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第四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去歲雙十二事變，不特震動全國，亦且使世界驚奇，國人對此事之觀察，大體多偏於感情的，對人的方面，而對於此事件演變之經過及其目前的實況，似不無相當隔膜。

雙十二以來所演成的政治形勢，其內容關係於我國家民族前途甚為重大，但此種政治趨勢，尚在未定期中，將來之為禍為福，要視中央當局及全國人士對此事了解之正確與否，與乎處置之方法是否妥善為斷，尤以在此三中全會期間，對此事之前途有決定的關聯。記者奉社命視察動盪中之西北大局，遊歷陝甘寧三省，曾與各有關方面作詳摯之研究，深覺西北局勢之重大機微與緊迫，非中央當局與全國人士加以真實之覺察與斷然之措施，將遺我艱難之國家以不可想像的惡果。

雙十二以來全國人士對於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要不外“人民陣線”、“聯合陣線”、“立即抗日”等流行政治宣傳，而實際上西北領導的理論不但不同於上述各說，而恰與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動向，為反人民陣線的民族統一戰線，為在某種政治商討之下擁護國民政府，與服從蔣委員長之領導，至於對外應有一定步驟與充分準備一點，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數感情衝動者外，實無人加以反對。

此種觀察，當使國人感覺驚詫，然而如能瞭然於此事之經過，亦當覺此種結論，乃屬於當然。

雙十二事件，張學良與楊虎城所採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壞國家綱紀，軍隊紀律，而尤以用政變方法，襲刦統帥，除法律與道德上造成重大責任外，萬一對蔣委員長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釀成大規模內戰之可能，當事者對於此點，今亦深致其恐懼之回憶。然而雙十二事件之發生，實以東北軍為主體，陝軍為附庸，共產黨以事後參加之地位，而轉成為政治上之領導力量。

九一八以前東北軍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論，然而九一八以後，東北人身受國破家亡之慘痛，流離飄泊之辛酸，由於事實之逼迫，“重返家園”之心情，普遍於每一個東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顧自身之力量，決不能單獨達到“回家”之理想，張學良氏海外歸來，即率部堅決擁護領袖，執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効，以待時機。但是東北軍在西北展開剿匪期中，由於一再之重大損失，知“匪”之不可輕視。由於俘虜與實際接觸之結果，知“匪”之實際，一則剿清之前途渺茫，再則似尚並非不可策動其轉變。於是政治信念動搖，祕密往還加多。去年以來，陝北剿匪工作，實已停止。於是東北軍轉而希望轉變中央之政策，張對中央一再討論之結果，迄未能變更中央方針，而自身則已無法統馭其部下。綏遠抗戰爆發，更刺激張部之動搖，再加以許多人事上的摩擦，使問題益趨複雜。張在此種情勢之中，以請求蔣委員長容納其主張之心情，加上一時之昏急，遂發生臨潼之不幸。

至於陝軍之下級幹部，親見東北軍流離之苦，兼受綏戰之興奮，與受共產軍之宣傳，剿匪政策之執行，早成疑問，上級當局再因勢而加上若干當前利益之考慮，與夫內心的不安，對雙十二之支持，遂有與東北軍並駕齊驅之勢。

自江西突圍而出，困苦長征二萬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產軍，在艱難流徙中對過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內感行動過程中事實之教訓，土地革命雖因於中國農村之性質，可以隨時發生，而鬥爭之前途，距政權之獲得為期甚遠。外感國際情勢之嚴重，眼見今日自身寄托之國家舞台，沉淪可待，遂漸捨棄階級鬥爭之策略，而採民族革命的政綱。其在西北之方針，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線，以待對內政治問題之開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對外，以博國人之同情，而實質上對內之期待甚為殷切。其與張楊部隊之往還，乃為對內政治問題上入手之初步。雙十二之突發，共產軍並未參加預謀，其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論上反對狂熱的群眾與青年幹部，明白指出雙十二為革命政黨所不採的“軍事陰謀”，謂此舉有釀成長期內戰的非常危險，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強烈之反對。

張學良陪蔣委員長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離開西安之後，青年派與群眾大譁，後得張留京消息，戰爭空氣達於沸點。經月餘之醞釀，青年派軍人與政治工作人物，逐漸有自由活動之勢。兼以中央方面大軍監視，而對方則三位一體，感情激盪，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壯軍人預謀暗殺高級將領十六員之大變，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狙擊。當時局勢混亂，勢不可已，而堅決主和痛責少壯軍人，首先以急行軍撤進者，仍為共產軍。

現在共產黨之轉變，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實為之證明，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認為中國不能倡導人民陣線，蓋人民陣線為國內的對立，中國此時不需要國內對立，中國此時需要和平統一，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同時不必反對法西斯，因實質上中國無法西斯。法西斯之條件，一方面侵略國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壓迫國內的工農，中國國內任何勢力皆無此第一條件也。

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統一國力，集中力量，以求對外圖存。

比較具體的說法，西北領導的政治理論，是比較集中於三點：第一，各黨的“政黨化”，黨完全到“議會式”的機關中活動；第二，議會產生政府；第三，軍隊的純粹“國防軍化”。國防軍只受政府的指揮，不受任何黨的指揮，所有軍人與軍隊之政治工作人員，不得有任何黨籍，軍隊政治工作依將來政府頒布之統一的民族革命綱領而實施。

自然這種辦法，因基於現實的政治基礎而進行選舉，無疑的將來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佔絕大多數的議席，實際支配政府的仍然是國民黨，不過政治的根本原則，有了些變動而已。

這個目標雖然被許多有眼光的人目為和平統一的最好方法，同時知道基於對外對內的理由，不能不有相當“過程”，這個“過程”的外表和所需時間的長短，大致不會遭各方的爭執，只要內容確是這麼一回事情。

中央當局和全國國民必須正確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勢，已成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不是過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擬；同時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軍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厭戰悔禍之心，異常普遍；第二，大多數的軍民絕無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最多不過政策的商討；第三，連過去堅強的反對派算上，對於蔣委員長勤苦謀國的精誠，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蔣先生能以更大之胸襟，從政治機構的改善上促進和平統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了西北現存的力量和另一方面的情緒，假如政治上不能尋出合理的途徑，難保不再出重新割據的局面，因而演成更慘烈纏綿的內戰。假如再行內戰下去，結果必是同歸於盡，最低限度是鷸蚌相爭。

三中全會現已開幕，對於當前的政治大問題，當然要有一番縝密的商討。不但水深火熱的西北軍民切盼著這次會議給他們好消息，全國民眾也以異常關切的心情期待著開會的結果。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