體。除近榮祿、剛毅挑出此義，已相忘久矣。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其教化文義，皆從周公、孔子；其禮樂典章，皆用漢、唐、宋、明，與元時不用中國之教化文字迥異。蓋化為一國，無複有幾微之別久矣。若衣服辮發，則漢人化而同之，雖複改為宋、明之服，反覺其不安。又歷朝皆少失德，無有漢桓、靈，唐高、玄，宋徽、光，明武、熹之昏淫者。若夫政治專制之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製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監大戶加稅礦政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仁皇帝定一條鞭法，納丁於地，使舉國數萬萬人，數百年子子孫孫，永除差徭，無複有車轔馬簫，弓箭在腰，爺娘妻子走送，哭聲直上幹霄之苦。此則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也。亦可謂古今最仁之政矣。

夫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不得為高官長吏，國民一切不得平等者耳。否亦如元朝之置南人于色目漢人之下，元謂契丹為漢人、宋為南人。賤其品流，不得為宰相，不用中國文字，是則不能不憤而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為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則為外相，倚畀極重。而若孫毓汶之奸邪，獨當國十餘年，滿人側目，無可如何。除近年榮祿以預廢君之謀，獨專大政外，舉國四十年政權，皆在漢人之手。恭、醇二邸，位雖最高，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為政乎？軍械除榮祿外，王文韶、鹿傅霖、瞿鴻禨三相，皆漢人也。若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三督之權，至於朝廷不敢去之。若將兵之權，尤國所倚，則袁世凱、馬玉崑、宋慶、蘇元春、張春發，何一非漢人乎？滿人無一統大兵者，即為總督者，僅一崧蕃耳。其極邊將軍大臣之用滿人，則以用滿、蒙文字，為漢人不識之故，而將來亦必改之，觀新疆改省可見。即今步軍員警改用漢人，東三省亦擬改行省矣。故除京官滿、漢並設，滿籍人少，遷移較易，似為占優，然當時分設滿、漢者，已自有故。乾隆時，舒赫德曾請刪除滿、漢，謂開國時聖祖本欲刪除，後恐滿大臣權大，至使漢人無官，有若元時，故特分滿、漢之缺。然則所以分之之故，蓋專為漢人計也。且江蘇、廣東人才相等，而廣東進士額少至數十，天下事原不能極平，豈廣東可以此攻江蘇歟？若外官則惟才是視，絕無滿、漢之分。至海關、織造等官，明世原用閹人，而士人不屑為之，今滿籍之貪橫，尚不如明世宦官之甚也。然若東三省、新疆、西藏、蒙古為本朝開闢之地，而漢人今得官其間，此宋、明漢之所無，亦足以少相補矣。此外惟八旗兵餉數百萬，獨為虛糜，然自滿大學士舒赫德、松筠等，皆嘗欲改為屯田以養之，袁太常昶亦嘗言之。昔盛祭酒伯熙與吾言，滿兵挾弓箭坐食，日益窮，不如改業農工商賈，反足自謀。除選練精強，仍充兵籍，餘聽為民籍謀生。其滿籍人亦知其弊，以為宜改矣。僕昔亦嘗言之，皇上然之，則此事之改必矣。皇上復辟，必妥籌良法安置而改之。然則國朝之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俄羅斯所以為大國者，豈不以旁納諸種之故？然則滿洲之合於漢者，乃大有益於中國者也。苟未至民主之時，帝室統系必有一家，終非人人所能為，亦不過如前朝之漢劉、唐李、宋趙、明朱耳。且惟滿、蒙乃稱奴才，漢人則與宗室並稱臣，皆比肩事主，無所屈下。今微論聖主變法自強，能公天下，即使西后、榮祿或后之當國者，更肆專橫，亦豈能禁四萬萬人而不聽其開議院參政權哉！以戊戌推翻新政，而辛丑已複行之，近且有滿、漢通婚之諭，然則大勢所趨，即頑錮權強，亦不能不俯首而移變。然則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夫以平等權利如此，英、普、奧、意、荷、璉、班、葡、日本人自為國政，不過如是，但不如法、美人之得為大統領耳。是豈可以奴隸言之哉？

