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余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 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纍纍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 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鞍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准，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准。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