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

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
作者:季陶
1920年4月1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卷7

在第四十二号的《星期评论》上面,我已经把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略为说了一点。我所以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有些怀疑的缘故,是为了怕“工读互助团”这一种组织,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并不是不赞成“工读互助”这个主义。我的理由是:

“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以世界的强力,压迫著自由劳动者的时代,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受这一个强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会生活,妨碍学生的自由思想,为主的并不是家庭,不是官厅,不是学校,只是资本家生产法所代表的财产私有制。在这一种社会组织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做生产的工,一面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我因为看出这个极大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对于现在怀抱改造社会志愿的青年,提出一个意见是:

“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随著恶社会过生活,又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应该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这两层意思,说得太过简单,现在我再详细一点说明我的意见。

胡适之先生解释“工读主义”的意思,和我所观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学的意思来解释工读主义,所以他说,大家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很特别,这实在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欧美各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许多苦学生一面做工,一面读书。这件事固然也是工读办法的一种,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现在所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意义,或许有些不同。因为那一种单纯的苦学,最初就只是为了个人经济上的缺乏,并没有含得有什么理想。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就不然了。照我所晓得的说:发起工读互助团的人,或许意思还不专注重在解决思想上、物质上的烦闷痛苦;进工读互助团的人,的确有许多是为了思想与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这工读互助,来做解决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们那些组织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第一步便著手去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把“自由恋爱”和“协作共享”拿来作一个理想的标帜。这不能说他们是认识错误、节外生枝的。大概所以发生“工读互助团”这个组(织)的物质的原因有三个:

(一)青年学生,因为思想和行为与家庭抵触,他们的家庭便停止供给他们的学费。

(二)学校的教育、管理和学生的思想相背驰,或学校因此便拒绝有自由思想的学生求学。

(三)有志求学的青年,很想求学,实在没有负担学费的能力。

这三个物质上的原因,和“分工协作”“劳动神圣”等社会改造的理想合起来,才有工读互助团这一个事实发生。所以他们标明是工读互助团,不是仅标明叫工读团。我想已经把理想的目标说明了多少。现在工读互助团在进行上发生了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何处发生的?我想决不是因为那些团员的理想,还是为了“生产能力薄弱”。这一层就是适之先生也看见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改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因为那一层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

北京的生活情况如何,我不能够晓得,所以我的批评,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来讲。

现在是机关[器]工业的时代了。现代机器工业的特殊性:一是动力,二是工人数,三是资本家的经营法。在这一种工业里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电力的发动机关,有替代人工技术的机器,多数的工人,有专门的指导者,结果就是以很少的时间造大量的生产品。效用就是减轻生产费减少生产品的价格(这是与手工业在同时、同程度的比较上看,并不是说的物价低落,阅者要留意)。在这一种协作生产的上面,再加上一个资本家经营的性的,于是又有了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工银制度;一个就是自由竞争。和工银制度相关联的,就是工银减少和时间加多;和自由竞争相关联的,就是生产过多过少和生产品的停滞、企业的恐慌。

这一种工业制度发生出来之后,从前那些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都一步一步地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多一家大工业发生,就同发生许多失业者。从前费了许多工夫,学得来的一个专门职业,渐渐多归于无用,化为一个普通的无职业者。

此外,在职业的性质上,和大机器工业不十分抵触的工业如何呢?在这一种工业范围内,职业〈虽〉然不受大机器总业的垄断—然而,在生活上却不能不受大机器工业生产费减轻、生产品价格低廉和失业者加多的影响。所以“生活难!”这一个叹声,并不只限于失业者和工场劳动者,就是还不受机器工业直接支配的手工业者里面,也是布满了的。

非机器工场劳动者当中,除了上面所述这种要特别学习的职业而外,还有不要学习随便可以会得的:例如人力车夫、码头人夫之类,但是这一种是要有相当的体力。此外,高等一点的职业,而且还要多少识几个字才能够做的,如像邮政配送人、新闻配送人、牛奶面包配送人,但是这些也要两只脚能够跑相当的路。此外,旅馆、酒馆的茶房,也要有相当的经验。并且以上各种职业,都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社会上也有许多想谋这些职业谋不到的。在这以自由竞争的原则支配商品的社会里面,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并且是一种很广泛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竞争的。

至若商业上的雇员,这个得地位机会更不容易,而且非经过若干日的学习期间 —— 徒弟或学生 —— 不可。

工读互助团既然是以“劳动”为一个目的,这个“劳动”,又是“生产的劳动”,是要以团员的劳动,支持团员的生活,那么当然是要受上面所讲的商品原则支配。因为团体的生产,并不是直接消费的生产,还是商品生产(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分是的),是要把生产品拿去换了钱,再拿钱去买别种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产的,是要生产机关。就是先要拿钱去换得所需用的生产机关,然后才能制出商品去卖。那么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当然支配著团员生产品的价值,同时就支配著团员劳动力的价值。市场上面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现在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并不是机器工业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团员劳动的熟练程度总是很差的,或者“劳作程序”的配备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导,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这层毛病,那么效率又要减少若干成数。

可是在许多社会的条件不备上面,团员却有了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劳动时间减少”—因为要达求学的目的—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听说他们理想的是四点钟劳动,后来做不到了,才加成六点钟,更加到八点钟、十点钟,然而生活难这一个困难,到底打消不了。实在说来,这一个困难,本来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这一个社会组织里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会上已经早没有生活难的叹声了。

