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詩集
| 評新詩集 作者：胡适 |
（一）康白情的《草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1922年3月出版，價八角。）
在這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詩集之中，《草兒》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了。白情在他的詩裡曾有兩處宣告他的創作的精神。他說：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頁二五四）
他又說：
我要做就是對的；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做我底對的；
隨丟我底對的。（頁二四三）
我們讀他的詩，也應該用這種眼光。“隨做我底對的”是自由；“隨丟我底對的”是進步。白情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他無意于創造而創造了，無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白情受舊詩的影響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舊詩如“貳臣猶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年）；如“多君相得乘龍婿，愧我詩成嚼蠟嫗”（1917年），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這種舊詩體的束縛的，故他在1919年1月作的《除夕》詩（頁三〇一——四），便有“去，去，出門去！圍爐直幹麼？乘興訪樸園，踏雪沿北河”的一古怪組合。“幹麼”底下緊接兩句極牽強的駢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這個歧路上仍舊努力去做他的駢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後便是《草兒》（1919年2月1日）的時代了。
自《草兒》（頁一）到《雪夜過泰安》（頁四八），是1919年的詩。這一組裡固然也有好詩，如《窗外》，《送客黃浦》，《日觀峰》，《疑問》；但我們總覺得這還是一個嘗試的時代。工具還不能運用自如，不免帶點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誰遮這落日？
莫是昆侖山底雲麼？
破喲！破喲！
莫斯科的曉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喲！
又如：
你（黃河）從昆侖山的溝裡來麼？
昆侖山裡底紅葉
想已飽帶著一身秋了。
這都不很自然。至於《桑園道》中的
山哪，嵐哪，
雲哪，霞哪，
半山上的煙哪，
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現在竟成了新詩的濫調了！
自《朝氣》（頁四九）至《別少年中國》（頁二八六），共二百四十頁詩，都是1920年的作品。這一年的成績確是很可驚的。當時我在《學燈》上見著白情的《江南》，就覺得白情的詩大進步了。《江南》的長處在於顏色的表現，在於自由的實寫外界的景色。我們引他的第三段：
柳樁上拴著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著一個撮箕，
蒙著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著些紅嘴，
跟著她，叫著。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這種詩近來也成為風氣了。但這種詩假定兩個條件：第一須有敏捷而真確的觀察力，第二須有聰明的選擇力。沒有觀察力，便要鬧笑話：沒有選擇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長於這一類的詩；《草兒》裡此類很多，我們不多舉例了。
平心而論，這一類的寫景詩，我們雖承認他的價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這一類的詩最容易陷入“記帳式的列舉”。“雲哪，山哪，嵐哪”，固然可厭；“東邊一個什麼，西邊一個什麼，前面一個什麼”，也很可厭。南宋人的寫景絕句，所以不討人厭，全靠他們的選擇力高，能挑出那最精采的印象。畫家的風景畫，所以比風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為畫家曾有過一番精采的剪裁。近日許多寫景詩，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為不懂得文學的經濟，不能去取選擇。
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遊詩。中國舊詩最不適宜做紀遊詩，故紀遊詩好的極少。白情這部詩集裡，紀遊詩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這是用新詩體來紀遊的第一次大試驗，這個試驗可算是大成功了。我們選他的《日光紀遊》第六首：
馬返以上沒有電車了，
我們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紙背在背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路赤腳的女子笑著過來了。
油紙背在背上；
“下馱”提在左手上；
洋傘撐在右手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繡花的紅裙上。
他們看了我們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們看了他們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過幸橋，
過深澤橋，
我們直溯大穀川底源頭沿上去。
我們不溜在河裡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這種詩真是好詩。“看來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這是白情評我的詩的話，他說這是美國風。我不敢當這句評語，只好拿來還敬他這首詩，並且要他知道這不是美國風，只是詩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兒》八十四頁的《廬山紀遊》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國詩史上一件很偉大的作物了。這三十七首詩須是一氣讀下去，讀完了再分開來看，方才可以看出他們的層次條理。這裡面有行程的紀述，有景色的描寫，有長篇的談話：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廬山紀遊》。自十六至二十三，紀五老峰的探險，寫的最有精采，使我們不曾到過廬山的人心裡怦怦的想去做那種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裡說：
山阿裡流泉打得欽裡孔隆地響，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動，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蘭式的茅店，
風吹得涼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動，
我就去歇憩。
這就是“我要做就是對的”。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廬山時的精神。我們祝福他們在詩國裡永遠保持這種精神。
白情的詩，在技術上，確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說：
總之，新詩裡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為標準。（頁三五四）
