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

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
作者:季陶
1920年4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7

在第四十二號的《星期評論》上面,我已經把我對於“工讀互助團”的意見,略為說了一點。我所以對於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有些懷疑的緣故,是為了怕“工讀互助團”這一種組織,不能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並不是不贊成“工讀互助”這個主義。我的理由是: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著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麽人,沒有不受這一個強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做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力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余勞動時間’,更是做不到的。”

我因為看出這個極大困難的地方,所以我對於現在懷抱改造社會誌願的青年,提出一個意見是:

“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冒險的青年,既不願意附隨著惡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這兩層意思,說得太過簡單,現在我再詳細一點說明我的意見。

胡適之先生解釋“工讀主義”的意思,和我所觀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學的意思來解釋工讀主義,所以他說,大家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很特別,這實在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歐美各國,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有許多苦學生一面做工,一面讀書。這件事固然也是工讀辦法的一種,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現在所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意義,或許有些不同。因為那一種單純的苦學,最初就只是為了個人經濟上的缺乏,並沒有含得有什麽理想。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就不然了。照我所曉得的說:發起工讀互助團的人,或許意思還不專註重在解決思想上、物質上的煩悶痛苦;進工讀互助團的人,的確有許多是為了思想與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這工讀互助,來做解決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們那些組織工讀互助團的青年,第一步便著手去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把“自由戀愛”和“協作共享”拿來作一個理想的標幟。這不能說他們是認識錯誤、節外生枝的。大概所以發生“工讀互助團”這個組(織)的物質的原因有三個:

(一)青年學生,因為思想和行為與家庭抵觸,他們的家庭便停止供給他們的學費。

(二)學校的教育、管理和學生的思想相背馳,或學校因此便拒絕有自由思想的學生求學。

(三)有誌求學的青年,很想求學,實在沒有負擔學費的能力。

這三個物質上的原因,和“分工協作”“勞動神聖”等社會改造的理想合起來,才有工讀互助團這一個事實發生。所以他們標明是工讀互助團,不是僅標明叫工讀團。我想已經把理想的目標說明了多少。現在工讀互助團在進行上發生了困難,這個困難是由何處發生的?我想決不是因為那些團員的理想,還是為了“生產能力薄弱”。這一層就是適之先生也看見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改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因為那一層還不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題目。

北京的生活情況如何,我不能夠曉得,所以我的批評,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來講。

現在是機關[器]工業的時代了。現代機器工業的特殊性:一是動力,二是工人數,三是資本家的經營法。在這一種工業裏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電力的發動機關,有替代人工技術的機器,多數的工人,有專門的指導者,結果就是以很少的時間造大量的生產品。效用就是減輕生產費減少生產品的價格(這是與手工業在同時、同程度的比較上看,並不是說的物價低落,閱者要留意)。在這一種協作生產的上面,再加上一個資本家經營的性的,於是又有了兩個作用:一個就是工銀制度;一個就是自由競爭。和工銀制度相關聯的,就是工銀減少和時間加多;和自由競爭相關聯的,就是生產過多過少和生產品的停滯、企業的恐慌。

這一種工業制度發生出來之後,從前那些手工業、工場手工業,都一步一步地立在劣敗的地位去。多一家大工業發生,就同發生許多失業者。從前費了許多工夫,學得來的一個專門職業,漸漸多歸於無用,化為一個普通的無職業者。

此外,在職業的性質上,和大機器工業不十分抵觸的工業如何呢?在這一種工業範圍內,職業〈雖〉然不受大機器總業的壟斷—然而,在生活上卻不能不受大機器工業生產費減輕、生產品價格低廉和失業者加多的影響。所以“生活難!”這一個嘆聲,並不只限於失業者和工場勞動者,就是還不受機器工業直接支配的手工業者裏面,也是布滿了的。

