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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日本對臺統治政策概述
日本時期的統治體制
编辑明治28年（1895）10月，日本雖然擊退劉永福在臺南地區的抵抗，不過全臺各地的武裝抗日卻未完全平息，社會環境仍處於動盪的情況。層出不窮的抗日事件與臺灣人民的性格有所關係，如「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為強悍！[1]」「臺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湧大，臺民強悍。」[2]說明了臺灣民眾的強勢作風。而總督府為了應付臺灣這種時局，乃頒布各種律令與行政手段，已遂行其統治目的。
統治政策的演變
编辑由於日本缺乏殖民地的經營經驗，因此甫領臺之初，對於治臺的方針，朝野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最後，乃決定暫採「放任主義」政策，一面進行特別立法統治臺灣；一面尊重臺人固有的風俗習慣，以防民眾的紛擾。
明治31年（1898）兒玉源太郎出任臺灣總督，認為臺地的統治需順應現實狀況，並隨機應變處置，故提出「無方針主義」政策，採漸進之原則，在同化為最終的目標下，適度的尊重臺人的風俗習慣與社會組織，藉以籠絡人心，掌握臺灣。一切措施以樹立臺灣殖民地體制之全面基礎為首要，稱為「緩撫時期」。[3]
大正7年（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民族主義風潮崛起，與民主思潮風靡全球。臺人則隨著時勢之變遷、社會之進步，民族意識覺醒，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臺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地的控制。「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成了殖民政府新的統治基調，標榜日臺融合，一視同仁，希冀臺人經由同化政策能成為日本人，藉以消弭臺灣社會方興未艾的民族運動。此一時期，稱為「同化政策時期」。
1930年代起，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勃興，臺灣成了其南進基地。並且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臺灣社會納入了「戰時體制」，總督府一方面要強化臺灣的社會控制；另一方面積極推動社會教化運動，以加速臺人的同化。乃頒布「皇民化政策」，圖使臺灣民眾徹底同化成為「皇國民」，以支持日本當局發動戰爭。此一施策一直持續到昭和20年（1945）日本戰敗為止，本時期通稱為「皇民化時期」。
雖然日本的殖民統治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態度是不變的。殖民當局視臺灣為其禁臠，民眾生活並未因政策的演變而有所改善，仍舊處於被殖民者的壓榨地位之下。
獨裁專制的法律條文
编辑明治28年（1895）8月6日，日本天皇批准的臺灣總督府條例，為了鎮壓動亂，到翌年2月止，臺灣施行軍政。[4]翌年3月，武力彈壓結束，結束軍政，改行民政。卻以臺灣治安不靖、距日本遙遠往來不便、風土民情迥異於日本為由，頒布「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5]授權臺灣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使得臺灣被摒除於日本憲法的保障之外。
「六三法」賦予總督立法權，而臺灣總督本來就具有行政、軍事的權限，現在再加上立法權，總督形同集行政、軍事、立法、司法權於一身的獨裁者。此外，「六三法」雖附加有效期限三年的規定，但期滿後迭作延長。明治39年（1906），日本政府又向國會提出延期之議，改以「法律第三十一號」（簡稱三一法）取代，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其內容與性質並無太大的改變。
「三一法」施行到大正10年（1921）底結束，再改以第三號法案（法三號）取代，沿用到日本結束統治為止。此法標榜日本本國之法律原則上亦適用於臺灣，總督的律令制定權僅限於因臺灣的特殊情況而必要時。即便如此，並非意味殖民專制體制將有所改變，臺灣人依舊不是法律的主體，而被殖民者的地位並沒有太大的提昇。
在絕對的權力下，必然出現惡法。例如明治31年（1898）11月，兒玉源太郎總督就根據「六三法」制訂「匪徒刑罰令」，列舉多項死刑罪，針對臺灣的治安進行整治，以收立竿見影之效。此令表面上係為打擊土匪、維持社會治安而設，實際上卻成了報復抗日行動的工具了。
從【表8-1-1】中可以看出，臺南地區從明治31年（1898）開始，法院所審理的案件量與前幾年相差許多，更可以看到死刑審判的人數亦提高許多。一直到明治37年（1904）後，臺灣全島各地的反抗活動逐漸消弭，法院所審理的案件數才大幅降低許多。經過了殖民政府嚴厲的鎮壓之後，表面上臺南一帶的社會已漸趨平和，不過從臺南發生多起的抗日事件中可以得到驗證，民眾怨氣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終會爆發。
