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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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北盟会编 卷三十六　靖康中帙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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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尽十一日丁未

五日辛丑，康王及张邦昌归自虏寨，以张邦昌为太宰。肃王及太宰张邦昌、驸马都尉曹晟质于金国军前。〈【旧校云：按《宋史·钦宗本纪》：“二月庚子，驸马都尉曹晟使金军，癸卯，肃王枢使金军，乙巳，康王至自金军。”则肃王、曹晟之出使不在一日之内，而康王之归，亦在肃王出质后二日也，是编作同一日，误矣。】〉

是日，皇弟肃王枢、少宰张邦昌除太宰，著作郎沈晦借给事中，使斡离不军前。初，金人请以越王代康王为质，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肃王枢及驸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荣徳帝姬，与上同生，故遣之，避虏酋名，改晟曰实。

《遗史》曰：初康王之为质也，金人见而惮之，遂欲别易亲王，并要驸马都尉一人。是时割地议和已定，金人敛兵以待之，乃遣太宰张邦昌从肃王及驸马都尉曹晟为质。

六日壬寅，下废苑囿诏。

诏曰：“比年以来，京师拘收拆毁民居甚众，至民无所安居。应苑囿宫观有可废以与民者，三省枢密院速条具以闻。”

七日癸卯，开封府榜诏书，安抚士庶。

“开封府奉圣旨：乘时作过人，开封及行营使司并斩讫。窃虑奸人妄说事端，将不曽作过之人，撰造其罪，恐吓平人，仰出榜晓谕。”

朝廷又出手诏安抚士庶。

诏曰：“童贯等妄兴边事，怀奸蠧国，悉皆东下，前往浙江。如梁师成、谭稹、李邦彦已付远窜，所存百馀员，皆是小官踈远之人，并不系从来被任享厚禄者，今又自陈，乞依旧寄资数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无知，鼓唱率众，擅行诛戮，劫夺财物，震惊京阙，皆不奠居，已指挥李纲并三衙，分头弹压，捕为首之人，悉行军法，尔等各归常业，毋䧟极刑，傥敢结集，仰徒中反告，支赏钱一千贯。咨尔黎庶，仰体朕意。”

粘罕驻军于中路。

粘罕自河东来，遇城必攻，比斡离不，其行稍缓，至中路，闻和议之诏，遂止不行。

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内侍，京城不得倡率指挥。

圣旨：“内侍官给役禁庭，旧法严密，岁来废紊，侵职挠权，比取其罪状暴著者，已加显罪，又命请给恩数、官称职任、寄资进子，尽遵祖宗法，所以检制裁抑，无所容贷，尚虑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时之心，犹怀忿疾，不分善恶，槩加凌侮，已令开封府、三衙以军法弹压，自今更敢有招揺倡率不从令者，并斩讫闻奏。咨示众庶，明听朕意。”

《靖康录》曰：初，京城之戒严也，城上设楼橹及火炮、弓弩、铠仗之类，皆元丰旧制，器械有馀而兵不足，先令百官与军士上城相杂守御，而以内侍官分部统之，贼丛矢射城上，内侍令守御者不得动，且曰：“国家与金人讲和，不至相斗。”有一军士奋怒曰：“既已讲和，何得射我！”引炮石击贼，一发杀数人，中官杀之，军士由是不敢动，乃自城中传呼宦官欲开门纳贼，及伏阙之日，军民数十万聚于宣徳门下，遇内侍朱拱之，撕擘死，骨血无馀，又内官得诏召李纲，寘于怀不去，于宣徳门下晓谕百姓，令退，众怒殴之，于其怀中得诏书，即大呼曰：“内官隐匿诏书，将作乱！”又杀之，凡见内侍，皆撕擘杀之，死者二十馀人，有司以闻，上惧生变，即令殿前班一军士口传上旨，云杀内官者免罪，其人于众中妄呼曰：“杀宦官者无罪！”百姓闻其语，遂群入内官之家，所遇辄杀，掠其财物，又相聚入其家，捜获兵器不可胜纪，皆辇到行营司交纳，其内侍皆逃窜，财物略无孑遗，走入禁中不敢归，咸于上前泣诉，于是命李纲根治，斩三十馀人，磔其尸于市方定。李纲、种师道复用，凡内侍官城上守城及诸城门监守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谓独脚皂旗、红灯笼，乃中人欲为内应者。先是，宣和中，内侍多有赐第者，官舍或隘陋，即委府尹于傍宅置门，然未尝给其直而实夺之，京城百姓或累世聚族以居，屋舍既为夺去，则无所托身，惟与妻子日夜号哭告天而已，又科敛百姓财力，营造宫室台榭，或有拟于宫省者，百姓应副不办，则督责棰楚，有至死者，又每至街市买物，已售其价，令卖者随至其家，所直皆不还，或止偿其半，巷陌衢道，驰骋纵横，侍从赫奕，呼喝行路，莫敢诘者，然是时宰相大臣多出其门，内则有蔡京、王黼为之腹心，外则有王革、盛章为之爪牙，故敢肆其凶恶，至是百姓樍怨乘乱，得甘心焉！