非機器工場勞動者當中,除了上面所述這種要特別學習的職業而外,還有不要學習隨便可以會得的:例如人力車夫、碼頭人夫之類,但是這一種是要有相當的體力。此外,高等一點的職業,而且還要多少識幾個字才能夠做的,如像郵政配送人、新聞配送人、牛奶面包配送人,但是這些也要兩只腳能夠跑相當的路。此外,旅館、酒館的茶房,也要有相當的經驗。並且以上各種職業,都不是沒有機會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社會上也有許多想謀這些職業謀不到的。在這以自由競爭的原則支配商品的社會裏面,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並且是一種很廣泛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競爭的。

至若商業上的雇員,這個得地位機會更不容易,而且非經過若幹日的學習期間 —— 徒弟或學生 —— 不可。

工讀互助團既然是以“勞動”為一個目的,這個“勞動”,又是“生產的勞動”,是要以團員的勞動,支持團員的生活,那麽當然是要受上面所講的商品原則支配。因為團體的生產,並不是直接消費的生產,還是商品生產(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分是的),是要把生產品拿去換了錢,再拿錢去買別種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產的,是要生產機關。就是先要拿錢去換得所需用的生產機關,然後才能制出商品去賣。那麽市場上勞動力的價格,當然支配著團員生產品的價值,同時就支配著團員勞動力的價值。市場上面的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為現在工讀互助團裏的設備,並不是機器工業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團員勞動的熟練程度總是很差的,或者“勞作程序”的配備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導,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這層毛病,那麽效率又要減少若幹成數。

可是在許多社會的條件不備上面,團員卻有了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勞動時間減少”—因為要達求學的目的—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聽說他們理想的是四點鐘勞動,後來做不到了,才加成六點鐘,更加到八點鐘、十點鐘,然而生活難這一個困難,到底打消不了。實在說來,這一個困難,本來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這一個社會組織裏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會上已經早沒有生活難的嘆聲了。

所以我說:要想用工讀互助團這一個方法,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來達半工半讀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還有一層,在外國做苦學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國要容易得多:第一,工價高;第二,工作時間少;第三,學校發達,有無論日夜可以隨時入學的學校;第四,到處都有公共的圖書館、博物館等等設備。中國這些求學的條件都沒有。古時求學的人,只要找到了兩本破書,掛在牛角上,映在螢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現在要講到求學,這些個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時的求學,的確可以說是私人的求學。現代的求學,除了以“社會的恩惠”來養住求學的人,供給求學者的一切材料,是絕對做不到的。大家都曉得講:求學問不是在教科書上去求得的,是要從種種方面的研究和試驗上面,才可以求得來的。既然明明曉得求學要如此才行,那麽,社會上為公共求學的設備一點都沒有,又不能供給求學者的需要。有資產的人,還硬把社會財產的一部分扣起來,拿這財產權的權威,壓住有新思想的子女,連子女求學的機會,也給他剝奪了。在這樣的社會裏面,要靠少數的青年男女,和外國的苦學生一樣,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真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發起的什麽工讀介紹社,適之先生也是很贊成的。倘若專就表面看看,定以為這種辦法是很通的—也曉得他這個辦法,也有些難做。他說:(“)我們把那些要半工半讀的青年,由介紹社裏介紹給各工場,不要他們多錢,只要夠吃飯就行了;但是要預先約定,時間不好過若幹點鐘。(")可是我們想想,現在人家做十二點至十五點鐘的工人,得的幾角錢,夠吃人吃的飯不夠?夠穿人穿的衣不夠?夠住人住的房子不夠?還要說負擔學費,真是有點做不到呢!至若說到“預先約定,不要他多錢只要夠吃飯,但時間不能過若幹點鐘”,這更是太把私有財產制下的生活—資本家生產制的生活,看得太過容易。

倘若要說是做特別人情,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說現在資本家裏面“利國福民的慈善家”很多,並且也還有“留美六年”的戴樂爾研究者,平時養幾個普通吃閑飯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個大人先生的面子,介紹一兩人給他們,就是領領幹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別的人的特別機會,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並且這樣的事,到處都盡有,只消各人照著老法子辦就得,不但用不著講什麽“工讀互助主義”,並且也用不著講“工讀主義”。