所以我说:要想用工读互助团这一个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来达半工半读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还有一层,在外国做苦学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第一,工价高;第二,工作时间少;第三,学校发达,有无论日夜可以随时入学的学校;第四,到处都有公共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等设备。中国这些求学的条件都没有。古时求学的人,只要找到了两本破书,挂在牛角上,映在萤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现在要讲到求学,这些个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时的求学,的确可以说是私人的求学。现代的求学,除了以“社会的恩惠”来养住求学的人,供给求学者的一切材料,是绝对做不到的。大家都晓得讲:求学问不是在教科书上去求得的,是要从种种方面的研究和试验上面,才可以求得来的。既然明明晓得求学要如此才行,那么,社会上为公共求学的设备一点都没有,又不能供给求学者的需要。有资产的人,还硬把社会财产的一部分扣起来,拿这财产权的权威,压住有新思想的子女,连子女求学的机会,也给他剥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要靠少数的青年男女,和外国的苦学生一样,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真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发起的什么工读介绍社,适之先生也是很赞成的。倘若专就表面看看,定以为这种办法是很通的—也晓得他这个办法,也有些难做。他说:(“)我们把那些要半工半读的青年,由介绍社里介绍给各工场,不要他们多钱,只要够吃饭就行了;但是要预先约定,时间不好过若干点钟。(")可是我们想想,现在人家做十二点至十五点钟的工人,得的几角钱,够吃人吃的饭不够?够穿人穿的衣不够?够住人住的房子不够?还要说负担学费,真是有点做不到呢!至若说到“预先约定,不要他多钱只要够吃饭,但时间不能过若干点钟”,这更是太把私有财产制下的生活—资本家生产制的生活,看得太过容易。

倘若要说是做特别人情,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说现在资本家里面“利国福民的慈善家”很多,并且也还有“留美六年”的戴乐尔研究者,平时养几个普通吃闲饭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个大人先生的面子,介绍一两人给他们,就是领领干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别的人的特别机会,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并且这样的事,到处都尽有,只消各人照著老法子办就得,不但用不著讲什么“工读互助主义”,并且也用不著讲“工读主义”。

除此之外,也还有收穷苦学生,不收学费、膳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的大学。但是要关在上海静安寺路两丈高的铁门里,还要三跪九叩礼拜仓颉大圣人。恐怕这样的学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愿意去的。

至若说到给大学教授或私人著述家作书记,这本来也是一个办法,可惜中国的教授和私人著述家,实在太少。靠卖讲义、卖文章过日子而请得起书记的人,尤其是风毛麟角。而且这些枝枝节节的办法,和工读互助团,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做一个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饭,用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制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里用的,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出产,并且是好几个国度、好几个颜色的人所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物产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个人,又逢著这一个“世界的生活”的当口,要想独善其身,除了采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东西—没有别的法子。要想独善其国,除了学红灯教徒,也再没有别的法子。采薇而食,固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的;红灯教徒,更不但是不愿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会即已—一要想改革社会,决没有只做一个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读互助”,是一个普通的理想,要实现这一个理想,只有对著全社会的改造事业上去做工夫。在做这一个工夫的人,便没有法子可以免却自己的牺牲。不但是地位、金钱种种利益要牺牲,在有必要的时候,连求学这一件事,也有时非牺牲不可。这一个牺牲,并不是我们愿意的,实在是“社会的罪恶”和我们各人之“社会的良心”逼著我们牺牲的。所以我在这工读互助团发生了破绽的时候,才提出这一个意见来,在我这一个意见内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的。

(二)肯耐苦、肯冒险的。

(三)不愿意附著罪恶的社会和家庭过茍安的生活的。

(四)尽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目的,并且解决不了自己理想中的问题的。

至于此外单纯以求学为目的,或者是为学得相当的学问技术以后,做一个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忠实雇员的人,以及以阶级的利达为理想的人,当然不在我所讨论的范围以内。因为凭著个人的机会去求人家慈善施与,虽不是人人可以做得来的,却是也有人可以做得来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不单是今天中国改造事业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在事业上,已经快要逼到许多中流阶级的人,非走这一条路不可。“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产业界的一个趋势了。

(附注)我听见一个丝行的人说:某丝厂里一个伙房,是一个从前的秀才,一向在乡下教书的。因为在乡下教书,一年只赚得了三四十千钱,到上海做伙房,一年可以赚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愿做伙房。同样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还晓得有好几个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学校里念过五六年书的,因为生活困难,靠手工养活不了,投到工场里去天做十二点的工。我们一方面看见资产阶级的膨胀,一方面看见中流阶级的雕落,便可以晓得今天中国吃苦的人,不仅是眼前看得见的穷苦人,就是中流阶级的前途,倘若放任过去,也是一天一天地穷困。

使用多数人的工场,是一个最新式的协作机关。这个协作,是为资本的利益,受资本家的指挥的协作。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协作组织里面,除去上述两层弊害,为协作者的利益,由协作者自治的协作机关;除了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而外,并无别法。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这些问题的各个解决,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和奋斗才可以解决得来的。何况“产业管理”那样的重大问题,更非有多少日子的训练和教育,哪里容易做得到!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一个办法,是我为有思想、有勇气的青年所提出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有人说:“我们的理想,总要想法训练,总要试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是我们一个训练、试验的机关。”不错,训练与试验,都是要紧的。就算能够集合了一大笔的资本、设备、许多精良的生产机关,联合几十人几百人在里面训练、试验理想中的新生活,这全社会中资本家生产制的压迫力和诱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挡得住。不单是如此离开了现实痛苦的训练和试验,恐怕也未必充分!

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那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在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桃花源、别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是训练与试验的唯一方法。倘若失败了,也可以对世界上供给一个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