上赐宴于斡离不军中。

斡离不上书辞别。

书曰：“大金皇子郎君斡离不等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昨者受命专征，以上皇渝盟，是以灵旗南向，直抵京城。今日伏承皇帝嗣立，再请修好，遂依元奉诏旨，酌中计议者，定盟约日，复为贵朝奸臣误国，妄起衅端，于是当司实怀疑愤，深谅大信，克保有终，前日之盟，非此为比，且大军之来，资索颇多，上渎聪明，下匮民庶，事在不已，固非乐为。炎火一纵，收之实难，自非恭承今日皇帝仁明远略，屈己爱民，安能使此祸危，翻然为福。今兹大计已定，而后无以旧事为念，惟祈永守成议，共庇生灵。又承所赐书，内谓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锋镝，李纲正从贬责，其于宰执间求退罢免者甚众，既闻此言，敢不孚听，及蒙谕城中军民，不遵号令，实恐转生变乱，以贻圣忧，当司本国安定贵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诸军退保旧寨，须是即日班师，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泽以矜众志，特于元定赏军物内，减金万铤、银一十万锭、表里一十万叚，以充振乏，广施之用外，有喝下金帛头匹，更望止于今岁，逐月接续交还。今方言旋，非不欲诣阙庭，展辞少叙，悃愊以在军中，不克如愿，谨遣左金吾卫大将军、宣徽北院使韩光裔、信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辞使副，有少礼物，具如别幅，谨奉书奏辞，谨奏。”

别幅：“人参伍拾秤”。

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使王球，充送路使副，特书叙别。〈【旧校云：按《钦宗本纪》：“二月辛丑，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使王球使金军，许割三镇地，至乙巳，复使之。”是编于辛丑遣使一事，失书矣。】〉

书曰：“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国王、皇弟都统：兹以肃整军威，远临郊甸，敢怠省愆之意，遂蒙兼爱之仁，再讲邻欢，复安敝邑，感深肌骨，赐重丘山。更承念及府库之虚，减金帛之数，益纫高明之意，特深极芘之怀，载遣车轺，禀告还驭，再三诚恳，毎荷矜全，岂惟恩加于危难，抑亦义重于乾坤，惟有谨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徳，属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叙违，益慎寝饔，永绥福禄。所有赆仪饮饯，已载前书，伏惟亮察。谨白。”

九日乙巳，奉圣旨将团结居民，权令放散。

刑部侍郎王㝢札子：“㝢见管京城四壁守御，却见近日团结四壁居民，追呼在城下，准备上城，百姓惊扰，离家失业，人人有沟壑之忧。契勘闭城日久，居民艰食，若更如此，是重困也。况四壁城上守御兵卒器仗并已足备，而居民乌合，皆无足用之人，特可准备临时搬运矢石耳，必不得已，且令团结成保籍，定姓名，缓急追呼，亦似无害矣。伏望速降圣旨，候指挥。”奉圣旨：依札，权令放散。

十日丙午，斡离不上书谢恩。

书曰：“比者已复旧好，即议还师，复蒙圣慈差开封少尹就诣军中，赐斡离不等茶果、龙脑、药酒，并差去人使韩光裔回，复承亲赐通犀御带一条，以隆饯别之礼，仍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叨圣慈，曲周用，殚砥砺，钦领之馀，尤増感激，当司遂促归期，今月十日已令大军旋斾，所祈陛下社稷载宁，生灵休息。有少礼物，具于别幅，谨奉书奏谢。”