今者割地鬻民、賠款剝民，誠可痛恨，然此但太后、榮祿一二人之罪耳，于滿洲全籍人無與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千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其餘僕所識宗室之英、士夫之秀，通達大義、樂於維新者甚多。何為因太后、榮祿、剛毅一二人之故而盡攻之哉？文明之國，科罪不及妻孥；野蠻之刑，誅連不過十族。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並一國而坐罪株連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並現成之國種而分別之？是豈不大悖謬哉！夫以太平之理、大同之道言之，無論黃、白、棕、黑之種，同為天生，皆為兄弟，並宜親愛之。今雖未能，然而大地既通，萬國合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語未通，教化未同，猶當在內其國之例，與之加親。吾遊印度北邊，遇廓爾喀、西藏、哲孟雄人，待吾加親，開室以居吾，煮麥以食吾。凡遇中國人，尊之曰叔而敬禮之。以不通言語、不同教化之人，緣念同國，且及藩屬，其敬恭親愛如此，悠然動吾內其國之想。何況滿人之合為一朝，同化中國，教化、禮樂、言語、服食無一不同者乎？故滿洲在明時則為春秋之楚，在今則為漢高之楚，純為中國矣。或者動引揚州十日之記、兩主人粵之事，皆當時之塗毒，若思複九世之仇者，此蓋古時文明未開、敵國相攻之常。項羽、白起亦中國人也，而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萬，白起坑趙長平降卒且四十萬矣。故在開國之時、萬國未通之日，分別內外，猶之可也。方今大地既通，諸種並遇，若匈牙利、土耳其，說者方引而親之，以為同宗，況滿之與漢，雖非謂同母之兄弟，當亦比于同父異母之兄弟，猶為一家也。然以同父之子，乃惡異母之兄弟之襲爵，當群盜環伺之時，乃惡而欲逐之；且實因襲爵者之妾母之管家擅權，私自盜賣田舍於鄰家，乃並其襲爵之兄弟，及其異母之群季，一概欲盡誅逐之，不顧外患，惟事內訌；同室操戈，他人人室。無端生此大波、立此亂說，於倫理為悖而不順，於時勢為反而非宜，翩其反而何未思也。

夫今日中國積弱，眾強環視，苟漢之與滿，割而為臺灣，亡而為印度、波蘭，則必不得政權平等自由之利，是則可憂也。然既非其比矣，則國人今日之所當憂者，不在內訌，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則必當舉國人之全力，聚精會神而注於是，或可免也。方當同舟共濟之日，若為內訌，則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恐為阿坤鴉度之能脫於西班牙，而適利美國之漁人；至時則永為奴隸，永無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乃國之志士，不能審此，而顛倒誤用之，吾恐若印度真奴之不遠矣。

昔戊戌在京時，有問政體者，吾輒以八字言之，曰「滿漢不分，君民同體」。皇上甚韙之。因言魏文改姓遷都事，皇上決將滿、漢二字刪除，凡官之分滿、漢缺者亦刪去。其任官惟才，不問何籍，各地駐防，皆附其地，聽其謀四民之業。其滿洲舊姓，皆取一字而行之，如魏故事。故只有所謂中國，無所謂滿、漢；帝統宗室，不過如漢劉、唐李、宋趙、明朱，不過一家而已。不築堤防，何有水漲？雖欲攻滿，何從攻之？近者粵督陶模，曾上滿、漢不分之折。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體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且即以為別種，歐洲各國且有迎君於異國者，不可勝數。蓋歐但求民權自由耳。若君則如一大席位耳，終有人領之，不必其同國也。如一省之官，不必本省紳士為之也，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耳，若其無道則去之。何謂並其全國一律攻詈之乎？揣革命者之必為此言，外引華盛頓、印度、波之拒英，阿坤鴉度之拒西班牙自比，以謂保全其種，不為人奴也。今上推滿洲種族，則出於夏禹；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帝位只如劉、李、趙、朱，滿族類于南陽、豐沛，其餘無不與漢人共之，與漢人同之。豈得以奴比之哉？漢人科第、仕宦、權任，亦與唐、宋、明同。豈若英之與印度，西班牙之與菲律賓，種族、教化、禮俗、服食、言語無一同者比哉？政權大官無一分授、權利自由無一平等者比哉？豈與美國本出各國合眾者比哉？豈與波斯已滅比哉？豈與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不同國教比哉？而妄引比例，情事不同。君而無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實推其意，不過為起兵動眾藉口耳。

然則革命、自立皆不可，而西后、榮祿常柄政，則吾同胞當安坐以待滅亡鬻賣乎？是又不然。試觀數年以來，推翻新政，禁報館，捕黨人，停學堂，止譯書，其暴橫之舉，與前百年歐洲諸國之壓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廢八股、弓刀、漕運，開學堂，譯西書，派遊學，滿、漢通婚矣。風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後不能複止。皇上而復辟，固能維新自強，以與民權；皇上而有變，必有變亂相隨，焉有偽朝篡亂而可久者乎？況西后、榮祿，皆已老矣。昔戊戌之時，吾開保國會于京師，合京朝士夫及各省舉人為之，首言民權，以上無變政之心，則當由下變之，由下迫之。己亥上之幾廢弑也，以海內外四十餘電而不敢行矣。若能大集巨力，多開國會，多派遊士，多開報館，大啟民心，大明民權，積以月日，民必風從，盡易內地，起自京師。然後為英國五十萬人遞稟而請議政之權可也，為英、奧、意殺相逐君之例，以迫君后、定立憲法可也，為皇上復辟可也。