這一層，初看來似是很淺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許多詩人“鄙漂亮而不為”！但是我們很誠懇的盼望這些詩人們肯降格來試試這個“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標準。
十一，八，三十
（原載1922年9月3日《讀書雜誌》第1期）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1922年3月出版，價六角。）
平伯這部詩集，分成四輯。他自己說，“第一輯裡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輯裡的，作風似太煩瑣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澀之處；第三輯底前半尚存二輯的作風，後半似乎稍變化一點；四輯……有幾首詩，如《打鐵》，《挽歌》，《一勺水啊》，《最後的洪爐》，有平民的風格”。
平伯主張“努力創造民眾化的詩”。假如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讀他的詩，那就不能不說他大失敗了。因為他的詩是最不能“民眾化”的。我們試看他自己認為有平民風格的幾首詩，差不多沒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鐵》篇中的
刀口碰在鋤耙上，
刀口短了鋤耙長。
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裡有墳堆，
墳堆裡有骨頭。
駿骨可招千里駒；
枯骨頭，華表巍巍沒字碑，
招什麼？招個呸！
這決不是“民眾化”的詩。《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詩，但也不是“民眾化”的詩：
好花開在污泥裡，
我酌了一勺水來洗他。
半路上我渴極了。
竟把這一勺水喝了。
…………
請原諒罷，寬恕著罷！
可憐我只有一勺水啊！
這首詩雖不晦澀，但究竟不是民眾能瞭解的。
所以我們讀平伯的詩，不能用他自己的標準去批評他。“民眾化”三個字談何容易！十八世紀之末，英國詩人華茨活斯（Wordsworth）主張作民眾化的詩；然而他的詩始終只是“學者詩人”的詩，而不是民眾的詩。同時北方民間出了一個大詩人彭思（Burns），他並不提倡民眾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裡，沁在心裡，至今還是不朽的民眾文學。民眾化的文學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勉強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頁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錢莫想他”四句，譯為五十行的新詩：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詞句雖多至數（十）倍，而溫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這不是一個明白的例證嗎？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詩。第四輯裡，如《所見》一首：
騾子偶然的長嘶，
鞭兒抽著，沒聲氣了。
至於嘶叫這件事情，
鞭絲拂他不去的。（頁二四〇）
又如《引誘》一首：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著，細發拂著，
於是我底頭頻頻回了！（頁二三〇）
這種小詩，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愛做小詩，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有許多人嫌平伯的詩太晦澀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頗替平伯辯護，他說，
平伯底詩果然艱深難解麼？……作者底艱深，或竟由於讀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詩集裡，平伯自己也說“《春底一回頭時》稿成後，給佩弦看，他對於末節以為頗不易瞭解”（《雪朝》頁六十一）。這可見平伯詩的艱深難解，自是事實，並不全由於讀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釋是“表現力薄弱”。這雖是作者的謙辭，然而我們卻也不能不承認這話有一部分的真實。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學家；本是極平常的道理，他偏要進一層去說，於是越說越糊塗了。平伯說：
說不盡的，看的好；
看太仔細了，想可好？
花正開著，
不如沒開去想他開的意思。（頁七三）
這正是我說的“進一層去說”。這並不是缺點；但我們知道詩的一個大原則是要能深入而淺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現（expression）不嫌淺。平伯的毛病在於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時變成煩冗，有時變成艱深了。
我們可舉《遊皋亭山雜詩》的第四第五兩首來做例。第四首題為“初次”：
孩兒們，娘兒們，
田莊上的漢兒們，
紅的，黑的布衫兒，
藍的，紫的棉綢襖兒，
瞪著眼，張著嘴，
嚷著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遠啊，
不唱戲，不賽會，
沒甚新鮮玩意兒；
猜不出城裡客人們底來意。
他們笑著圍攏來，
我們也笑著走攏來；
不相識的人們終於見面了。（頁七七）
…………
說到這裡，很夠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學調子的話；他想拿抽象的話來說明，來“詠歎”前面的具體景物，卻不知道這早已犯了詩國的第一大禁了（看頁七七）。第五首為《一笑底起源》，這題目便是哲學調子了！這首詩，若剝去了哲學調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我們拿捎來的飯吃著，
我們拿癡癡的笑覷著。
吃飯有什麼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們中間的一個——她，
忍不住了，說了話了。
“飯少罷！給你們添上一點子？”
回轉頭來聲音低低的，
“那裡像我們田莊上呢！……”
…………（頁七八——七九）
這種具體的寫法，盡夠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麵，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們是說不出，
在他們是沒有說。
既笑著，總有可笑的在，
總有使我們他們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罷了，
可笑便是可笑罷了，
怎樣不可思議的一笑啊！
這不是畫蛇添足嗎？他又在“那裡像我們田莊上呢”的後面，加上了十三句詠歎的哲理詩：
是簡單嗎？
是不可思議嗎？
是不可思議的簡單嗎？
…………
他們底雖不全是我們底，
也不是非我們底，……
他這樣一解釋，一詠歎，我們反更糊塗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詩，夾在二十二句哲理的詠歎裡，就不容易出頭了！
所以我說：
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好詩，只因為他想兼作哲學家，所以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
這不是譏評平伯，這是我細心讀平伯的詩得來的教訓。我願國中的詩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個好詩人已是盡夠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隴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學家。
十一，九，十九
（原載1922年10月1日《讀書雜誌》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