别幅：“人参五十秤”。

下割三镇之诏，差路允迪宣谕守臣。

诏曰：“敕太原府守臣，应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已北州军，已于誓书内议定，合交割与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纳叛亡，有渝盟誓，因举大兵直至都畿，重以宗庙社稷所系甚大，遂割三府以寻懽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其犬牙不齐去处，并两平兊易，合照誓书施行。如有州军未便听从，仰将此诏书遍行告谕，各务遵禀，毋或拒违，自取涂炭。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宁尔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见任寄居职官，不系本土及从内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赍诏宣谕，咨尔守臣，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起发犒军银纲至金人军前。

李棁议和，许以银一千万两犒军，棁亲至内藏库催出银，提点官内侍王若冲监出银，每十万两为一纲，以一百人搬担，以使臣二员押发，凡一百纲，统起一千万两之数，皆出于内藏库，不知士庶之家输纳者，何以用之？此与王孝廸督金银榜示之数不同，未知何如？

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实，使于粘罕河东军前。

粘罕兵将至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肃王使于斡离不，乃议不可不使粘罕，遂遣路允廸、滕茂实使粘罕于河东，且告割三关之地也。

复用李邦彦为太宰。

李邦彦方罢数日，张邦昌又以太宰出质，左右揆皆虚位，吴敏乃以札子乞复用邦彦为太宰。

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以兵二千与金人十七骑战，败绩。

和议已定，金人遣十七骑持文字报其国中，经由磁州，李侃以身为兵官，且承掩杀之旨【初金人抵京师也，渊圣诏河北州军，略曰：“种师道、姚平仲远提西兵，以助天讨”云云，深恐宵遁，令河北州军尽行掩杀】，乃率禁军民兵二千往击之，与十七骑相遇，金人曰：“不须用兵，今城下已讲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侃不信，欲与之战。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金人退师。

《遗史》曰：金人既退，种师道请临河邀之，三战可使无噍类，若纵之去，他日祸不可测，李邦彦等不从，罢师道为中太一宫使，五日一到朝堂议事，以姚古、种师道、折彦质、范琼等领兵䕶金人过河，邦彦奏立大旗于河东、河北，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金人揭榜不掳掠信徳府。

初金人䧟信徳府，执守臣杨信功至京城下，既已议和，乃留信功，朝廷议失信徳府之罪，信功与通判梁训礼皆贬岭外，兵将官分送广南，安抚使刘韐奏司录已下皆是胁从，放罪。金人渡河，独揭榜，大略谓：“攻击京城，朝廷遣肃王及太宰张邦昌持书，言奸臣姚平仲误国，已许割三镇以北地请和，縁信徳府不系所割之地，并不得掳掠。”

十一日丁未，金人质肃王同行。

先是以康王为质，以康王语言不逊，金人不爱也，复令入城，至是遂以肃王行焉。种宣抚奏言：“贼归必不设备，请邀诸河，候其半渡，可以击之。”李棁等在上侧，方为掣肘，论难既久，终不许击，然上心欲和，无如之何，于是师道发愤感疾。

《靖康遗录》曰：贼之来，虽少有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钠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太学生杨诲上书论割地。