| 項目 | 受理 | 結案 | ||||||||
| 年度 | 件數 | 人數 | 死刑 人數 |
無期 徒刑 |
拘役 | 無罪 | 免訴 人數 |
銷案 人數 |
合計 | |
| 件數 | 人數 | |||||||||
| 1895 | 34 | 83 | 35 | 1 | 12 | 31 | – | – | 34 | 83 |
| 1896 | 34 | 74 | 17 | 9 | 26 | 14 | – | – | 34 | 74 |
| 1897 | 51 | 81 | – | 11 | 3 | 13 | 14 | – | 51 | 81 |
| 1898 | 143 | 215 | 38 | 31 | 14 | 17 | – | 143 | 215 | |
| 1899 | 350 | 453 | 307 | 38 | 25 | 64 | – | 2 | 350 | 453 |
| 1900 | 289 | 348 | 188 | 38 | 24 | 59 | – | 3 | 289 | 348 |
| 1901 | 600 | 698 | 510 | 41 | 37 | 57 | – | 14 | 600 | 698 |
| 1902 | 405 | 443 | 315 | 21 | 31 | 45 | – | 16 | 405 | 443 |
| 1903 | 51 | 56 | 38 | 4 | 4 | 6 | – | – | 51 | 66 |
| 1904 | 2 | 3 | 1 | – | 1 | – | – | 51 | 56 | |
| 1905 | 2 | 7 | 6 | 1 | – | – | – | 2 | 7 | |
| 1906 | 2 | 2 | – | 1 | – | 1 | – | – | 2 | 2 |
| 資料來源：古野直也，《臺灣代誌（下）》，臺北：創意力文化，1996，頁159。 | ||||||||||
警察政治與保甲制度
编辑為了配合地方行政，總督府於臺灣設立所謂的警察制度，以加強社會控制。明治30年（1897）乃木總督實施所謂的「三段警備制」，將臺灣全島的警備勤務區分成三級：匪徒經常出沒與治安最壞的山地列為第一級，由軍隊、憲兵負責；山地與平地之中間地帶為第二級，由憲兵、警察負責；村落與城市列為第三級，由警察負責行政及警備。[6]明治31年（1898），兒玉總督對警察制度進行改革，在各地增設派出所，增加警察人員，將維持治安的任務完全委諸警察。臺灣的警察密度為日本帝國所有領土中最高的，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3.1名警察，每一名警察管理547位臺灣人，[7]這些數字說明了臺灣社會的統治性格。
在日本時期，臺灣的警察由於職權[8]不斷的擴大而至於無所不管。其以令人畏懼的權威處理和干預臺人的日常生活，強而有力地控制臺灣社會，成了殖民當局有效執行行政業務的工具。
除了綿密的警察系統網，總督府並加入民間的力量–保甲制度，以達到滴水不漏的社會控制。明治31年（1898）8月，總督府為確保地方安寧，乃頒布保甲條例及保甲條例施行細則。其制度與清朝制度相仿，十戶為一甲，十甲編成一保，甲置甲長，保置保正，分別由甲及保選舉，報請所轄郡守、支廳長、警察署長或警察分署長認可後任命之。
保甲組織乃參酌清代的保甲制度而成立，主要是協助警察機關取締或搜捕犯罪者，以維社會秩序。不過與清代的保甲組織相比，此一時期的保甲幾淪為警察機關的附庸，形同傀儡。而有自衛性質的壯丁團，[9]到了日據主要接受警察機關的指揮，從事天災地變的警戒及協助警察搜查之活動，較諸清代的地方團練，其功效相差無幾，不過其自主空間則相距甚大。【表8-1-2】乃日本時期南瀛地區的保甲數目與壯丁團數之統計表。
| 廳別 | 保 | 甲 | 壯丁團 | 職員 | 壯丁數 |
| 臺南 | 322 | 3,312 | 108 | 109 | 1,803 |
| 鹽水港 | 83 | 3,379 | 83 | 83 | 29,299 |
| 合計 | 405 | 6,691 | 191 | 192 | 31,102 |
| 資料來源：洪波浪等，《臺南縣志》卷三政制志（上），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頁128。 | |||||
昭和20年（1945）6月，總督府鑒於警察機關已相當充實，而保甲制度亦已發揮其作為警政輔助機關的效果，乃正式廢除該制度。可以說保甲制度與日本的殖民統治乃相始終。
殖民行政組織
编辑專制體制的建立與組織變遷
