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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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六子二 编辑
世人於可愛之物，必欲得為已有，轉眼便屬他人。此身尚不得有，又何者為吾有？此吾儒至粗道理。佛家卻以此呼嗬人，總由愚者多也。康節於此見得最透，程子乃譏其於學全然不識。至橫渠，雖譏其力索強探，然謂自孟子後，都無他見識。其所言「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是實話，非屬誇大。若只曉得《剝》、《復》、《否》、《泰》自然之理數，非人力所得與，便超然自了，何賴於人之立命邪？果見得橫渠與康節不同。大抵此心雖要撒脫放下，又要振作扶起，方是聖賢之學。
光坡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祇說「寧」字，到底是何歸宿？若說不消散，像個不安寧的；若是消散，又似與常人無別。」曰：「但以人生行事念之。這事做得不愜心，翻來覆去只在心頭，睡著亦不安帖。若做得妥便放開，明日又好做別事。聖賢生順死安，便是如此，雖似消化，卻是長存的。如吃飯一般，無病時，飲食都消化，腹中一無所有，又好吃那一頓。前此所吃者俱已無存，然毅內之精液補益血氣，精生氣，氣生神，何嘗不存？若是吃一顆米，存在肚裏，飲一口水，亦存在肚裏，像件件為我所有，卻飲食不納，氣血日損，形神枯瘠，而日就滅亡矣。」
《通書》可繼《中庸》，《正蒙》可繼《孟子》，祇是《正蒙》略高些便差。其曰：「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極精。朱子嘗見群雞出卵，就中有一艱難者，提他一提，雖然出得容易些，後來竟長不成。以此見助長不得，只有順其氣候而已。人沒神彩，是著意強不來的，惟存之久，則神明充足，自有威光。問：「存神即是存心否？」曰：「是。」
佛家何嘗不有所見？他見萬物皆有人性，故云皆有佛性。豈獨禽獸、草木皆有？豈獨草木、土石皆有？既與人同此性，如何殺害他？不殺生，何嘗不是？祇是非天下之達道，便行不去。但為之節制，無故不殺，所全活已多矣。蜂蟻之君臣，不能通之父子；虎狼之父子，不能通之君臣。即雞彘初生子，如有人傷其子，其母便向前來辟，曾不怕人，何嘗無父子之親？其子自為一群，何嘗無兄弟之好，如何漸大漸不認得，又讓自己的子，不知認他雞豕的子？惟人知道終身慕父母，又知推之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異於禽獸。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什則慕君，把父母漸漸忘了，便與禽獸何異！所以孟子說：「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經書後，果友《太極》、《西銘》兩篇極好。《西銘》是一部《孝經》縮本，縮得好。《太極》是一部《易經》縮本，亦縮得好。《孝經》是就孝上說全了為人的道理，《西銘》是從孝上指點出一個仁來，知乾坤一大父母，則天十一家，生意流通矣。所以孟子說擴充，說善，推其所為，即人異於禽獸處。
季方言「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兩句，似是一意。諸友方在肄難反覆間，迎賓賓至，因質之。寅實曰：「「無忝」是蕩滌其邪穢，「匪懈」是充長其天良。《易》曰：「閑邪存其誠」，雖閑邪；正所以存誠。然閑邪止是打疊教乾淨，至乾乾不息於城，卻大有事在。」先生聞之，大以為然，〈清植。〉
有稱「神化」二字，張子宮以「仁義」，朱子言以「中和」，可謂實體。曰：「然以愛子言之，只此愛心，一神也。而或飲食之，或教誨之，則一神而兩在也。然飲食此愛也，教誨亦比愛也，均之一愛，所謂兩化而推行於一者。〈光坡。〉
「故神，兩故化。」如呼吸、語嘿，皆是兩個。呼來則吸化，吸來則呼化；語來則嘿化，嘿來則語化。其實化即生之根，兩即化也。然呼吸總是一氣，語嘿總是一心，此之謂神。神非太極，太極理也，非神也。雖神亦由於理，然卻有界限。人多將心性混說，以性為心，將性說成知覺；以心為性，將心說向虛寂。大抵理、神、氣、形，原有分際。形是至粗的，運於中者氣也，氣之精者神也，神亦由於理。如心之不息，亦理之不息，畢竟說不得心即是理。問：「「一故神」， 「神」是不測之謂，似非實字。」曰：「是實字。妙萬物而為言，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即說神妙不測，何故不測？亦由於神。」
