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作者：錢玄同
1919年11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6》

出版於《新青年》雜誌卷6第6號

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錢玄同

紀年是厯史上一種很重要的符號。　有了這種符號，才可由年代距離的遠近，考見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所以必須有一種能夠永久繼續的紀年法，才能適用。　中國向來，是用皇帝來紀年。　皇帝配不配拿來紀年，還是第二個問題。單從一個皇帝改一次元來說，已經可以証明這種紀年在厯史上全無用處。　何況一個皇帝還不止改一次元？　像那武則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　還有一個皇帝在一年之中改兩三次元的。　這樣胡鬧的紀年，倒不如索性沒有紀年，還乾凈些。　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國的明白人，看見西洋史上用基督紀年，覺得實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國紀年的方法。　如梁任公做的《紀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國紀年革命的宣言書。　自此以後，中國人就想出了幾種新紀年的方法：

(1)有人看見西洋人用基督紀年，就說，『這是他們用他們的敎主來紀年。　我們中國人也有一位孔大敎主，我們應該拿他來紀年。』于是就有康有為一派的孔子紀年。

(2)有人看見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紀年，就說：『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個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們拿他來紀年，卻很合于愛國保種的道理。　我們漢族的始祖是黃帝，我們該學日本人的辦法，拿他來紀年。』　于是就有《民報》一派的黃帝紀年。

這兩種新紀年，除了始創的人以外，別人也有用他的。　此外還有主張用干支紀年的，卻是只見此說，沒有看見人用過。

又章太炎先生主張用『周召共和』紀年。　他的意思，絕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兩個字來冒現在的『共和政體』的牌。他是因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後，才有確實的年數，可以計算到現在。　那「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數，都是靠不住的；甚麼《帝王世紀》、《竹書紀年》、《通鑑外紀》、《通鑑前編》，等書；把三皇五帝以來的年數說得『像煞有介事』，其實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夢，沒有一個可信的。　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紀年，倒並不含甚麼「微言大義」在內，只是老老實實從中國厯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來做中國的新紀年。（我以前也主張這一說，曾於一千九百十年做過一篇《共和紀年說》，登在《敎育今語雜誌》裏。）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軍起兵。　其時軍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黃帝紀年。　這個緣故，因為當時的革命軍，本標揭『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帶着『排滿』的口氣；那麼用漢族的始祖來紀年，原是當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于是就改稱那天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自此以後，直到現在，就用『中華民國』來紀年。　有些人因為民國紀年已經通行，那改良民國以前紀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樣，就稱為『民國紀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對于以上各種新紀年的意見，只有那孔子黃帝兩種含有特別作用，不能贊成他，——因為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敎，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主張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其餘的兩種，我也並不怎樣反對他。　因為符號這樣東西裏面，本來沒有含着絕對的真理；只要簡單易記，製作的時候又不含特別作用在內，甚麼都可以用得。　共和紀年，從中國厯史上可考的年代記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彼此距離的年代一目了然。　『民國紀元前若干年』的方法，從現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厯史上某人某事距現在有若干年。　這兩種紀年法，都算有一種用處。

可是從現在以後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現在以後的中國人，是世界上人類的一部分。　所以無論講時事，講古事，都和世界各國相關連。　時事不待言。　以後研究中國厯史上的古事，決不是再像從前研究《通鑑輯覽》的辦法：說堯舜怎樣的仁，桀紂怎樣的暴；劉備是正統，曹丕和孫權是僭偽；岳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　一定是用治社會學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國民族文化變遷的真相。　那麼，一定有和別國厯史比較的地方。　既和別國厯史常有比較，則須和別國用同一的紀年，才覺便當。　我舉一件小事為例。那黃梨洲作《原君》，《原臣》兩篇文章，近來如梁任公諸人，都拿他來和法國的盧梭的《民約論》相提並論。　雖然有些比得過當，可是二百餘年以前的中國人能夠講這樣透澈的話，在厯史上確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物。　我們假如要拿梨洲和盧梭兩人比較他倆距離的年代，若用公曆來記，則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盧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倆距離若干年。　若用舊法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　若用『民國紀元前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　和盧梭生卒的紀年相比較，沒有一種能夠一目了然的。　所以這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元前』紀年，還不是一個很適用的紀年。

所以我以為中國應該爽爽快快用世界公曆紀年。

有人問我，『你這所謂世界公曆紀年，就是那基督紀年。　基督敎徒用基督降生紀年，和孔敎徒的康有為要用孔子紀年一樣。　你說「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敎，所以不能用孔子紀年』，難道你要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敎嗎？　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敎徒，所以明于責人闇于責己了。』　我答道，我現在並不是基督敎徒。　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敎、我也斷不敢如此妄為，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敎，並且拿這基督紀年來誘人入敎。　我是因為基督紀年，其始雖出於敎徒之私，然後來漸漸推廣到政治上，到社會上；到了現在，歐美各國無不用此；就是中國和日本雖然別有紀年，然而也兼用這基督紀年。　在事實上，已經變成一種世界通用的紀年。　基督敎徒雖然也用基督紀年，可是除基督敎徒以外，別種社會用基督紀年的，絲毫不含有宗敎的意味。　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聲聲反對宗敎的 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紀年。即此一端，更可証明基督紀年是世界通用的紀年。　《荀子》說得好：『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基督紀年之為世界通用的紀年，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了；所以雖出於敎徒之私，卻是『宜』的。　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年前』紀年；在中國前代既沒有用過，現在要想來用他，卻又因為和世界各國都沒有關係，難於造成習慣，是『異於約』的了；所以雖然其中不含有甚麼特別的作用，卻是『不宜』的。　現在雖然還有人對於中國用基督紀年不免要懷疑，可是『二十世紀之中國』這些字樣，他已經是『司空見慣』，覺得毫不足奇。　而一面又要來反對中國用基督紀年，豈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嗎？

