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蓋集
題記
编辑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裡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
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週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裡面。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
後記
编辑- 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於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口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面——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注，……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麼；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幹」，更是明顯的例了。』」
二，近幾年來，常聽到人們說學生囂張，不單是老先生，連剛出學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員的也往往這麼說。但我卻並不覺得這樣。記得革命以前，社會上自然還不如現在似的憎惡學生，學生也沒有目下一般馴順，單是態度，就顯得桀傲，在人叢中一望可知。現在卻差遠了，大抵長袍大袖，溫文爾雅，正如一個古之讀書人。我也就在一個大學的講堂上提起過，臨末還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武者君登在《京報副刊》（約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溫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因此又寫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舉的例，一是前幾年被稱為「賣國賊」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學唾駡，二是當時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正被同性的校長使男職員威脅。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過了十天，就「「碰壁」」；又過了十天，陳源教授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流言」，過了半年，據《晨報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陳源教授給徐志摩「詩哲」的信，則「捏造事實傳佈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雲蒼狗，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戲》中說楊蔭榆女士「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那地點是錯誤的，後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才換了地方，「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請客的飯館是那一個，和緊要關鍵原沒有什麼大相干，但從「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的所謂「文士」學者之流看來，也許又是「捏造事實」，而且因此就證明了凡我所說，無一句真話，甚或至於連楊蔭榆女士也本無其人，都是我憑空結撰的了。這於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趕緊訂正於此，庶幾「收之桑榆」云。
-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畢記。仍在綠林書屋之東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