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第四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去岁双十二事变，不特震动全国，亦且使世界惊奇，国人对此事之观察，大体多偏于感情的，对人的方面，而对于此事件演变之经过及其目前的实况，似不无相当隔膜。

双十二以来所演成的政治形势，其内容关系于我国家民族前途甚为重大，但此种政治趋势，尚在未定期中，将来之为祸为福，要视中央当局及全国人士对此事了解之正确与否，与乎处置之方法是否妥善为断，尤以在此三中全会期间，对此事之前途有决定的关联。记者奉社命视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游历陕甘宁三省，曾与各有关方面作详挚之研究，深觉西北局势之重大机微与紧迫，非中央当局与全国人士加以真实之觉察与断然之措施，将遗我艰难之国家以不可想像的恶果。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士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要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等流行政治宣传，而实际上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应有一定步骤与充分准备一点，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

此种观察，当使国人感觉惊诧，然而如能了然于此事之经过，亦当觉此种结论，乃属于当然。

双十二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所采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纪律，而尤以用政变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然而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党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成为政治上之领导力量。

九一八以前东北军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论，然而九一八以后，东北人身受国破家亡之惨痛，流离飘泊之辛酸，由于事实之逼迫，“重返家园”之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之力量，决不能单独达到“回家”之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率部坚决拥护领袖，执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但是东北军在西北展开剿匪期中，由于一再之重大损失，知“匪”之不可轻视。由于俘虏与实际接触之结果，知“匪”之实际，一则剿清之前途渺茫，再则似尚并非不可策动其转变。于是政治信念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来，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而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之结果，迄未能变更中央方针，而自身则已无法统驭其部下。绥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摩擦，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种情势之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情，加上一时之昏急，遂发生临潼之不幸。

至于陕军之下级干部，亲见东北军流离之苦，兼受绥战之兴奋，与受共产军之宣传，剿匪政策之执行，早成疑问，上级当局再因势而加上若干当前利益之考虑，与夫内心的不安，对双十二之支持，遂有与东北军并驾齐驱之势。

自江西突围而出，困苦长征二万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产军，在艰难流徙中对过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内感行动过程中事实之教训，土地革命虽因于中国农村之性质，可以随时发生，而斗争之前途，距政权之获得为期甚远。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今日自身寄托之国家舞台，沉沦可待，遂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的政纲。其在西北之方针，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线，以待对内政治问题之开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对外，以博国人之同情，而实质上对内之期待甚为殷切。其与张杨部队之往还，乃为对内政治问题上入手之初步。双十二之突发，共产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明白指出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

张学良陪蒋委员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之后，青年派与群众大哗，后得张留京消息，战争空气达于沸点。经月馀之酝酿，青年派军人与政治工作人物，逐渐有自由活动之势。兼以中央方面大军监视，而对方则三位一体，感情激荡，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壮军人预谋暗杀高级将领十六员之大变，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狙击。当时局势混乱，势不可已，而坚决主和痛责少壮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进者，仍为共产军。

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同时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质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之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皆无此第一条件也。

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

比较具体的说法，西北领导的政治理论，是比较集中于三点：第一，各党的“政党化”，党完全到“议会式”的机关中活动；第二，议会产生政府；第三，军队的纯粹“国防军化”。国防军只受政府的指挥，不受任何党的指挥，所有军人与军队之政治工作人员，不得有任何党籍，军队政治工作依将来政府颁布之统一的民族革命纲领而实施。

自然这种办法，因基于现实的政治基础而进行选举，无疑的将来仍然是中国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议席，实际支配政府的仍然是国民党，不过政治的根本原则，有了些变动而已。

这个目标虽然被许多有眼光的人目为和平统一的最好方法，同时知道基于对外对内的理由，不能不有相当“过程”，这个“过程”的外表和所需时间的长短，大致不会遭各方的争执，只要内容确是这么一回事情。

中央当局和全国国民必须正确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势，已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是过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拟；同时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军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的军民绝无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坚强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蒋先生能以更大之胸襟，从政治机构的改善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西北现存的力量和另一方面的情绪，假如政治上不能寻出合理的途径，难保不再出重新割据的局面，因而演成更惨烈缠绵的内战。假如再行内战下去，结果必是同归于尽，最低限度是鹬蚌相争。

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著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著开会的结果。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