「所過者化」，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所存者神」，卻是意之所動，人便覺寤；心之所注，人便感應。「見而民莫不敬，言而面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所過者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所存者神」。張子又不如此解，以「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化是過去的便要消化。如暑遇，熱氣消了，寒便成；寒過，冷氣消了，暑便成。如吃飯然，若先吃的積在肚裏，斷不能再吃，消了前面的，方好吃後面的。又不是消了就沒有卻有在那裏，其精英具存也。陰陽、寒暑，相反而實相成。萬物若不經歷過，必不能成就，如是者何也？原是一個，不是兩個，故曰「兩在不測」，又曰「推行於一」。所以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翻書人翻《性理精義》，至「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照常解，言有一物，便有一天在裏面作主，如「體物而不可遺」一般。至尊云：「這道理極深微，恐未必是如此。朕意將此「體」字，作「體恤」、「體貼」的意思說，如何？」地初聞之，未能即領會，再對下文一想，確是如此。若照常說，下引《詩》就該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何卻引「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日旦，及爾遊衍」，競是說「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一般？天刻刻在人身上檢點，《大雅》原是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且「體物不遺」，亦未必不是如此說。你說不見不聞，他卻體察萬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如在上，如在左右。下所引《詩》，亦是言：「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雲觀。」乃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東銘》洗發「君子不重則不威」意，極是要緊。戲言豈徒傷德，且多賈禍。〈以上張子。〉
耶《易》似從《太玄》悟出，故甚重其書。如元首八十一、策三十六，邵子便說：「卦八八而著七七。」〈自記。〉
明道謂：「堯夫之數，祇是加一倍法。以比知《太玄》都不濟事。」洵所謂「一言以蔽之」者。又搜根及《太玄》，是能捉百原底真髒。蓋《先天生卦造圖》，法全用《玄》，卻是出藍之青。〈自記。〉
朱手尊崇邵手，祇是重《先天圖》。比圖自是有傳授，至他所說《易》，卻是教外別傳。故明道說他學全不識。有問《擊壤集》於朱子者，答曰：「比他《皇極經世》好些。」可見程朱皆不甚尚其所學。大抵孔孟不講的，便可不學。
邵子把天地間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卻是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近裏著己之處，署而不講。所以某子《中庸餘論》中補之，此卻是天人相關至切至要處。
問：「《經世》何故分四件？」曰：「原是四件。《易經》開口說元亨利貞，祇是聖人所言皆精髓，邵子所言卻是羽毛鱗甲耳。若再搜根歸到仁義禮智上，便更好。」
邵康節「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間」二句極好。人心存在這裏，如有源頭活水，無處不靈動。自己心裏不作風波，自然所遇皆安靜，所謂「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也。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似儒家大言，卻是實事。如漢祖、唐宗，熊虎百萬，開數百年基業，就一時論，視儒生學究，何啻天淵？然周、邵、張、程、朱子，雖寂寞一室，一編研摩，卻道通天地，思入風嘗，由今看來，漢、唐事業可能與比否？大抵當前之與後世，似隔壁一般。如鄰家宴享賓客，笙歌樂舞，自其親寅、僕婢觀之，華盛無比，自隔牆人聞之，了不在意。假如有一書生，貧苦不能自存，卻在那裏書聲朗朗，若奏金石，便生羨慕。隔了一壁，身在局外，便各自一好尚。
康節之數，不如程子之理精。張炳問曰：「理數一也，豈有離理之數，無數之理乎？」曰：「固是。但內外精粗，畢竟有別。如一果子，皮果也，肉果也，心亦果也，畢竟皮肉與心不可說是一般。康節將五行參錯配搭，大而天地人，細而昆蟲、草木，形形色色，無不融貫聯合。要之將以何為？不過要見得透，得以安靜快活，不犯手耳。程子便不須此，祇是講理，所謂理者，祇是吾身喜怒哀樂與天地通。其性仁義禮智，其道君臣父子，內而天德，外而王道，天地位，萬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義！便覺數為皮殼，無所用之。」問：「邵子前知，另有學問否？」曰：「他看得世間物事零碎處，俱絲絲有條理，心又虛明靜細，算數又精熟，更以所值時勢參斷，自然不差，非別有奇怪也。」