夫考之歐洲之事，則各國皆行立憲而國勢安固、民權自由之樂如彼；法國獨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國勢陵夷、喪亂滅裂之害如此@。審之中國之故事，則必秦、隋、蒙古之無道，又無洋槍、輪船、電線之精巧，乃有匹夫革命之事。今求之時地、事勢而皆非，考之人心、義理而不協，而妄聽一二人之辯言，以構滔天之大禍，而斬削分鬻四千年一萬里之國土，毒戕塗炭四萬萬之同胞，此則仁人志士所不為，而僕萬不敢聞者也。僕已破家沉族，無所不可為，而終以為不可者，時勢、事理皆非宜也。諸君何苦沉七族、捐父母而為此鬻國害種、必不成之事乎？保皇之會，開之累年，遍乎百埠；己亥救主之電凡四十餘，賊臣因以震懾，皇上賴以保全，此亙古莫大之功也。今累塔至尖，覆山欠簣，而節變於中途，失忠於末路，舍保皇已成可望之功，而圖革命必不成之舉，甚非策也。若夫僕者，受聖主之知遇，贊百日之維新，親受衣帶之詔，躬受籌救之責，數年以來，與諸公戮力，勤王無成，罪宜萬死。夫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乎？

來書頻謂開保皇會、累電救上，可謂忠矣，而舉朝咸目為逆黨，指為匪會，逮捕相仍，誰能白之，雖忠無益。夫忠義者，人之自靖自獻耳，豈顧人之指目哉？且事實之真，可蔽亂於當時，未有久而不白者也。日本維新元勳，莫不數西鄉隆盛矣，而當時咸目以叛徒，今則上野公園銅像巍然。人之立志，當貫初終，豈困外之暑寒燥濕而少變之哉？某君來書，謂：「劉元德親與董承奉獻帝衣帶詔，而乃經營荊襄蜀漢，以立王業，天下不非之，蓋以存漢祚為大也；若使垂手坐望獻帝之復辟，則是終為曹操之所有，是存小忠而失漢業也。今皇上挾於西后、榮祿之手，雖回鑾而無權如故。榮祿自挾天子而令天下，於今五年矣。若如漢獻故事，是中國永割，而吾黃帝四萬萬神明之胄終亡，則是不行革命所致也。夫君與國孰重？一人與四萬萬人孰重？孟子曰：民為貴，君為輕。豈可徇小諒而忘大事哉！」是其說甚辯，而亦不然也。當獻帝時，群雄割據已成，大勢瓦解已定，獻帝必無複權之理；即使複權，而獻帝既非英主，群雄既皆立定，亦無恢復之望，故先主不得不取荊、益以圖存漢祚。若今者各省有已割據者乎？大勢有已瓦解者乎？不過六十老翁之西后、榮祿二人擅朝耳。舉國大小臣工，下及民庶，外及友邦，莫不歸心皇上。一日歸政，天子當陽，煥然維新，以上定立憲之良法，下與民權之自由，在反掌耳！皇上既非獻帝之比，今亦豈漢末之比哉？時事迥殊，亦不能附會古義也。願諸君審度時勢，力終其忠義，厚蓄其實力，姑少待之。無誤於異論，無鼓動於浮言，無惑亂於少變，堅守保皇會義，聖主必複，中國必全，幸福必至。刻心寫腹，幸察鄙言，不勝倦倦毣毣之至！

康有為既告美洲各埠，其書既布，乃書其後曰：當國之權臣，及保位之疆臣，無以吾言為喜幸也，無以革命者難舉，無所憚而益肆也。夫自割台而不能保，而人心變矣，則有發革命者；及割膠、旅也，則湖南有獨立之說。幸有聖主維新，大慰人心，天下歸之，人望自強。萬里之中國，二百年之宗社，僅賴聖主而傳一線耳。庚、辛大變，皇上無恙，人望回鑾，可以復辟。今回鑾數月，不聞復辟，薄海內外，騷然失望。即向之竭忠於本朝者，多已翻然變改矣。蓋以變法自強，非皇上復辟不能也。今政府既經半年，無復辟之事，無變法之心，向之望之復辟者，既不可得，遂絕自強之望，則不得不思變計，以謀自保也。

