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
一 编辑
在第四十二號的《星期評論》上面，我已經把我對於“工讀互助團”的意見，略為說了一點。我所以對於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有些懷疑的緣故，是為了怕“工讀互助團”這一種組織，不能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並不是不贊成“工讀互助”這個主義。我的理由是：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著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麽人，沒有不受這一個強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做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力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余勞動時間’，更是做不到的。”
我因為看出這個極大困難的地方，所以我對於現在懷抱改造社會誌願的青年，提出一個意見是：
“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冒險的青年，既不願意附隨著惡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這兩層意思，說得太過簡單，現在我再詳細一點說明我的意見。
二 编辑
胡適之先生解釋“工讀主義”的意思，和我所觀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學的意思來解釋工讀主義，所以他說，大家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很特別，這實在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歐美各國，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有許多苦學生一面做工，一面讀書。這件事固然也是工讀辦法的一種，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現在所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意義，或許有些不同。因為那一種單純的苦學，最初就只是為了個人經濟上的缺乏，並沒有含得有什麽理想。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就不然了。照我所曉得的說：發起工讀互助團的人，或許意思還不專註重在解決思想上、物質上的煩悶痛苦；進工讀互助團的人，的確有許多是為了思想與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這工讀互助，來做解決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們那些組織工讀互助團的青年，第一步便著手去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把“自由戀愛”和“協作共享”拿來作一個理想的標幟。這不能說他們是認識錯誤、節外生枝的。大概所以發生“工讀互助團”這個組（織）的物質的原因有三個：
（一）青年學生，因為思想和行為與家庭抵觸，他們的家庭便停止供給他們的學費。
（二）學校的教育、管理和學生的思想相背馳，或學校因此便拒絕有自由思想的學生求學。
（三）有誌求學的青年，很想求學，實在沒有負擔學費的能力。
這三個物質上的原因，和“分工協作”“勞動神聖”等社會改造的理想合起來，才有工讀互助團這一個事實發生。所以他們標明是工讀互助團，不是僅標明叫工讀團。我想已經把理想的目標說明了多少。現在工讀互助團在進行上發生了困難，這個困難是由何處發生的？我想決不是因為那些團員的理想，還是為了“生產能力薄弱”。這一層就是適之先生也看見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改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因為那一層還不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題目。
三 编辑
北京的生活情況如何，我不能夠曉得，所以我的批評，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來講。
現在是機關[器]工業的時代了。現代機器工業的特殊性：一是動力，二是工人數，三是資本家的經營法。在這一種工業裏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電力的發動機關，有替代人工技術的機器，多數的工人，有專門的指導者，結果就是以很少的時間造大量的生產品。效用就是減輕生產費減少生產品的價格（這是與手工業在同時、同程度的比較上看，並不是說的物價低落，閱者要留意）。在這一種協作生產的上面，再加上一個資本家經營的性的，於是又有了兩個作用：一個就是工銀制度；一個就是自由競爭。和工銀制度相關聯的，就是工銀減少和時間加多；和自由競爭相關聯的，就是生產過多過少和生產品的停滯、企業的恐慌。
這一種工業制度發生出來之後，從前那些手工業、工場手工業，都一步一步地立在劣敗的地位去。多一家大工業發生，就同發生許多失業者。從前費了許多工夫，學得來的一個專門職業，漸漸多歸於無用，化為一個普通的無職業者。
此外，在職業的性質上，和大機器工業不十分抵觸的工業如何呢？在這一種工業範圍內，職業〈雖〉然不受大機器總業的壟斷—然而，在生活上卻不能不受大機器工業生產費減輕、生產品價格低廉和失業者加多的影響。所以“生活難！”這一個嘆聲，並不只限於失業者和工場勞動者，就是還不受機器工業直接支配的手工業者裏面，也是布滿了的。