吳張溫為權所殺，武侯初聞，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我得之矣。其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極有學問語。清濁善惡，胸中豈可不分明？但外面不要見出來。文中子曰：「心跡之判久矣。」此語未必不是，邵子特讚為造化之言。如「內健而外順」、「內文明而外柔順」、「德容貌若愚」，皆是程朱譏之者。以說在答憂疑之後，竟似悲天憫人，都是外面幌耳。問：「邵子取之，何意？」曰：「邵子竟是胸中快樂，一毫不掛，看當時政事之得失，賢否之進退，一點浮雲過太虛。其遇禍患而不怡者，如避霎時風雨，不得不然耳，心中實不相關。」
程子不肯窮究邵子《易》學，朱子謂「孔子便不如此」，極是。邵子謂程子，若學，「須二十年工夫」。此語亦不是。朱子教人，當下便予人一條路，不如此嚇人。
邵子不能文，《觀物外篇》乃陳瑩中所記。
邵子學問有弊，其立言太誇。程子雖亦有自負語，然卻有著落。如言：「絕學不傳，卻還他有個絕時。」邵子則曰：「得不謂之至神、至聖者乎！」此語尚虛，或者不是說自己。至謂生於冀方，長於豫方，自號太極，天地尚不足道，這是何說？
邵子惟推留侯、梁公，想他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武侯從不提起，及伯溫作論排之，始加嗬斥。大抵聖人仁智並盡，若智處太多，於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微與聖人隔。看來聖人卻不妨略帶得些呆意。
古人成功後，人便以事傅會之。劉伯溫何嘗知明太祖起，己為之佐，果知之，何苦為元用，作兩截人？此等即聖人亦不知。祇是聖人見理精熟，幾未動必不輕應，人看來若前知耳。惟康節說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廣成子，後世陳希夷輩，皆另有緣故，乃是聖賢中又別出—小支。二程不喜邵子，正是此處。然亦只因見理之後，又以氣機象數推其端倪耳。大抵人世所為，無非上帝作主，故其機動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也。問：「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時使世亂而不治？」曰：「試問君有疾，豈君心所欲乎？既有此形體，即有陰陽五行之錯雜。祇是當有病時，心之靈明尚在，或病甚時，語言顛倒，手足狂亂，並心之靈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依舊靈明，心未嘗不欲一刻病去，調養而保復之也。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乃命於帝庭。既有帝，即有庭，即有左右。天之靈明，何處不在？然必有棲聚之所。如人之發明，遍體皆是，拔一毛即知痛，到底心在腔子裹。人與天地一個樣，善言天者，必有念於人。」
嘗疑元、會、運、世之說，如謂自開闢至堯時巳到巳，已歷過數萬年，此數萬年中，人皆昏昧無知識，恐未必然。或曰：「當彼時，人都糊糊塗塗，殊大可厭。」先生曰：「是何言欺！譬如赤子，四五歲以前，雖無識解，卻天機渾全，浩浩落落，無有壞處。視長成後，奸偽萌生，豈不較勝？即以人念天地，人長成後，所不記憶者，僅四五歲以前事，自六七歲俊，便能記憶。今堯舜時事，已有斑斑可考，想彼時上開闢不為甚遠。人生百歲中，止四五年不明白，豈天地自開闢至混沌，十二萬餘年中，遂有數萬年不明白邪？就是十二萬餘年一番混沌之說，亦大不經。想來小劫數，不過是水旱、疾疫、盜賊蜂起，繼以明主數十年休養，便可復舊。或者經歷萬千年後，遭值大劫，凶荒兵火，重疊並至，竟致人凋物盡，率土為墟，只零星存得一二於山崖窟穴中，牝牡相生，延綿漸廣，亦未可定。未必到彼時，便天翻地覆，日月山川盡數更換一番也。孔孟程朱祇說理，雖似把捉不定，看來倒準。邵子論數，卻未必準。由堯至湯，湯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貞觀，又五百年而生朱子，亦未大差。至堯、湯之間有禹，湯、文之間有武丁，文王至孔子中有宣王，而光武前亦有高祖，貞觀前亦有孔明，朱子前亦有藝祖。自朱子後有洪武，至我朝又五百年。大抵天道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故《易》日三五以變。看來大概是如此。」
人祇要實見得到，某卻見得康節說性理處，比程朱隔一層。其說元、會、運、世，恐未確。問：「以晝夜觀之，或者混沌亦不能無？」曰：「便有，知到幾時是如此？其一代不如一代者，如一年有春夏秋冬一般，到得這一年完，又從春來，亦不可知。總是聖人存而不論的，就不消論。」
康節說：「元、會、運、世，往而不復。」某卻不信。孔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孔子來，其統歸之於下。五代之後，孔孟之舉澌滅盡矣，宋興，風氣忽然淳厚，生出許多大儒來。此豈人力所為？天恐比道遂微，生數公以發之，殆有所待而行也。〈以上邵子。〉