月來所聞，消息絕異，加以廣西、直隸之亂，人心大變，不獨四年來所無，實二百年所未有。蓋向者人猶望復辟之自強，今則別謀革命自強矣；向者不過變自小民，今則變自士夫矣。此其大變，又洪秀全之時所無也。以大變如此，而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榮祿方且以拳匪罪魁，幸八國不請殺革，受其愚弄為得計；方且以複攬國權，結姻親王，納賄賣官為得計。深官方且以息肩頤和，複能臨朝為得計；各疆臣方且以和約幸成，竭力剝民，坐保高位為得計；各宗室之英、從龍之裔方且以國家無恙，富貴可長為得計。庚子之慘僅閱彌年，而舉朝酣嬉，竟若無事。上之不聞觸聾、狄人傑之謀，下之不聞平、勃、朱虛、五王臨淄之策；遂無一人為二百年祖宗血食之謀、社稷保全之策、中國安存之計，力圖皇上復辟以維繫人心、固存宗社、莫安生民者。

夫所以為國者民也，所以扶立者人心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至於人心盡變，則有土崩瓦解之患。若法國之伏士倒戈，親臣首難，禍起蕭牆，釁啟腹心，人皆敵國，五步濺血，豈待遠邊之弄兵乎！夫以數月之不復辟，大變已如此，再遲年月，豈複可言？豈複有人能調解之乎？豈複能以兵力彈壓之乎？豈如外國有和約可訂定乎？人心已盡變，敵國已隱成，遼瀋、蒙古，皆無可歸。至時不獨太后有路易、查理士之禍，榮祿有井、伊大老之慘，各宗室之英必為法阿旁拿破崙之族，傍皇奔走，身死無所，各從龍之裔亦恐蹂躪剪絕，屠戮淨盡，各老大疆臣同歸於盡。至是乃悔，即使皇上復辟，亦無濟也。

夫民不畏死，深憤大怨之所注，豈複有成敗之計哉！以萬里四萬萬人之怨恨忿怒，同注入于京師；以四萬萬人之怨恨忿怒，同注毒於一人一族；萬弩齊發，同射一鵠，此豈複有以禦之者哉！夫外患猶可避也，內訌無可避也；邊亂猶可平也，近變不可禦也。法、奧、意之君相被逐，其前車矣。勿謂戊戌以來，四年之變之不急，而輕視之、而傲很之也。後此四年之變，乃積前四年之變而乘之，又積十年之毒而發之，其厚大急激，久經閱歷，得要以圖，真不可量也。勿恃重刑嚴兵，可以恐之而絕之也，則法王路易罅禮、奧王飛蝶南、奧相沒透泥，所以嚴兵重刑者至矣，而適足以殺其身、亡其國而已。

嗚呼！吾甚痛列祖列宗艱難締構之業，而頃刻亡於此一二賊臣之手也；吾尤痛千萬億宗室之英、從龍之彥，為屈忍於一二人之權力之故，而甘賣祖宗之大業，自剪其數百萬之種族，自殺其身，自禍其家以從之也。是以庚子慘禍為未足，而必求國亡種絕而後已也。即為太后計，與其久不歸政，而致殺身亡國，是以熱河、陝西之幸為未足，而更求漸台之慘也；孰若歸政皇上，猶得保全暮年，而見中國之自強、陵廟之血食也。即為榮祿計，彼固甘心亡國而不顧矣，然固憂其身，故騎虎難下也；與其久竊一日之柄，而身家必不能保，孰若早歸大權，遠遊外國，猶可自免也。寢薪火之上而自以為安，無一日之謀而偷以為樂。噫嘻！安有為國為身而如此者乎？

要而言之，及今速請皇上復辟，以強中國。則國朝二百年之社稷，猶得與英、日帝統而並存；從龍數百萬之裔胄，猶得列華族之富貴；中國四萬萬人，猶得以安存；萬里之土地，猶可以自保也。再過一二年乎，則人心盡變，神州陸沉，天地慘黷，雖有聖者，無如之何。是則榮祿首其禍階，而同時宗室之英、從龍之彥、封疆之臣，所共甘心發憤以贊助亡國滅種者乎？在諸人之心，或謂吾年已老，可幸苟免也，而禍患之來，速於風火。李文忠七十難免甲午之辱，徐桐八十難免庚子之慘，蘇威遭王世充之廷辱，王衍遭石勒之排牆。嗚呼！願我王大臣無忘庚子京師之禍，無忘元世庚甲之變，無忘明世甲申之劇也。嗚呼！願臨朝執政者，讀英國殺其王查理士，法殺其王路易，逐其王罅禮布林奔，奧逐其王飛蝶南之書也；摩娑壇廟之鼎鐘，披視開國之牒記。其存乎、其亡乎，皆視一二歲之復辟否乎。光緒戊子之冬，吾上書言日本朝鮮事，舉朝笑之，及甲午乃不幸而言中。今吾複言此，若又不信，大禍複見，重不可救。獨痛捨身救民變法自強之聖主，而無權無力，坐觀亡國之慘。此則誰之罪夫，其惟奉詔孤臣死罪死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