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
自乙未廣州一役失敗後，孫總理久在日本規劃粵事，重圖大舉，知創設宣傳機關之必要，乃於己亥（一八九九年）秋間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兼為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少白蒞港後，先向老友何啟、區風墀査探地方官吏對於我國革命黨人之態度。時區方任華民政務司總文案，何則任議政局議員，在香港政界均有相當之信用，因悉禁止總理五年入境之期仍未滿限，而少白則可不受拘束。於是租定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門牌為報館發行所。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義，定名《中國日報》。所有機器鉛字，概由總理在橫濱購辦。初出版時，少白自兼任總編輯。先後助理筆政者，有洪孝充、陸伯周、楊肖歐、陳春生諸人。英文翻譯則為郭鴻逵、周靈生等。經營數月，至是年十二月下旬始告出版。初以不審英人對華政策所在，一時未敢公然髙唱革命排滿之說。半載後措辭始漸激烈，乃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俱用直行長行，不獨香港一地為然。獨《中國日報》始仿日本報式作橫行短行。初時人多異議，《中國日報》毅然不屈。未幾，香港、廣州、上海各報陸續改用橫行短行，是亦報式之革命也。此報除日報外，兼出十日刊一種，定名《中國旬報》。篇後附以鼓吹錄，專以遊戲文章歌謠雜俎譏刺時政，由楊肖歐、黃魯逸任之。是為吾國報紙設置諧文歌謠之濫觴。時革命党財政並不豐裕，開辦數月已感困難。任廚役者為橫濱同志陳和，報中買菜錢亦時由陳代墊。陳複假諸編輯部中人，其拮据可知矣。翌年（一九〇〇年）總理派少白及楊衢雲、鄭士良、史堅如等經營廣州、惠州軍事，報中來客頓形熱鬧。在館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堅如、蘇卓南、張碩臣等。時到談者有楊衢雲、鄭士良、宋少東、黃福、練達成、鄧蔭南、馮鏡如、馮自由、李自重、梁麒生、楊襄甫、李紀堂、畢永年、鐘榮光、陳典方、王煜初、伍漢持、李竹癡、方毅父、區鳳墀、朱通孺、張智若、日人原口聞一（東亞同盟會員）、宮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福本誠、伊東正基、清藤、末永、英人摩根等，可謂一時之盛。及庚子惠州、廣州二役相繼失敗，義師將士群至機關部狼狽求助。報中經濟能力大受影響，殆有不支之勢。幸是時富商李紀堂早由楊衢雲介紹入黨，於接濟軍餉外，尚能擔負報館度支。《中國日報》賴以維持不墜者，李之力為多焉。
辛丑（一九〇一年）春，報社遷移至永樂街。時鄭貫公適因發刊開智錄，為橫濱《清議報》所擯，總理特介紹至《中國報》充任記者。鄭歸自日本，紹介歐美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學說于讀者，持論新穎，極受社會歡迎。時距庚子漢口失敗一役未久，留日志士沈雲翔、朱菱溪、秦力山、蘇子穀（曼殊）及余等次第至港，多在報社下榻。沈與粵督陶模之子拙存（葆廉）友善。陶督篤信新學，葆廉更以新黨自居，延吳敬恒、鈕永建為幕僚，大興教育。沈每至廣州，陶父子禮之甚優。父子均喜閱《中國報》，其黜陟屬吏，恒以《中國報》之評判為標準。故《中國報》在粵銷場以是時為最佳，僅督署一處，銷售至二百餘份。