明道生平無著作，端在日用言行間著力，時時處處還他個道理，以單讀書為玩物喪志。孔子卻刪定讚修，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十八歲成進士，已將韋齋所托三人之學，盡傳將去，不厭其欲，又學於謙開善，後乃歸依延平。生平事事不見他放過，即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見在；詩用改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炬赫。
韋齋本托孤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卻單認李延平。延平亦韋齋交好，想因相去遠，故未及相托。朱子年長，記得韋齋嘗稱延平如秋月冰壺，乃往事之。滄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張、邵、司馬及延平，意可見已。延平受學於羅仲素，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
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因「沈」字不多見，後人遂誤作「沈」，某人所編《朱子年譜》，亦襲其訛。〈清植。〉
問：「學儒多叛而之佛，未聞有僧悔而歸儒者。」曰：「朱子蚤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及見延平，疑為非常人，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疏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此非奪佛而入儒者乎？若失此一豪傑，如何了得？延平奪統之功甚大。朱子因是曾從那邊透過，所以身外之物，俱不足以動之。韓文公便是少比，故見大顛便心折。朱子既從心地上立定根基，又歸於正學，所以妙。」
程子說書，都是將書返之身心，做起工夫，及實有所得，即將心得處說書。所以道理泡透了，融洽會通，觸著即拈出。於書之精蘊，一絲不差，而於本文字義，卻多不管。後賴生一朱子，闡發著實，不然遇不善讀者，便可流為禪學，有「《六經》注我」之意矣。孔子教問卻不爾。朱子正是孔子傳派，其於經書躬行心得矣，而解說處，卻字字依文順義，不少走作，才無弊。
周子從來不辟佛、老，所以人將其《太極圖》斥為道家之流。至朱子，一切門外議論都不管，就書論書，力歸正統。
《榕村講授》內，將揚雄、文中子、邵子語編在一處，他們都有要爬在人頭上的意思。陸子靜便不肯在先聖先賢腳底下盤旋。惟朱子只在孔孟腳底下盤旋，是孔子家法。孔子便只徵堯、舜、文、周腳底下盤旋，所以云「下學而上達」。孔子只到患難，方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是實信得及，學者如何學這樣話。門人傳朱子，前面都不虛，只末語後有「作者弗可及已」便是閑話。天地長久，倘又生個孔子，亦定不得。宰我說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看曾子便不同，「江漢以澀之，秋陽以暴之，縞縞乎不可尚」，意味深長。顏子「仰之彌高」數句，又是從自己用功，說夫子善誘。此等處都好體會。
世有自厲風標，清風高節至不可攀，而無流風餘韻在人問者、無此段關切世道意思故也。敝嘟李文節公，家居十餘年，總只閉門，一人不接見。蔡虛齋便肯教道人，其流風餘思，至今末艾。有言某人及門無人材者，先生曰：「想是不肯講。就是二程夫子，高簡方嚴，多端坐，從之者便有弊。楊、謝都近禪，遊定夫竟為僧。朱子便日日與門人講說，成就了許多人，後來教人都正道，無一個差路的。」
事必帥古方好，若謂自我作祖，前無古，後無今，嗬佛罵祖，不掛一義，直是無忌憚。孔子教門，定從古人考來，心心相印，有憑有據，不爾寧闕也。朱子亦然，所以有根有蒂，搖池不動。近人事事苟且，其根都在不信古、不考古耳。
朱子平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又留心天下事，大綱細目，無不講究明白，斟酌妥當。
朱子居鄉，待人以誠，接引後學，勤勤懇懇，與社倉以濟人困，建陽風俗皆為之厚。後來，雖為仉胄所疾，卒未被禍，身後亦安全。則言忠信，行篤敬之效。
朱手看得明白，總不肯出仕，不得已應命，便辦得生往死歸。所以當官一毫不肯假借，直來直往，行不去便求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亦是宋朝規制、風氣，尚可以進退自由然。今之傳山、李顒終身不出，亦未嘗不聽許他。