非機器工場勞動者當中，除了上面所述這種要特別學習的職業而外，還有不要學習隨便可以會得的：例如人力車夫、碼頭人夫之類，但是這一種是要有相當的體力。此外，高等一點的職業，而且還要多少識幾個字才能夠做的，如像郵政配送人、新聞配送人、牛奶面包配送人，但是這些也要兩只腳能夠跑相當的路。此外，旅館、酒館的茶房，也要有相當的經驗。並且以上各種職業，都不是沒有機會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社會上也有許多想謀這些職業謀不到的。在這以自由競爭的原則支配商品的社會裏面，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並且是一種很廣泛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競爭的。
至若商業上的雇員，這個得地位機會更不容易，而且非經過若幹日的學習期間 —— 徒弟或學生 —— 不可。
四 编辑
工讀互助團既然是以“勞動”為一個目的，這個“勞動”，又是“生產的勞動”，是要以團員的勞動，支持團員的生活，那麽當然是要受上面所講的商品原則支配。因為團體的生產，並不是直接消費的生產，還是商品生產（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分是的），是要把生產品拿去換了錢，再拿錢去買別種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產的，是要生產機關。就是先要拿錢去換得所需用的生產機關，然後才能制出商品去賣。那麽市場上勞動力的價格，當然支配著團員生產品的價值，同時就支配著團員勞動力的價值。市場上面的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為現在工讀互助團裏的設備，並不是機器工業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團員勞動的熟練程度總是很差的，或者“勞作程序”的配備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導，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這層毛病，那麽效率又要減少若幹成數。
可是在許多社會的條件不備上面，團員卻有了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勞動時間減少”—因為要達求學的目的—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聽說他們理想的是四點鐘勞動，後來做不到了，才加成六點鐘，更加到八點鐘、十點鐘，然而生活難這一個困難，到底打消不了。實在說來，這一個困難，本來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這一個社會組織裏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會上已經早沒有生活難的嘆聲了。
五 编辑
所以我說：要想用工讀互助團這一個方法，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來達半工半讀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還有一層，在外國做苦學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國要容易得多：第一，工價高；第二，工作時間少；第三，學校發達，有無論日夜可以隨時入學的學校；第四，到處都有公共的圖書館、博物館等等設備。中國這些求學的條件都沒有。古時求學的人，只要找到了兩本破書，掛在牛角上，映在螢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現在要講到求學，這些個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時的求學，的確可以說是私人的求學。現代的求學，除了以“社會的恩惠”來養住求學的人，供給求學者的一切材料，是絕對做不到的。大家都曉得講：求學問不是在教科書上去求得的，是要從種種方面的研究和試驗上面，才可以求得來的。既然明明曉得求學要如此才行，那麽，社會上為公共求學的設備一點都沒有，又不能供給求學者的需要。有資產的人，還硬把社會財產的一部分扣起來，拿這財產權的權威，壓住有新思想的子女，連子女求學的機會，也給他剝奪了。在這樣的社會裏面，要靠少數的青年男女，和外國的苦學生一樣，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真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發起的什麽工讀介紹社，適之先生也是很贊成的。倘若專就表面看看，定以為這種辦法是很通的—也曉得他這個辦法，也有些難做。他說：（“）我們把那些要半工半讀的青年，由介紹社裏介紹給各工場，不要他們多錢，只要夠吃飯就行了；但是要預先約定，時間不好過若幹點鐘。（"）可是我們想想，現在人家做十二點至十五點鐘的工人，得的幾角錢，夠吃人吃的飯不夠？夠穿人穿的衣不夠？夠住人住的房子不夠？還要說負擔學費，真是有點做不到呢！至若說到“預先約定，不要他多錢只要夠吃飯，但時間不能過若幹點鐘”，這更是太把私有財產制下的生活—資本家生產制的生活，看得太過容易。
倘若要說是做特別人情，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說現在資本家裏面“利國福民的慈善家”很多，並且也還有“留美六年”的戴樂爾研究者，平時養幾個普通吃閑飯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個大人先生的面子，介紹一兩人給他們，就是領領幹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別的人的特別機會，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並且這樣的事，到處都盡有，只消各人照著老法子辦就得，不但用不著講什麽“工讀互助主義”，並且也用不著講“工讀主義”。
除此之外，也還有收窮苦學生，不收學費、膳費及其他一切費用的大學。但是要關在上海靜安寺路兩丈高的鐵門裏，還要三跪九叩禮拜倉頡大聖人。恐怕這樣的學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願意去的。