清季督撫在粵政績，以陶為差強人意，《中國報》與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閱《中國報》而將縣官二人撤職，其後乃知此二人實為好官，不過《中國報》誤載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又有廣西志士余化龍者，因事系南海監獄，屢寄稿《中國報》，揭示監獄黑暗，獄吏畏之如虎，事事恒遷就之。化龍竟借勢強姦獄吏之婦，尤屬罕聞。及為《中國報》所知，因據實加以糾正，化龍卒不免伏法。是年十二月初九日，總理由日本乘日輪八幡丸至港，挈眷寓報館三樓。自乙未廣州失敗以後，港政府即不許總理入境。此次適禁限期滿，故總理得暫寄居。不數日，警長亨臣奉命諷使總理出境，總理遂於是月十五日赴越南參觀河內博覽會，前後居港僅一星期耳。
鄭貫公為人豪邁不羈，交遊日廣，與少白意見頗不相投。是年七月，因與鄭士良、陳和等飲於水坑口宴瓊林酒樓，士良卒然暴斃，深為少白所不滿。故鄭任筆政不及一載，即辭職另創《公益報》，繼之者為陳詩仲及黃世仲。
壬寅（一九〇二年）陶模解職離粵。十二月，洪全福、李紀堂、梁慕光、謝纘泰等，謀於除夕日在廣州舉義，不幸事泄失敗，梁慕義等八人殉焉。是役，李紀堂獨任軍餉數十萬元。總理、少白均不與謀。事後，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鶚竟大放厥詞，痛詆革命排滿為大逆不道。《中國報》陳詩仲、黃世仲等乃嚴詞辟之。雙方筆戰逾月，粵垣志士紛紛投稿為《中國日報》聲援，而革命書報在粵銷場為之大增。《中國日報》因擁護革命與他報筆戰，此為第一次。
癸卯（一九〇三年）春間，《中國日報》以留日學界之革命思潮異常蓬勃，特聘余為駐東記者，故國內各報留學界消息以《中國日報》為最詳。是年閏五月，上海《蘇報》案起。《蘇報》主人衡山陳范（夢坡）亡命至港，少白款之於《中國報》。陳嗜酒如命，一夕夜起覓酒不得。乃取案頭醫生給予少白之藥酒作鯨飲盡之，一時傳為笑談。章炳麟入獄後，時作政論寄登《中國報》，讀者視同拱璧。甲辰（一九〇四年）康有為命徐勤發刊《商報》於香港，大倡扶滿保皇主義，《中國報》乃向之痛下攻擊。是時鄭貫公主辦之《世界公益報》及《廣東報》先後出版，民黨在言論界漸占勢力。惟《中國報》以維持困難，乃由容星橋介紹與文裕堂印務公司合併，遷於荷理活道。公司設總理三人，以李紀堂、容星橋、陳少白三人分任之。李司財務，容司印務，陳司報務，報社組織為之一變。此三年間，陳詩仲已赴南洋就星洲《圖南日報》之聘，黃世仲亦改任《公益報》記者。在《中國報》先後承乏筆政者，自王君演、盧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選、盧信、廖平庵諸人。時有伍憲子者，藉盧信介紹，將人《中國報》為主筆，後乃致書盧信，謂因康党《商報》多出每月筆資五元，故已改就《商報》之聘云。可見當日新學志士對於革命保皇二說，尚多未能劃分界線也。
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總理以庚子後內外黨務久已停頓不振，而少白與港、粵浩同志複不能融洽一致，遂於八月初十日特派余至香港組織同盟會，兼任《中國日報》記者。時任筆政者為盧信、廖平庵、陳春生三人，翻譯為馮扶，余有長篇論文曰《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凡二萬餘言，為我國言論界暢論民生主義之嚆矢。東京《民報》第四號及三藩市《大同日報》均轉錄之，香港同盟分會即于此時成立，眾推少白為會長，鄭貫公為庶務，余為書記。是年下半期港、粵間革命派報紙異常發達，香港《中國日報》之外，有《公益報》、《廣東報》，及鄭貫公新創之《有所謂報》、黃世仲新創之《少年報》、廣州有《群報》、《亞洲報》、《時事畫報》。