朱子經濟之才甚大。二十來歲主同安簿，尚是佐貳，便事事講求，即祀典無不考訂詳明，聞一常人議論有可取者，即筆記之。有鄰邑丞，自言當年奉秦太師量田令，因心未曉了，且不舉行，閉戶讀之累日，督促者數至，丞不為動。及條理分明，乃集同事議之，彼此論駁之閑，事益有緒，於是僚屬皆明。又集吏役、耆民，使縱講之，為之剖析，至吏民皆洞曉，然後舉行。丞不出署，不逾時而功成。當舉行時，他屬有將報竣者，及丞畢役，而他屬尚推敲較正於詔令之合否，奏績迄無有先於丞者。朱子遂記其事，及後自遇此等事，即仿而行之。所謂「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自蚤年便任天下之重如此。其論事，酌古準今，無不可見之行。使當時有委任之者，功業當在諸葛忠武之上。
聖賢有似不近人情處。朱子斷妓女，施以嚴刑，判使從良。其實罪不關妓女也，人至今以為口實。朱子彼時寧過於嚴。孔子將景公梨園子弟付之極刑，太公蒙面而殺姐己，何妨同道。
朱子《太極圖注》，即以「正義」為靜而主之，世多以此為疑。不知朱子晚年，將聖賢書義字字落實，如「戒慎」、「恐懼」兩節，初年以靜貫動，言雖紛擾於外，而中有不動者存，又遇物皆成三角。下平列善惡；而上有不可以善言之善；下平列動靜，而上有不可以靜言之靜。至晚年不安此說，乃將動靜劃分，如與人言是有所聞，中間停息時即不聞，即是未發，即是大本。與人相對是有所睹，其不與人對，即不睹，即是未發，即是大本。不然一日之中，未發之時有幾？問：「中間停息時，還須全無念慮方是未發，抑打點說話亦是未發？」曰：「但未出聲，即是未發。如心氣不激不躁，將所言之事，籌畫簡當，皆言中節之本也。推之於行，亦是如此。喜怒哀樂雖皆有未發，最是憂懼哀戚時，覺得萬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時都提不起，故朱子狀「敬」，惟畏近之。可知「戒懼」是歸根復命之學，而「主靜」即屬「正義」一邊，為密切也。」
讀書須返到身上，見得果然如此方好。朱子圖解「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若在物上說，急忙不得明白，返之吾心，則了然矣。五行雖各成一件物事，實在只陰陽二者。如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其實只有仁義。仁是慈愛，似乎不分善惡，一總都愛；無義便愚，義卻有分別。道理不出此二者。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三千、三百，是人心中相親相愛發出來的。智非他，即義之分別處斂而入內者。信即理之實也，且如喜怒哀樂，實亦喜怒二者而已。樂者喜所成，哀者怒所深，二者已盡，無復餘欠。「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粗中有精，末之起根處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 也。質固有形，氣亦有形，即神亦不可謂之全無。其昭召靈靈能為光景者猶是也。唯「上天之載，無聲臭」之可言。
《太極圖解》，美矣，善矣，尚何敢議？晷有疑者，「君子修之吉」，似當兼直內、方外說，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對上「主靜」來。惟聖人始可言「主靜」，故提「敬」字，使學者有可把捉。但細思，「主靜」乃成功，非用功也，用功卻在「無欲」二字。至注「原始反終」處，疑非周子本意。周子引此，或以開一篇《西銘》之理，乾父坤母，物之始也；存順沒寧，物之終也。不足以父乾母坤者，沒必不寧。意極懇到，理極深切。朱子以仁義詮釋，乃是從靜悟中來。朱子見得塞天地間皆是仁，仁則盎然萬物皆生；遇事截然處便是義，義則止而不動。其說至精，雖未必是周子本意，但此等處殊不可輕議。至《西銘解》，以「知化」節為樂天事，「不愧屋漏」節為畏天事，「惡旨酒」以下，遂都散去。恐未必然。某意欲照《孟子盡心章》分之。「知化」節，「知天」也；「不愧屋漏」節，「事天」 也；下數節，「立命」也。天生人，人承天，所以踐形盡性，莫明切於此，故張子用為節次。「志」、「事」兩字，是從「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分頂下來，一為形一為性。形應乎物，故有事；性統於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事，「存心養性」是志。至「富貴福澤」四句，不善讀者錯會「將」字、「庸」字及注中「所以」字，便以「富貴福澤」，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亦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為志也篤。果爾，天何不盡予人以「富貴福澤」，卻又予人以「貧賤憂戚」？誰是該當為善輕的？誰是該當為志篤的？大抵天有正命，因有真心。天將自己至精至妙處，盡數付畀與人，無一些留餘，這是正命。刻刻望人成就一個人，全受全歸，完他生這人的本意，這是真心。但天以正命予人，不能不假陰陽五行以成形，既有陰陽五行，他便混亂拉雜攙和，以致貧富苦樂，萬有不齊，天亦無可奈何。祇是你既「富貴福澤」，天之所喜也，卻不是喜你得以恒舞酣歌，窮侈極欲。「將罕吾之生」，而使之為善也輕。你既「貧賤憂戚」，天之所矜也，卻不是因你窮相，就不望你成就。乃望你安貧樂道，動心忍性，刻厲獨立，如利刃淬鋒，愈磨愈光，「庸玉成於汝」，而使為志也篤。「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四字須讀斷，不可將下句連讀，便似天故意以此予人也。問：「若是天故意以此予人，天便不似父母。父母豈有要兒子貧賤憂戚者？如此看，天地真個與父母一般。」曰：「然。」