编辑日本領有臺灣之後，以陸軍大將或中將出任臺灣總督一職，總攬臺灣的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權。臺灣人民的權利、義務幾乎完全掌控在總督的手中，臺灣成了明治憲法的政治異域之區。迨至大正8年（1919），原敬內閣進行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第8任的田健治郎就是在此情況下擔任第1位文官總督。不過文官總督與日本國內的政黨政治休戚相關，從16年換了9位總督可看出箇中的端倪。之後，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氣焰高漲，連帶臺灣的殖民首長亦轉而由具軍事身份的武官擔當。昭和11年（1936），出身海軍大將的小林躋造出任第17任臺灣總督，直到昭和20年（1945）日本投降為止，臺灣總督始終由軍人擔任。
輔佐總督行使殖民統治政策的，主要以民政長官為主。例如兒玉擔任總督時，任命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縱使他大多數的時間皆不在臺灣，後藤新平依舊負責幫他推動主要的政務。總督府下的組織，為配合施政的需要，局署雖有增刪或易名，但組織架構不變。
至於諮詢機構，初期設有評議會，由總督與府內高級官員兼任組成，故屬於形式上的機關，並無法對總督產生制衡的力量。縱使到了後期，評議會組織加入了民間日、臺人代表，然此些代表多為總督所遴選，依舊無法對總督產生任何的約束力。因此臺人輿論譏其為「空掛民意的招牌」。[10]
| 總督姓名 | 任期時間 | 民政長官（總務長官） | ||
| 武官總督 | 第1任 | 樺山資紀 | 1895.5.10～1896.6.2 | 水野遵 |
| 第2任 | 桂太郎 | 1896.6.2～1896.10.14 | 水野遵 | |
| 第3任 | 乃木希典 | 1896.10.14～1898.2.26 | 曾根靜夫 | |
| 第4任 | 兒玉源太郎 | 1898.2.26～1906.5.23 | 後藤新平 | |
| 第5任 | 佐久間左馬太 | 1906.5.23～1915.5.1 | 祝辰巳 | |
| 第6任 | 安東貞美 | 1915.5.1～1918.6.6 | 內田嘉吉 | |
| 第7任 | 明石元二郎 | 1918.6.6～1919.10.24 | 下村宏 | |
| 文官總督 | 第8任 | 田健治郎 | 1919.10.29～1923.9.2 | 賀來佐賀太郎 |
| 第9任 | 內田嘉吉 | 1923.9.6～1924.9.1 | 賀來佐賀太郎 | |
| 第10任 | 伊澤多喜男 | 1924.9.1～1926.7.16 | 後藤文夫 | |
| 第11任 | 上山滿之進 | 1926.7.16～1928.6.16 | 後藤文夫 | |
| 第12任 | 川村竹治 | 1928.6.16～1929.7.30 | 河原田稼吉 | |
| 第13任 | 石塚英藏 | 1929.7.30～1931.1.16 | 人見次郎 | |
| 第14任 | 太田政弘 | 193.1.16～1932.3.2 | 高橋守雄、木下信 | |
| 第15任 | 南弘 | 1932.3.2～1932.5.27 | 平塚廣義 | |
| 第16任 | 中川健藏 | 1932.5.27～1936.9.2 | 平塚廣義 | |
| 武官總督 | 第17任 | 小林躋造 | 1936.9.2～1940.11.27 | 森岡二郎 |
| 第18任 | 長谷川清 | 1940.11.27～1944.12.30 | 齊川樹 | |
| 第19任 | 安藤利吉 | 1944.12.30～1945.10.25 | 成田一郎 | |
| 資料來源：古野直也，《臺灣代誌（下）》，臺北：創意力文化，1996，頁262～276；黃昭堂，《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72、114～115、165。 | ||||
南瀛地方行政體制的沿革
编辑日本領有臺灣之後，行政區域的劃分初始參照清朝末期的舊制，將清末的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改為臺北縣、臺灣縣與臺南縣。臺南縣所轄包括現今的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縣市境域皆屬之。不過隨著政權的日益穩固，行政區劃亦作了多次的調整（見【表8-1-4】）。行政區的變動並不代表地方自治的變革，僅止於展現表面上行政區域的變動，基本上，地方的行政首長多無真正的實權，工作以執行上級所交辦的任務為主。
| 分期 | 時間 | 全臺行政區劃 | 本縣隸屬行政區 |
| 臺南縣時期 | 明治28年（1895） | 3縣（臺北縣、臺灣縣、臺南縣） | 臺南縣 |
| 明治29年（1896） | 3縣1廳（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澎湖廳） | 臺南縣 | |
| 明治30年（1897) | 6縣1廳（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嘉義縣、臺南縣、鳳山縣、宜蘭廳、臺東廳、澎湖廳） | 臺南縣 | |
| 明治31年（1898） | 3縣3廳（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宜蘭廳、臺東廳、澎湖廳） | 臺南縣 | |