至若說到給大學教授或私人著述家作書記，這本來也是一個辦法，可惜中國的教授和私人著述家，實在太少。靠賣講義、賣文章過日子而請得起書記的人，尤其是風毛麟角。而且這些枝枝節節的辦法，和工讀互助團，簡直可以說是毫無關系。
六 编辑
我常常想：今天我們做一個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飯，用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制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裏用的，不但不是一個地方的出產，並且是好幾個國度、好幾個顏色的人所做出來的。在這一個“物產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個人，又逢著這一個“世界的生活”的當口，要想獨善其身，除了采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東西—沒有別的法子。要想獨善其國，除了學紅燈教徒，也再沒有別的法子。采薇而食，固然是我們所不願意的；紅燈教徒，更不但是不願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會即已—一要想改革社會，決沒有只做一個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讀互助”，是一個普通的理想，要實現這一個理想，只有對著全社會的改造事業上去做工夫。在做這一個工夫的人，便沒有法子可以免卻自己的犧牲。不但是地位、金錢種種利益要犧牲，在有必要的時候，連求學這一件事，也有時非犧牲不可。這一個犧牲，並不是我們願意的，實在是“社會的罪惡”和我們各人之“社會的良心”逼著我們犧牲的。所以我在這工讀互助團發生了破綻的時候，才提出這一個意見來，在我這一個意見內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的。
（二）肯耐苦、肯冒險的。
（三）不願意附著罪惡的社會和家庭過茍安的生活的。
（四）盡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目的，並且解決不了自己理想中的問題的。
至於此外單純以求學為目的，或者是為學得相當的學問技術以後，做一個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忠實雇員的人，以及以階級的利達為理想的人，當然不在我所討論的範圍以內。因為憑著個人的機會去求人家慈善施與，雖不是人人可以做得來的，卻是也有人可以做得來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不單是今天中國改造事業上一個很大的需要，在事業上，已經快要逼到許多中流階級的人，非走這一條路不可。“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產業界的一個趨勢了。
（附註）我聽見一個絲行的人說：某絲廠裏一個夥房，是一個從前的秀才，一向在鄉下教書的。因為在鄉下教書，一年只賺得了三四十千錢，到上海做夥房，一年可以賺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願做夥房。同樣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還曉得有好幾個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學校裏念過五六年書的，因為生活困難，靠手工養活不了，投到工場裏去天做十二點的工。我們一方面看見資產階級的膨脹，一方面看見中流階級的雕落，便可以曉得今天中國吃苦的人，不僅是眼前看得見的窮苦人，就是中流階級的前途，倘若放任過去，也是一天一天地窮困。
使用多數人的工場，是一個最新式的協作機關。這個協作，是為資本的利益，受資本家的指揮的協作。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協作組織裏面，除去上述兩層弊害，為協作者的利益，由協作者自治的協作機關；除了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而外，並無別法。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這些問題的各個解決，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和奮鬥才可以解決得來的。何況“產業管理”那樣的重大問題，更非有多少日子的訓練和教育，哪裏容易做得到！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一個辦法，是我為有思想、有勇氣的青年所提出的一個唯一的辦法。
七 编辑
有人說：“我們的理想，總要想法訓練，總要試驗。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是我們一個訓練、試驗的機關。”不錯，訓練與試驗，都是要緊的。就算能夠集合了一大筆的資本、設備、許多精良的生產機關，聯合幾十人幾百人在裏面訓練、試驗理想中的新生活，這全社會中資本家生產制的壓迫力和誘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擋得住。不單是如此離開了現實痛苦的訓練和試驗，恐怕也未必充分！
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那裏有許多的苦人，那許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裏去找材料，要奮鬥也要在那裏去找朋友，要訓練也要在那裏才有戰鬥員，要試驗也要在那裏才是大大的試驗所、桃花源、別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是訓練與試驗的唯一方法。倘若失敗了，也可以對世界上供給一個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