朱子處己、處人，何嘗有一語藏匿，人稱其《詩》、《易》諸注，曰：「吾之得力略在《四書》，至《詩》、《易》，所得如雞肋然。」但即此雞肋已勾了，都在大處見得到。
律曆事，朱子自謂不知，《與蔡季通書》，言之不一而足。瓊山定謂：「朱子若不知樂，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復知樂者矣。」這卻不必。唐虞命官，典樂特推出後夔來。想是禹、皋亦未必精於樂，何害其為禹、皋？朱子即不知樂，不足以為病也。
纂書比自著為難，著書任著己意，隨力量所至。纂書便要知前人的意思，又身分須與他相埒，方可著手。真西山《讀書記》，門目便極繁亂。就是《近思錄》，亦未停當。至《儀禮經傳通解》，初欲以《儀禮》為經，《禮記》作傳，無所歸者彙附於後。極好。後乃變例，自分門類，竟作自己之書，欲盡將胸中所有吐出。大凡編書，欲自道其胸中所有，便不妥。
論封建，自班孟堅後，曹冏、陸機、柳宗元輩，各有佳處。某心畢竟歉然，為其祇說到利害，終非聖人心事。封建行，則久於其道，民與相習，不至朝更夕改。又以其國付之，是自己物事，便與之一體。孟堅諸人，俱無有從民人大公處著議論者。及讀朱子之論，則某意仍是第二層。其曰：「封建者，聖人大公無找，逵君臣之義於天下者也。」妙極！天子於諸侯為君臣，諸侯於大夫為君臣，大夫於家宰亦為君臣，乃見得君臣為五倫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祇是四偷而已。漢、唐以來諸論，總是欲使天下長久為吾家物，聖人卻無此意。堯舜當身便以與人，何嘗要久？倒似至今還是堯舜的一般。
韓昌黎從來稱揚雄，而不及董江都，說詩稱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節。至東坡，始推獎靖節。而朱子大表章之，至與張留侯並著。數千年人物，須得朱子出而論始定。其心公平，其論精正。如今人都說宋儒刻薄，幾於古無完人，都是未曾細讀朱子書。如馮道，溫公以為仁先管仲，揚雄則更嬋赫。此等人，寬之何補？諸葛武侯，排譏者頗多，程朱出而武侯、郭汾陽、陶靖節輩洗雪，與日月爭光。即狄梁公為武氏宰相終身，五王皆身後之事，朱子猶予以復唐之功，何等寬厚！世論悠悠，不足與語。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推《史》、《漢》、《韓》、柳之類。
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學。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概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
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語類》所標門目多不確。論為學，只當分四項：一日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窮理，一曰力行。儒先顯然說有此四項，不可偏廢，有合論處，則歸之總論，庶幾稍有條理。又所記皆出門人手，問有錯聽者，有措詞不確者，競有大相背謬者。
之說問：「《語類》有不穩字，可改否？」曰：「說是如此說，如何敢改？某平常說「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字似不如「性」字為穩，細思，終是 「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如何此處先道出「性」字？「妙」字，見得太極不是個呆板物事，又可聯屬「無極」，且與「誠」字相應。況前已有「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此處不說「性」字何害。」
朱子解書，雖有訛錯處，不礙為表裏光明。朱子幾於孟子，但偶有滯處。孟子則渾脫瀏荊，如琉璃屏，無絲毫障翳。
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逾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為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歎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日進無疆，自強不息，與天無極。欲立教於萬世者，必須如此。故子貢不曰「天定之為聖」，而曰「天縱之將聖」。「縱」字妙，言不為限量，所至無涯。