“二月十一日，太学生杨诲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闻夷狄犯京师，掠近辅，残䤋夏人，以骋其欲，虽汉唐全盛之际，容或有之——汉文帝之十四年，匃奴候骑至雍甘泉，而唐太宗贞观之初，突厥埽地入寇，抵于渭上。当此时，二虏承父兄馀资，兵锐马多，傲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故能一举而骑甲漫衍帝都，其势可谓盛矣。然窃考文帝、太宗所制御二虏之术，甚优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盖汉唐当天下无事时，庙堂之上，君画臣谋，能以戎务为急，一旦事起仓卒，而吾先有以处之语，其大要不过诡而礼之，使虏志寖骄而已，志意寖骄，则务远略，忽近虑，士卒疲弊，而畜产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于此兴问罪之师，谁敢屈强颉顽，作气势如曩时邪？汉唐所以鞭笞四夷，其大计不出乎此。臣窃惟道君太上皇帝临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积累之厚，天下承平无事，咸顺指令，大臣于此时不能思艰难，致勤苦，务柔声婉颜以狐媚圣上，此汉唐计䇿不复闻，故金人得以乘中国之衅也。夫夷狄乘中国之衅，岂自古帝王之时无其事耶？守御之方、羁縻之术、征讨诛伐之法，𥳑编具存，宜缙绅大夫平昔所稔闻，而厌道之奈何！朝廷大臣遇前日猖獗之变，圜视共计，率不得其要领，上皇出狩，宗庙震惊，此皆失于不素练之罪也，陛下嗣登宝位，矜悯元元，不谋于廷，首发讲和之诏，仆械卷铦，以厚利啖之，臣初闻命，以谓陛下此举，特以骄夷虏跋扈之志，纾畿甸攻掠之危，至于经略施为，发自天衷，非愚贱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际，道路所传，臣窃惑之。臣闻陛下自金人之来，既赉以金帛，又许以岁币，今且遣使割地以赂之，夫金帛岁币已不足惜，奈何割祖宗地以赂遗夷狄乎？夫割地以赂夷狄，虽汉唐之陋，犹不忍为，孰谓陛下神圣英武而肯为此？且中国与夷狄议和，不闻于三代，而特盛于汉唐，汉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匃奴、突厥者勤矣，备币以岁献，则不失于伤财，降尊以和亲，则不恤于损威，然终不肯以尺寸之地轻予之者，二帝之意，岂不曰土地人民，国之根本，不可轻于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谋，谁为陛下筹之也？臣草茅贱士，无由预朝廷末议，事之利害，皆不可得而详定，独不识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关耶？臣闻昔周世宗下三关、瀛、漠，皆异代事，戎人不得以为辞，又况自祖宗以来二百馀年，塞雁门、増塘水、治城隍、藉民兵，所以为之限制者甚备，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识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镇耶？臣闻太原、中山，其地严重，可以扼虏咽喉，自祖宗以来，精兵重卒悉屯驻于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势也。夫以限制形势之地遗夷狄，其不犹倒持太阿，授人以𨱔乎？然陛下必毅然为之而不顾者，臣知其意矣，岂非惮于用兵邪？臣闻兵虽凶器，战虽危事，然而自古神圣之君，所以立卓绝之迹者，未尝不由于用兵。向者金人之来，起于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诸道兵未会，不战宜矣，以其近于禁城，宗庙社稷不可不忧，不战宜矣，今贼兵既归，师老械弊，又其来也必啸聚数国之师，禽兽之心，见利而忘义，乌合而易散，既磨之以岁月，安知不自相背叛耶？陛下宜于此时，驰一介之命，谕诸镇之兵，因其交地之际，启发衅端，电扫风除，以破其众，将见腥膻之徒，兽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区区之信，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与金人，则中都迫于北边，陛下必不免迁都矣，方今洛阳、长安，近于敌国，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国，不可都，就令今日夷狄炽盛，国势危弱，用事之臣计无所出，不过劝陛下都襄邓，州夷漫百里，其东汉与凤林为界，其南菊潭环居，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连路，昔人号为形势之地，沃野之墟，疑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谏以为不足用，至昭宗时，朱朴上议以为建都之基，䟽入不报，岂非有所不便，故邪？况京师自祖宗以来，缮治非一日，宫阙神丽，局务府藏，里闬市肆，极侈而丰，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鉴前弊，惜民力，因陋就𥳑，为一切因循之制，将何以贻厥孙谋，昭示四方邪？臣以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与金人，则胡夷岁骄，华夏日蹙，臣恐北虏惊噬边甿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验之，昔唐宝应二年，吐谷浑、党项领兵二十万来，略武功，留于京师凡十五日，大和三年，南蛮率众掩劫戎隽二州，䧟之，止于西都者十日，当此时，天子务为姑息，以纾一时急，不发兵以穷讨，使牧马牵牛之隶，有轻中国心，自此以来，扬尘鸣镝，突我疆场，曽无宁岁，臣尝读书至此，虽愤丑虏不庭，然亦未尝不恨中国有以诱之也。今吐蕃、南蛮略我郊甸，解鞍缓带至于旬日，目悦燕赵之色，口厌甘美之味，文绮佳纨，又皆如意，夫纤丽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又况黠虏已习知吾山川要害也，臣谓今朝廷不怖金人以兵，则背胁痈疽之患成，殆恐其来不已，唐室之患，且复见于今日，此臣以为二不便者此也。