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ur011hk：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
「經過弒君、復辟與光榮革命之後，習慣法庭廣泛接受了一個平衡的原則。起先是否合於良心的觀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的考慮。一個絕對的道德問題，可以蛻變而為相對的技術因素。在我看來，這社會素質上的演化，超過其他一切特徵」[1]、「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2]、「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既不是全面實施資本主義，更不是強迫的執行共產，而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與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後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陸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體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3]、「人類既有經濟體制，則必有組織。既有組織則必有高低上下品級間之不平等（即法國大革命時之『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條件下，在社會產生等級之差別）。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係因襲或由新創，積之則成社會階級。我們縱不滿意此中毛病，也當設法救濟，例如限制過度的利潤、增加社會流動性、使弱者及環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會之保障及突破環境之機緣。」[4]「大可以和魏晉南北朝一段比擬。很多人物的舉動也和《三國演義》所敍接近，即是在地緣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關係為依歸」[5]、「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6]、「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7]、「以私人資本為主體並且儘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內中滲入公眾的資本，也藉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財產的體制為社會主義，兩者只是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別」[8]、「策動各個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自行其是的途徑下無形之中有助於社會秩序之穩定」[9]、「也有清教徒的醞釀，英皇受外國津貼，成立秘密協定，行暗殺，發傳單，束縛異教徒的人身自由等等糾葛及黑幕，前後超過半個世紀。直到國內低層機構徹底改造之後……當年赫爾特為首席法官，他命令行普通法的法庭，接受與商業有關的案件時，照商人習慣辦理。茲後農業與工商業對流，全國經濟併為一元，成為該國十八世紀後富強的基礎。其他國家也無不經過這磨折。美國為得天獨厚的國家。開國時已有了英國法治的經驗，又在一個空曠的地區發育成長，仍因南北制度之不同，發生內戰。又因為銀行貨幣、工會組織、聯邦商業管制、反托辣斯等問題，發生無數糾紛。所以一個農業國家要蛻變成為工商業國家，不可能避免改造期間的痛苦。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切弄得頭頭是道，使中國相形見絀。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間的『藏元』以及『問屋』、『諸仲間』、『迴船』等等組織，其社會已在逐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內部不健全的地方仍要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這就是說，在長期上歷史總是有它的合理性，同時看來，世界各國對國際貿易的潮流，作內部的調整，也是一般趨勢」[10]、「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亳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11]、「由於各朝代無法未卜先知，只能盡力避免前人的錯誤。接受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之後，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12]、「今日的需要乃是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交通、通信、保險及法律上之保障），共通活用，亦即旨在各種經濟因素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其先決條件即在保障工資，固定私人財產與公眾財產，使一切權利義務明朗化……以法官判案的方式促進公平法和普通法的融合，亦即是以司法機關立法，至少也透過二十年才有頭緒」[13]、「《共產黨宣言》裡面所主張的廢止童工，施行累進税制，提倡義務教育，和由政府管制信用等等在當日看來都有社會主義性格的措施，今日已為資本主義體制內之家常便飯」[14]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
「經過弒君、復辟與光榮革命之後，習慣法庭廣泛接受了一個平衡的原則。起先是否合於良心的觀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的考慮。一個絕對的道德問題，可以蛻變而為相對的技術因素。在我看來，這社會素質上的演化，超過其他一切特徵」[1]、「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2]、「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既不是全面實施資本主義，更不是強迫的執行共產，而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與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後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陸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體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3]、「人類既有經濟體制，則必有組織。既有組織則必有高低上下品級間之不平等（即法國大革命時之『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條件下，在社會產生等級之差別）。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係因襲或由新創，積之則成社會階級。我們縱不滿意此中毛病，也當設法救濟，例如限制過度的利潤、增加社會流動性、使弱者及環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會之保障及突破環境之機緣。」[4]「大可以和魏晉南北朝一段比擬。很多人物的舉動也和《三國演義》所敍接近，即是在地緣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關係為依歸」[5]、「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6]、「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7]、「以私人資本為主體並且儘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內中滲入公眾的資本，也藉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財產的體制為社會主義，兩者只是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別」[8]、「策動各個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自行其是的途徑下無形之中有助於社會秩序之穩定」[9]、「也有清教徒的醞釀，英皇受外國津貼，成立秘密協定，行暗殺，發傳單，束縛異教徒的人身自由等等糾葛及黑幕，前後超過半個世紀。直到國內低層機構徹底改造之後……當年赫爾特為首席法官，他命令行普通法的法庭，接受與商業有關的案件時，照商人習慣辦理。茲後農業與工商業對流，全國經濟併為一元，成為該國十八世紀後富強的基礎。其他國家也無不經過這磨折。美國為得天獨厚的國家。開國時已有了英國法治的經驗，又在一個空曠的地區發育成長，仍因南北制度之不同，發生內戰。又因為銀行貨幣、工會組織、聯邦商業管制、反托辣斯等問題，發生無數糾紛。所以一個農業國家要蛻變成為工商業國家，不可能避免改造期間的痛苦。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切弄得頭頭是道，使中國相形見絀。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間的『藏元』以及『問屋』、『諸仲間』、『迴船』等等組織，其社會已在逐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內部不健全的地方仍要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這就是說，在長期上歷史總是有它的合理性，同時看來，世界各國對國際貿易的潮流，作內部的調整，也是一般趨勢」[10]、「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亳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11]、「由於各朝代無法未卜先知，只能盡力避免前人的錯誤。接受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之後，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12]、「今日的需要乃是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交通、通信、保險及法律上之保障），共通活用，亦即旨在各種經濟因素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其先決條件即在保障工資，固定私人財產與公眾財產，使一切權利義務明朗化……以法官判案的方式促進公平法和普通法的融合，亦即是以司法機關立法，至少也透過二十年才有頭緒」[13]、「《共產黨宣言》裡面所主張的廢止童工，施行累進税制，提倡義務教育，和由政府管制信用等等在當日看來都有社會主義性格的措施，今日已為資本主義體制內之家常便飯」[14]
參考文獻
编辑- ↑ 黃仁宇.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聯經出版. 1991: 185.
- ↑ 黃仁宇.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聯經出版. 1991: 370.
- ↑ 黃仁宇.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聯經出版. 1991: 450.
- ↑ 黃仁宇.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聯經出版. 1991: 457.
- ↑ 黃仁宇. 《關係千萬重》. 時報文化. 1998: 82.
- ↑ 黃仁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時報文化. 1989: 6.
- ↑ 黃仁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時報文化. 1989: 12.
- ↑ 黃仁宇. 《地北天南敍古今》. 時報文化. 1991: 12.
- ↑ 黃仁宇. 《地北天南敍古今》. 時報文化. 1991: 171.
- ↑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 增訂二版. 食貨出版社. 1994: II.
- ↑ 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聯經出版. 1993: III.
- ↑ 黃仁宇. 《黃河青山》. 聯經出版. 2001: 427.
- ↑ 黃仁宇. 《大歷史不會萎縮》. 聯經出版. 2004: 176.
- ↑ 黃仁宇. 《大歷史不會萎縮》. 聯經出版. 2004: 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