窮鄉僻壤有一邪說，不知何以數年後便行之天下，信是妖言。此若有憑之者，然亦可見一種下地，必竟出葉開花。若是果有一立德立言，經德不回之人出，必竟有發露之日。某近來頗不信元、會、運、世之說，見得孔子下一大種，至今尚不曾用，難道生周、程、張、朱等，空衍其說，便算了事？夫子當日下種，意不如此。夫子雖不可得，但得朱子那樣人，得志行道足矣。必有這一日。〈以上朱子。〉
諸儒 编辑
解經在道理上明白融會，漢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漢去三代未遠，秦所澌滅不盡，尚有當時見行的。即已不存者，猶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筆之，畢竟還有些實事。不似後來禮壞樂崩，全無形似，學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漢儒所以可貴。
董江都、劉子政學皆醇，其微疵處，是好言災異，必推某事以實之，便有難通處。
董子應五百年而生，班孟堅度其時而為言，於史遷、董子、劉向、揚雄諸人，皆所指擬。看來似尤屬意於劉，而終不能定。以今觀之，則江都是。
董子不獨深於《春秋》，亦深於《易》。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非深於《易》，安能說得到此？
董子說得好，「到得天行肅殺，已是無物可殺。」試看雪霜嚴寒時，萬物成實皆已收藏過了，祇是一片白地，全無所有。一交春，百物發生，天便全是和氣。如人肅然整齊，卻是在無事之時，到得與人相接，卻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獨坐時如泥塑人，至接物，全是一團和氣。蓋天道是如此，孔子所謂「嚴威儼恪」 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矣。然無事時，此一段肅然整齊，又不可少，所謂敬而後和，肅而後雍，有三冬之閉固，而後有三春之發生也。
《春秋繁露》自是贗作，江都所著尚多，今不傳耳。然三策已足，何必多？其論性命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論治道云：「陽居大夏，而陰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皆極精之語。
《漢書》不可少，許多三代遺制在其中。若《法言》，世間便無此書，亦不為缺欠。至康成注，卻不可少，無此，《三禮》無從看起。
鄭康成學問博，其說亦多自造，當時孔北海甚服之。然已謂其多穿鑿矣。
王輔嗣注《易》時，計年方二十許，後來即以伊川大儒，眼空千古，自非大悖繆者，即不敢駁之。聖賢不忘本始，其厚如此。輔嗣之前，視《易》或作曆日看，或作讖緯看，言理之竅，開門輔嗣，其功甚大。韓文公雖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然未見其於經有所發明也。故某嘗竊論，其人終是文章學問，聰明極頂，未嘗思透義理。雖自言：「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繼日待旦，孔子之不食不寢，而終歸於陳言之務去。」是所用心，皆在立意造語。所讀書，皆是觀其文法，因天資高，遂見到古人作文意思義理上。生來又原自正直，故辟佛、老，立節概，不是單在道理上索求。故其評經，如「奇而法」、「正而葩」、「謹嚴」、「福蒧」等語，雖無一不當，而於諸經究不能有成書。
漢、唐以來，有議論不決者，當以董、韓為斷。韓子不獨學問文章好，其人亦不說欺人語，生平聞佛、老，只在日用倫常、禮樂文物上說。他豈不能作精微之論？只消如此說，而精微之論已盡在其中。《詩》、《書》所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嶽之稱舜也。「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益讚之，亦惟曰：「號泣於曼天，於父母」，「夔夔齋栗」。禹之自敘，但曰：「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舜了不異於人，不過如匹夫匹婦哭泣依戀於父母之前；禹不過是要蓋前人之愆，汲汲皇皇做些事功；即堯之大，至於則天，而《堯典》所載只尋常事，而其實感天地，格鬼神，至誠大聖，已立人極。老、佛淡玄說妙，都是人用不著的，何嘗是道。
韓文公二十來歲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歲作《送文暢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識見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卓有定見矣。至《與孟尚書書》，乃是晚年之作，耑提出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幾幸續在後，荀、揚半字不提起。學識精進如此。孟子亦然。其先方自以為當名世之數，自疑自問，到晚年，才知得孔子便接堯、舜、禹、湯、文王之傳，而己乃孔子之見知也。韓文公《原道》幾句，開周、程、張、朱之端。周、程、張、朱如日中天，韓公則東有啟明也。千秋萬世，韓公之從祀，再推他不去。