從前《新民叢報》第二十七號（?）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聲週刊》第十號有師復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張用基督紀年的。　我的主張，完全和二君相同；現在把二君的話錄在後面：——

尚同子說道：『……新民子既以齊萬為一，去繁就簡為紀年之公例，則何不竟用西曆之為尤簡且一乎？　西厯紀年，托始耶穌，私也；行之既久，但稱「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固已共忘為耶穌矣。　今環球列國無論何敎何種無不相沿用之。其未從西曆者，獨吾亞洲一二國而已。　以數十百國千餘年所慣用之紀年，必非一二國一二學者之力足以奪之，則不得不捨己從人者，勢耳。………西曆年號，後此必疊見於吾學界中，為讀書人所常道。　獨於紀吾國事必思所以別異國之，徒增繁耳。』

師復君說道：『來書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紀十四年」乃由於耶穌基督之降生歲數而來，因謂「以宗敎紀年為紀年，不免與敎徒以口實」。　不知此種紀年，已為今世界所通用，無論其人是否為基督敎徒，其國是否為基督敎國，均無不用此紀年者。　如支那、日本，原與基督敎相去甚遠，然苟為世界的交際，（無論條約，或個人之交通，）既不能不用此紀年。　而在學術上分別厯史之時代，尤必以「某世紀」為斷。　然則所謂「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原雖本於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則已成為全世界交際上學術上之公物，而不能復私之以為宗敎之所有矣。　原夫紀年之法，不過為表誌年代之符號，而非有若何深意於其間；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於一地一事者，即屬可用：（如云「中華民國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謂限於一地；「孔子若干年」「釋迦若干年」所謂限於一事。）　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於各地及各種社會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論，明通之至。懷疑於『用基督紀年就有基督敎徒的嫌疑』的人，讀了二君這兩段的議論，一定可以明白了。　如其還不能『釋然於中』那麼，我就要請問：——『年』和『月』『日』是否一樣的重要？　如說是的，則諸位應該知道，現在民國所用的陽曆，是以前的羅馬敎皇所製定的。　其中七八兩月的月名，還是敎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 July，八月英文作 August，都是敎皇的名字。）　那甚麼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這都有宗敎上的厯史的。　何以大家就願意遵用他呢？　七天稱爲一禮拜，到了禮拜日，就大家休息：這個典故，可不是出在《創世記》裏嗎？（創世記裏說：『天地萬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　何以現在中國的學校裏無一不遵守這個典故呢？　我知道諸位一定說，『因為陽曆和禮拜，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敎，我們中國的非敎徒也可以沿用。』　那麼諸位已經明白了。我們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也是因為他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敎，我們不是敎徒也可以沿用的。　況且基督紀年，和陽曆置閏的計算上很有關係；我們既然用了陽曆，當然以基督紀年為便。　但我雖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我卻也嫌『救主降生』這類字樣敎氣太重，看了覺得不大舒服；我因為承認這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紀年，我就稱他為『世界公曆』（『曆』就是『年』的意思）。　這種改稱，和『禮拜』改稱為『星期』命意相同。

還有人以為『公曆紀年雖然便利，但是堂堂中華民國，忽然廢棄民國紀年，豈非自亡其國嗎？　你看！日本也用陽曆，也用星期，光是紀年卻非寫「大正若干年」不可。　就是他們厯史上永久繼續的紀年，也用甚麼「神武天皇若干年」。　並不采用基督紀年。　這就是愛國心的表示。難道我們中國人不該學他嗎？』　我說，先生這種見解，簡直和以前腐儒鬧『帝蜀寇魏』鬧『帝在房州』的辦法同一迂謬可笑。　難道國之存亡，在乎區區的紀年嗎？　那麼朱溫做皇帝的時候，李存勗仍稱『唐天佑若干年』，畢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復興？　明永曆帝被清兵殺了以後，鄭成功仍稱『明永曆若干年』，畢竟當時的明朝在哪裏？　就說現在罷，那班遺老遺少，愛寫『宣統若干年』，以表示其為清室忠臣，畢竟愛新覺羅溥儀的土地人民在那裏？　再翻過來說，基督是猶太人，猶太是否因為大家用了基督紀年，他就沒有亡國？　歐美各國用了基督紀年，是否就做了猶太的屬國？　若說不然，便可知紀年不紀年，和亡國不亡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怎麼可以胡扯亂拉，牽作一團呢？　至於日本的必須用大正和神武紀年，這是因為他是君主國的緣故。　我們中國既然是民主國，國情不同，當然沒有應該效法他們的理由。　況且日本近來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請看日本新出的書報，便可知道）。　他們君主國的國民還不一定用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紀年，而用世界公曆紀年；那麼，我們民主國的國民用世界公曆紀年，更是當然，絲毫不用猶豫了。

總而言之：——

　紀年是要能永久繼續的；

　紀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紀年，是已經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紀年，是和基督敎不相干的；

　中國若用基督紀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曆紀年，於考古，於現代應用，都是極便利的；

所以說：——

　『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公曆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