| 臺南廳時期 | 明治34年（1901） | 20廳（臺北、基隆、宜蘭、深坑、桃仔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斗六、嘉義、鹽水港、臺南、蕃薯寮、鳳山、阿緱、恆春、臺東、澎湖 | 曾文溪以北屬鹽水港廳 曾文溪以南屬臺南廳 |
| 明治42年（1909） | 12廳（臺北、宜蘭、桃園、新竹、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阿緱、臺東、花蓮港、澎湖） | 急水溪以北屬嘉義廳 急水溪以南屬臺南廳 | |
| 臺南州時期 | 大正9年（1920） | 5州2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 | 臺南州（下轄新豐郡、曾文郡、北門郡、新化郡、新營郡） |
| 資料來源：1﹒盧嘉興，〈臺南縣疆域沿革〉，《臺南縣地名研究輯要》，臺南：臺南縣政府，1982，頁98〜100。 2﹒洪波浪等，《臺南縣志》卷四政制志（上），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頁24～27。 | |||
而基層的地方行政採街庄制度，遴選轄區內具才德資望者，報備核可後任命之。街庄長不具有官吏資格，無固定俸給，僅支給事務費，主要的工作是協助總督府處理行政事務，並非落實的地方自治制度。
總督府甚會拉籠臺灣社會領導士紳來擔任地方行政官吏的職缺，以其聲望來協助總督府的政令推動。不過，較高階的職位依舊由日人來擔綱（如廳縣知事一職多有日人擔當，見【表8-1-5】），臺人所擔任的職位以街、庄、辨務署等基層行政官員為主。這種行政變革，一直要到日據末期，地方上的行政首長才享有較高的職權，然總督府依舊總攬大部份的權限。
| 分期 | 時 | 間 | 行政首長 |
| 臺南縣時期 | 明治28年 | 1895 | 代理知事古莊嘉門 |
| 明治29年 | 1896 | 知事磯貝靜藏 | |
| 明治33年 | 1900 | 知事今井艮一 | |
| 臺南廳時期 | 明治35年 | 1902 | 臺南廳長山形脩人 鹽水港廳長村上先 |
| 明治40年 | 1907 | 臺南廳長兼鹽水港廳長村上先 | |
| 明治41年 | 1908 | 臺南廳長津田毅一 鹽水港廳長朝倉菊二郎 | |
| 明治43年 | 1910 | 臺南廳長松木茂俊 | |
| 大正5年 | 1916 | 臺南廳長枝德二 | |
| 臺南州時期 | 大正9年 | 1920 | 知事枝德二 |
| 大正11年 | 1922 | 知事吉岡荒造 | |
| 大正13年 | 1924 | 知事松井榮堯 | |
| 大正14年 | 1925 | 知事喜多孝治 | |
| 昭和2年 | 1927 | 知事片山三郎 | |
| 昭和4年 | 1929 | 知事永山止米郎 | |
| 昭和5年 | 1930 | 知事明尾良辰 | |
| 昭和6年 | 1931 | 知事橫光吉規 | |
| 昭和7年 | 1932 | 知事今川淵 | |
| 昭和11年 | 1936 | 知事藤田員治郎 | |
| 昭和12年 | 1937 | 知事川村直岡 | |
| 昭和14年 | 1939 | 知事石井龍豬 | |
| 昭和15年 | 1940 | 知事一番ク瀨佳雄 | |
| 昭和17年 | 1942 | 知事宮木廣大 | |
| 昭和19年 | 1944 | 知事宮尾五郎 | |
| 資料來源：洪波浪等，《臺南縣志》卷三政制志（上），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頁88～93。 | |||
大正9年（1920），臺灣地方自治改革運動倡起，總督田健治郎為了緩和臺人澎湃的民權思想，乃實施所謂的「協議會」制，由殖民當局就轄內有聲望者遴選擔任之，供地方行政長官諮詢，乃一有名無實的機構，僅為蒙騙臺人罷了！昭和10年（1935），經過臺人長期的抗爭，遂開放部分的參政權與自治權給臺人，半數名額經由選舉的方式產生，年滿25歲，一年當中繳納5圓以上稅款者則具選舉權。同年11月，第一屆臺南州州議會議員選舉，當選的臺人有劉清井、高添旺、陳麟綢、呂憲發等人，任期4年。昭和14年（1939），第二屆州議會議員選舉，經由選舉所當選的臺人有劉清井等10人。[11]這種半自治的地方行政，亦因日本的投降而宣告結束。綜觀當時南瀛於日本時期的地方政治，仍跳脫不了總督府的高壓殖民統治的桎梏，臺南民眾依舊處於受壓榨的地位。
皇民化運動
编辑中日戰爭爆發時，臺灣雖已被日本統治了42年，且經過「同化」政策的改造，但日人為避免臺灣人倒戈相向，乃加強「皇國的精神」教育，使臺人成為「忠良的帝國臣民」。[12]因此日本的治臺政策進入新的階段，開始推動所謂的「皇民化政策」。
其實早於昭和11年（1936），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於東京發表的治臺方針中，即宣示「工業化、皇民化、和南進基地化」[13]的統治原則。戰爭爆發後，為了加強對臺灣民眾的同化，乃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藉以協助日本完成「聖戰」，進而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