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些年，竟將正教矣。韓公膽氣頗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又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辟佛，氣便弱。韓公辟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周子《通書》，三十歲便成。程子《易傳》，至晚年尚不敢以示人。蓋自寫胸中語尚易，而發明經傳最難。要不失作者之意，不及則漏其本義，過則溢於本文。文須簡，簡須盡。韓文公著述自命，終身注《論語》不成，真明白人。
柳子厚謂昌黎勝似子雲，此是確論。陳梓云：「想於《易》義、曆數，昌黎不及子雲？」曰：「子雲曆數，承襲漢曆，都是錯的。呂黎《易》學，雖不知如何，但如「奇而法」，及《諍臣論》所引釋，皆深知《易》者。又如「春秋謹嚴」，及「《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等語，便見其精於《春秋》。《春秋》之作，是孔子為萬世人倫起見，絕不關那幾個人，祇要大經大法常存天壤便是了。至所貶斥之人，其死已久，有何誅殛？後人呆將這幾個人窮其本末，搜求毫毛，不直一笑。」
韓文公說他要做官，他並不曾入伾文黨；說他不能耐貧，亦不見他受誰不義之財。而諫佛骨，使庭湊，曾無一毫虧折，至其文字中所見道理，直如日星河嶽，千古推仰。將數百年尊尚之佛教，一旦出孤力以麾斥之，是何等見識！
人不近小人是大端，韓文公生平與當時權要、奸邪，臭味不投，絕不沾染。歐陽公生平幫靠，都是韓、范一邊，直至濮議，方與司馬溫公異。歐陽公既自說不曾讀過《儀禮》，如何便議大禮？後來張孚敬竟用之，而興獻之主直入太廟，壓武宗之上。此千古未有之事，而永叔為之倡，但永叔止議尊以帝號，未謂便可入主也。孚敬因此將永叔從祀孔廟，可笑。
伊川謂退之卻倒學了。大要韓子是理義與文章兼營，非如歐、蘇專以文章為事。即曾子固，想亦是將此事略入思議，其《粱書目錄序》，非曾用心者，安得有此？〈鍾旺。〉
司馬文正言忠信，行篤敬，終身無失，學者翕然服之。祇是聰明睿知少不足耳。
上蔡見識高明，說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說高一層出來。故有「程門醉人」之誚。〈鍾旺。〉
龜山終日坐在門限上，或說是門前石上，不是門閾。大約性情寬緩，看他劾王介甫，卻摘其《鳧章》解可見。〈鍾旺。〉
以虛心與立志並言，北溪所見自是。心最要虛，方能容受得許多義理。不虛，則中自壅塞了，一切嘉言善行，皆格不入。〈鍾旺。〉
朱子後儒者，真西山、許魯齋氣象最好。真醇正，許篤實。〈鍾旺。〉
朱子之後，語錄無有過於許魯齋者。魯齋說理大有警醒處，他語錄不過二三十張，近閩中所刻，卻將幾條好的刪去，可笑。
魯齊不曾全見朱子各樣好書，卻是躬行精到，其見理已到透處。陸稼書不得謂其不壁立萬仞，某督學至靈壽，見其生徒文字荒謬，問陸，則群瞪目如隔世人。古人到一處，憑他地方荒僻，人才鮮少，必定淘沙揀金，有些教澤。陸在靈壽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無流風餘思？魯齋做幾年祭酒，後來人才便多出其門。
河南懷慶府出韓文公，又出許魯齋，山川靈秀，非他可比。人以龍門出子長，又出文中子，又出薛文清為盛，較之河南，未為過也。韓子勝子長，魯齋可兼文中子、薛文清。
胡雲峰在元時，極為有名儒者，說書專用巧，彼此鈞搭，如今人做巧搭時文一般。最有可喜處，亦有可厭處。
文中子是要擬《論語》，故東說一段，西說一段。薛文清《讀書記》，何故亦不以類成編？《論》、《孟》是門人彙集，亦略以類相從，間有相因而附者。若自己作書，自然要有條理。
吾鄉蔡虛齋、襪次崖、陳紫峰先生，於《四書》、《易經》皆有數十年工夫，近來節改者多，久便磨滅。某嘗欲去其支蔓，存其簡要，為一帙書，而未暇。
宋未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閣中，歷相諸公。出云：「首座極顯，末座凶不可言。」首座乃留夢炎，末座則文山先生也。聞留子孫以遺像求題於蔡虛齋，題云：「狀元兼宰相，屈身事譬胡；遺容猶左衽，畫工是董狐。」前輩直氣如此。文集中又載一僧人以《三教圖》求題，虛齋題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觀此，則留題當有之。
昌黎綸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薦人於王三原，皆有成就，識寧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