今议者但以庆历之初仁宗与虏通好，自后契丹不敢拥兵窥中原，当慎守初，可以遏边萌之祸，且示大信于边人，臣谓渭水之盟，杜如晦实败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质，普赞背叛，夫如晦、晟非晓术数者也，然而遇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诚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谓北虏所以不败庆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结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来，朝廷方举群䇿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环，无一州无兵者，当此时，契丹何由而跳梁边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虽冥顽，何以启其衅？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犹盛，强迁延寝息抵于今日，睹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国士马之丰耗，臣谓北虏败仁宗之盟也，已在于数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锐抗戈，以觇𠊱风云乎？能保其不敓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则盟誓于北虏果何有哉？此臣所以为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圣人能之，伏愿陛下顺天人之心，发英伟之志，因丑虏之暴，出汤武之师，伺其过河交地之际，不固执前盟，先发其衅，示以必战，天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为子孙无穷之基。凡今缙绅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厌于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来，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治安，未尝练卒蒐骑，又庙堂之上，卒未有应变之臣，是势未可以战。’臣独以为不然，臣闻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顾人君所用如何尔！昔艺祖好武功，则勇猛之士出而为用兵，太宗好奇谋，则计画之士出而为之虑，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无人？少濡沐之，将见朝廷之上，不独李纲、种师道辈可称述也。虽然今将相如李纲、种师道，臣知二臣亦可以办一时事，何则？纲之忠义有馀，而可以事君，师道之谋略有馀，而不至于误国，又况辅之以吴敏之炼达，耿南仲之老成，将欲建功，何有不济？臣多见讲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闲之馀，淹贯古今，岂不知其利害邪？且夷狄虽与中国相为盛衰，然自古以来，控御之术，不一而足，当其悖慢太甚，曷尝不与之战？今日但以石晋为戒，不敢与争锋，不知石晋时，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徳既不足以怀徕，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徳光所以一举而覆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资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图，指挥顾盻，行有馀力，岂可与区区之列国同所虑乎？臣诚不佞，虽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无以过人，遂取古人书，闭门熟读，月延岁累，颇识古今治乱，自谓论世事，顾贾谊、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宽大之声，勤俭之政，已著闻于天下，感激垂涕，愿尽死力，然而区区之愚，尚有望于陛下者，但愿陛下临时听政，更少济以英㫁明决，助成圣徳，使巍巍之功业，上拟商宗、周宣，臣谓百蛮且不足平，况蕞尔金人而足以轸圣虑也？狂瞽不识朝廷忌讳，罪当万死。”

李邦彦乞致仕。

“臣累乞致仕，特蒙圣恩依奏，伏念臣奋身孤远，遭际兴运，寖跻华贯，遂冒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负清议。属者上皇退托，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辅翊之重，自誓殚竭，身屡濒死，有所不避，今𫍢𫍢之徒，扇惑群听，喧竞仓卒，白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灵而已，何敢为身谋？而人诋以为奸，缓师讲和，自金人犯边，佥令大臣密议，图周万全，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指以为　心之精白，天实临之。乃至定输金之直，以释白著之疑，宽括籴之令，以赈艰食之急，抚循带甲之旅，以劳城守之师，若此之类，事渉细微，虽恩出睿慈，而间陈于前，不敢缄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济，岂能家至戸到，人人提耳而谕之哉？众听未孚，铄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厌服斯民之心？伏望检会已降圣旨，早赐施行。”

奉手诏：“太宰李邦彦，任政府累年，屡形忧国忧民之谊，以至惜名器、抑冗滥，献纳非一，朕在东宫时，熟闻嘉誉，册立之际，备罄忠诚。金人犯阙，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抚军民为急，朕一一施行，众志未能遍谕，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与前日异意元恶之人，忽生怨愤，实骇予听，已依所乞宫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