臺灣總督府認為要使臺人徹底的皇民化，必須從「生活改善」和「打破陋習」等日常生活方面著手。透過密佈全島的保甲組織網來協助其推展皇民化運動。昭和16年（1941），策動全臺成立「皇民奉公會」，標榜「臺灣一家」，以促進昂揚鬥志，實踐決戰生活、強化勤勞態度與鞏固民防等目標。「皇民奉公會」成為涵蓋上至總督府各機關、下至全臺各級地方政府，渾然一體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機關。而分布各地的皇民奉公會，則成了皇民化運動的重要細胞。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包括：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國語運動、改姓名、與志願兵制度。[14]
在社會宗教與風俗的改革方面，要以日本的國家神道取代臺灣原有的傳統信仰。為了達成此一目的，一方面在臺灣廣設神社，要求臺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另一方面則透過寺廟的整理與裁併，希冀消滅民間宗教。然而，由於臺灣民眾對於固有的信仰，已有根深蒂固的認同，對於日本神道的參拜，僅是表面上的信服，私下百姓仍對傳統的神祇偷偷祭拜。整個神道信仰的改革在日本戰敗之後，則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影響。不過，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的一些社會風俗改造、提昇人民的生活素質上等非政治性的活動，確有助於臺灣民眾生活水準的提昇。
在國語運動方面，主要的目標是希望全臺的民眾都能講日語。除了學校廢除漢語的教學、報紙禁止漢文版外，乃廣設「國語講習所」，針對教育程度較低或失學的人口進行日語教育；而對於已具備日語能力的高階民眾，則採「國語家庭」的獎勵方式，以促成日語的普及化。
在改姓名方面，將漢姓名改成日本式的姓名，無疑的是作為真正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不過臺灣百姓申請的態度相當不踴躍，除了少數社會精英或與公務有關的人員外，多數人仍舊沿用其漢名。
臺灣於昭和17年（1942）4月1日起實施志願兵制度，以募兵方式，勸誘臺人加入戰場。初始，臺灣百姓對這項制度反應似乎相當的熱烈，自願申請當兵者相當踴躍，共計有20萬7183人加入了戰局，[15]將皇民化運動推向了最高潮。而後，隨著戰事的吃緊，日本開始在臺實行徵兵制，導致大批的年輕人喪命於戰場上。而戰爭期間，日本當局亦曾在臺灣徵集慰安婦，在臺灣的統治上，留下一筆血淚的控訴。
註釋
编辑- ↑ 姚錫光，〈第三次問答節略〉，《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7。
- ↑ 姚錫光，〈第四次問答節略〉，《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30。
-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0，頁493-494。以下分期同本註。
- ↑ 古野直也，《臺灣代誌（下）》，臺北：創意力文化事業，1996，頁30。
- ↑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202。
- ↑ 古野直也，《臺灣代誌（下）》，臺北：創意力文化，1996，頁106。
- ↑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114。
- ↑ 具體而言，警察的職權如下：1.法律的執行者和公共事務的維護者；2.協住地方政府處李一般行政事務；3.執行經濟統治措施。詳見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216。
- ↑ 壯丁團的編組，主要從轄區內住民年滿17歲以上未滿50歲的男子中，選拔身體壯碩、品行善良者擔任之。見幸田春義，《臺灣統治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117。
- ↑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211。
- ↑ 洪波浪等，《臺南縣志》卷3〈政制志〉（中），新營：臺南縣政府，1980，頁22～23。
- ↑ 李筱峰. 《臺灣史100件大事（上）》，臺北：玉山社，1999 ，頁172。
- ↑ 洪秋芬，〈臺灣保甲和「生活改善」運動：:1937～:1945〉，《思與言》29（4），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1，頁119。
- ↑ 李筱峰. 《臺灣史100件大事（上）》，臺北：玉山社，1999 ，頁173。
- ↑ 黃昭堂，《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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