除此之外,也還有收窮苦學生,不收學費、膳費及其他一切費用的大學。但是要關在上海靜安寺路兩丈高的鐵門裏,還要三跪九叩禮拜倉頡大聖人。恐怕這樣的學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願意去的。

至若說到給大學教授或私人著述家作書記,這本來也是一個辦法,可惜中國的教授和私人著述家,實在太少。靠賣講義、賣文章過日子而請得起書記的人,尤其是風毛麟角。而且這些枝枝節節的辦法,和工讀互助團,簡直可以說是毫無關系。

我常常想:今天我們做一個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飯,用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制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裏用的,不但不是一個地方的出產,並且是好幾個國度、好幾個顏色的人所做出來的。在這一個“物產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個人,又逢著這一個“世界的生活”的當口,要想獨善其身,除了采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東西—沒有別的法子。要想獨善其國,除了學紅燈教徒,也再沒有別的法子。采薇而食,固然是我們所不願意的;紅燈教徒,更不但是不願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會即已—一要想改革社會,決沒有只做一個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讀互助”,是一個普通的理想,要實現這一個理想,只有對著全社會的改造事業上去做工夫。在做這一個工夫的人,便沒有法子可以免卻自己的犧牲。不但是地位、金錢種種利益要犧牲,在有必要的時候,連求學這一件事,也有時非犧牲不可。這一個犧牲,並不是我們願意的,實在是“社會的罪惡”和我們各人之“社會的良心”逼著我們犧牲的。所以我在這工讀互助團發生了破綻的時候,才提出這一個意見來,在我這一個意見內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的。

(二)肯耐苦、肯冒險的。

(三)不願意附著罪惡的社會和家庭過茍安的生活的。

(四)盡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目的,並且解決不了自己理想中的問題的。

至於此外單純以求學為目的,或者是為學得相當的學問技術以後,做一個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忠實雇員的人,以及以階級的利達為理想的人,當然不在我所討論的範圍以內。因為憑著個人的機會去求人家慈善施與,雖不是人人可以做得來的,卻是也有人可以做得來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不單是今天中國改造事業上一個很大的需要,在事業上,已經快要逼到許多中流階級的人,非走這一條路不可。“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產業界的一個趨勢了。

(附註)我聽見一個絲行的人說:某絲廠裏一個夥房,是一個從前的秀才,一向在鄉下教書的。因為在鄉下教書,一年只賺得了三四十千錢,到上海做夥房,一年可以賺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願做夥房。同樣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還曉得有好幾個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學校裏念過五六年書的,因為生活困難,靠手工養活不了,投到工場裏去天做十二點的工。我們一方面看見資產階級的膨脹,一方面看見中流階級的雕落,便可以曉得今天中國吃苦的人,不僅是眼前看得見的窮苦人,就是中流階級的前途,倘若放任過去,也是一天一天地窮困。

使用多數人的工場,是一個最新式的協作機關。這個協作,是為資本的利益,受資本家的指揮的協作。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協作組織裏面,除去上述兩層弊害,為協作者的利益,由協作者自治的協作機關;除了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而外,並無別法。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這些問題的各個解決,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和奮鬥才可以解決得來的。何況“產業管理”那樣的重大問題,更非有多少日子的訓練和教育,哪裏容易做得到!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一個辦法,是我為有思想、有勇氣的青年所提出的一個唯一的辦法。

有人說:“我們的理想,總要想法訓練,總要試驗。工讀互助團的組織,是我們一個訓練、試驗的機關。”不錯,訓練與試驗,都是要緊的。就算能夠集合了一大筆的資本、設備、許多精良的生產機關,聯合幾十人幾百人在裏面訓練、試驗理想中的新生活,這全社會中資本家生產制的壓迫力和誘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擋得住。不單是如此離開了現實痛苦的訓練和試驗,恐怕也未必充分!

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那裏有許多的苦人,那許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裏去找材料,要奮鬥也要在那裏去找朋友,要訓練也要在那裏才有戰鬥員,要試驗也要在那裏才是大大的試驗所、桃花源、別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這是訓練與試驗的唯一方法。倘若失敗了,也可以對世界上供給一個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