適是時美國新頒禁制華工苛例，馮夏威自殺于上海美領事署前，以警國人。於是港、粵人士大憤，商工學報各界同組拒約會，以抵制美貨相號召。美國商會乃舉派代表與港、粵各界會商修約問題，經何啟、陳少白二人從中斡旋，略具端倪，即世稱十二條款是也。十月，總理偕黎仲實、胡毅生、鄧慕韓等赴越南西貢，船過香港，假法郵船，約諸同志開會討論黨務。其時，《中國日報》與《有所謂報》因抵制美約事意見不合，互相攻擊。余多方調處無效，總理乃約少白、貫公至法輪，勸令和解，二人從之。十一月，黃克強自日本來，下榻《中國日報》，旋赴廣西桂林，訪巡防營統領郭人漳有所活動。十二月，《中國日報》複由荷理活道遷至上環德輔道。
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粵督岑春煊宣佈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為粵路股東黎國廉等反對，遂捕黎下獄，並禁止粵中各報登載反對言論。香港股東陳席儒、陳賡虞、楊西岩乃在香港組織粵路股東維護路權會，函電清廷及各方極力抗爭。香港各報均力助股東，攻擊岑春煊之違法占權，尤以《中國報》最為激烈。蓋陳、楊等深佩少白才識，特聘充保路會顧問，故陳、楊等一切策劃皆少白為之謀主也。岑于蒞粵之初，頗重視《中國報》，對於行政用人之批評，間有採納，及為港報反對，遂下令禁止各報入境，《中國報》在粵之銷場由是斷絕。識者以《中國報》被禁之原因，不在於高談革命，而在於維護路權，咸引為絕大憾事。陳、楊等初語少白，謂《中國報》如有困難，當以萬金助少白向文裕堂承購該報，以酬該報協助之力。其後競食言而肥，民党中人咸不直之。未幾，黃克強在桂林以郭人漳與陸軍小學監督蔡鍔不睦，屢勸二人合力反正，均不見聽，遂怏怏歸香港，仍寓《中國報》，旋赴南洋。鄂同志吳昆時奉日知會劉家運、馮特民命至港，欲訪黃協議鄂省軍事。因黃未返，乃在《中國報》守候兩月。黃回，以餉項不足，令吳返鄂傳語各同志靜候。黃此次赴星洲，僅籌得千數百元，《中國報》時在窘鄉，竟向黃借資購買紙料，其困狀可見一斑。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營業不佳，宣告破產。余于事前預向文裕堂以五千元購取《中國報》，故得免於此厄。先是，《中國報》嘗於乙巳冬記載康有為之女同璧在美洲行騙華僑事。康乃委託保皇會員葉恩在香港法院，控《中國報》以譭謗名譽之罪，要求賠償損失五千元。此案涉訟經年，迄未解決。《中國報》搜羅康有為師徒棍騎證據，極為充足，頗有勝訴之望。惟英律凡被告無能力延律師抗辯，即等於敗訴，訟費例由被告負擔。《中國報》原屬文裕堂印務公司產業之一部，文裕堂如破產，則《中國報》亦須拍賣，以供訟費賠償之需。少白初以陳賡虞、楊西岩等曾有斥資萬元協助《中國報》之約，至是重申前義，竟為陳、楊所拒。一說謂陳、楊前允協助之萬元，乃以之酬報少白兩年來策劃爭取路權之勞，並非以之協助《中國報》。故少白是時不便向陳、楊進言，以免損及個人權利。後一年，陳、楊三人合酬少白九千元，即是此款云。余以《中國報》勢瀕危殆，於民黨名譽關係至巨，乃商諸外舅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購得之，始得免於拍賣。新股東為李煜堂、李紀堂、伍耀廷、伍于簪、吳東啟、麥禮廷、李亦愚、潘子東諸人。眾舉余任社長兼總編輯，新報社于八月遷於上環德輔道三〇一號。時總理在南洋，對於康同璧訟案主張繼續抗訴，特匯款三千元于少白，使延律師力爭。少白以訟事牽纏費時失事為辭，不欲再事興訟，故此案結果遂為無形之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