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卷38

王安石變法 ◄

宋史紀事本末 學校科舉之制

► 元豐官制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製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餘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捨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着爲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遊、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佔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並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陰者爲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捨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捨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廷。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概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葉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着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譭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囑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幹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製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製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於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榖樑》、《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佔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佔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傢俬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才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捨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雲。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