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汪精卫国民政府)
|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华民国28年（1939年）8月30日 发布机关：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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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四月，本党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昌，在宣言中明示中国此次抗战之目的及对于将来之希望。
其追溯既往，有曰“盖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 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此于中国本来之目的及其维护和平之意向，阐述甚明。
其叙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以和平无望，迫不得已出于抗战。然仍郑重为之结论曰“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立、 对外得以共存。”于此可见中国本来之目的及和平之基本条件，始终无改。且重言以申明之曰“必使日本了然于中国之目的、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更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然后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
中国对于将来之希望，于此更坦白真摰、披露无馀。凡此不特为本党同志之公言，抑亦中国同胞之公意。中日两国同在东亚，文化关系至深且切。数十年来，日本已成维新之业，使东亚增重于世界。中 国亦正觉悟其历史使命，继续总理孙先生之遗志，努力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在此不幸之战争中，中国固深切认识日本国力之强，日本亦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 来，中国丧师失地，濒于覆亡。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
日本于此，亦觉其先进国之责任，毅然不以战胜者自处。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此声明中列举日本所要求中国者，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于“共同防共”项中，标明“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于“经济提携”项中，复标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除此三项要求之外，历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抑且不吝进而考虑交还租界、废除中国完成其独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权。”并郑重说明日本之所以出此，“实欲要求中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分担者之资格，于实行其职务时所必需之最少限度之保证。”
日本之为此声明，其为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至为显然。日本在战争中有此反省，中国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于正义之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夫中日两国之关系，总理遗教中关于 “大亚洲主义”之演讲，久已示其正鹄。“中日两国无论从何方面着想，均宜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之发展。”“中日两国当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其深切著明，久已为吾人之所服膺。前此深维中国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则无分担此责任之资格与能力，故不得不先致力于国民革命以求之。乃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中国之独立生存已受威胁，息息有覆亡之惧。侵寻不已，始酿成此不幸之战争。
今者，日本既有此声明，不惟目前之争可息，历年以来之纠纷亦可本此以为解决。且不惟对于东亚可与日本携手协力进行，世界和平亦可于此奠定基础，此正上届宣言所谓“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者。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兆铭同志建议中央，主张对于日本之声明“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实为根据宣言所明示之方针，以蕲实现合于正义之和平，此全党同志所公认，亦即全国人民所蕲其实现者也。
上届大会既于宣言中明示方针，并选举蒋中正、汪兆铭两同志为正、副总裁，使负执行此方针之责，同时布告海内外同胞。当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义之下，竭其忠诚、服从领导。乃蒋同志弃置方针，对 于日本政府去岁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声明，遽以个人武断，发言拒绝；对于汪同志之建议，更不念大会付托之重，遽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复用极端严厉手段箝抑舆论、极端惨酷手段残杀同志。遂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而其尤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且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利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期攫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的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
其在边区以内，则利用封锁政策以隔绝耳目；其在各战区及各沦陷区，则以无耻的宣传掩其率兽食人的行径。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狐假虎威、含沙射影，使人民为之侧 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此在共匪，出卖祖国是其素志，殊不足责。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拥护、阴则供其利用，曾不一念十馀年来，诸将士为剿共而流之血遍于十馀省、人民直接间接死于共匪之手者不下数千万。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
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夫在未得合于正义之和平以前，战争为 不得已；既得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犹继续战争，则实无意义之尤。况乎和战问题为共匪所劫持，则合于正义之和平永无实现之望。而继续抗战，适以促其灭亡，此诚不能不加以纠正者。上届大会以执行方针之责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
日本政府声明中，关于共同防共，其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于中国实为当务之急。前此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军事内政，今既声明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其所谓“鉴于中国之现状，为获到此项防共目的之保障计，在该协定期间内，要求在特定地点允许日军驻扎防共，及指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域。”其协定期间及特定地域，自有待于两国之协商同意。而内蒙虽为特殊防共地域，其领土主权仍属中国，自无疑义。
关于经济提携，日本既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复声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而仅欲要求中日之提携与合作”，则与上届大会宣言中所谓“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适相符合。
惟关于善邻友好，包括满洲问题，此为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所久悬未决者。惟上届大会宣言中既已明示“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蒋同志在大会中对于此点加以说明，谓“日本如能保障在东北问题解决以后，不再侵犯我领土主权，则个人可以挺身负责，使此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今日本对于中国之领土主权既有如此之声明，则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的解决，中国自当履行诺言，以期贯彻善邻友好之目的。凡此三者，本届大会决定之原则至其具体方案，当由国民政府以交涉方式 悉心厘订，以求适当。要之，合于正义之和平，已因中日两国之相互了解而得其途径。
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且鉴于共匪之死灰复燃、为祸未已，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望海内外同胞共喻此旨，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义之下，竭其能力以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本届大会更对于外交、内政一切重大方针加以检讨，宣布如左：
关于外交，上届大会宣言中曾明白提出“中国今日对外关系，惟当谨守以下两原则：其一、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其二、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并对于当时流行之人民阵线论加以指正，其言至为痛切。惟人民阵线论者，阳袭救国之名、阴则追随共匪之后。仍鼓其谬说，甚至创为世界大战爆发，其结果必有利于我之谰言。
“此对于中国为不忠，对于世界为不仁。最近国际关系之剧变，更足使此等谰言已穷于辞。尤足使中国国民认识彼追循国际阵线之外交政策，直将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盖中国为积弱之国家，断无实力以纵横捭阖于世界列强之间、随其瞬息变迁之离合，以决大计；尤无实力妄冀远交近攻，以取胜利。充其所至，徒使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惟有任东亚相与为邻之两大民族，共受其祸而不能自已。非独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齿于中国之国民，且不齿于世界之人类。”
故中国今后外交方针，当谨守上届大会所示之两原则，以谋国际关系之维持、各国友谊之增进、以及各国在华正当权益之安全发达，而益之以睦邻友好。庶几可由东亚之和平而得到世界之和平，不惟远交近攻之策绝对屏斥，一切合纵连横之技亦无所施。必如此，然后对内得以自立、对外得以共存也。
关于内政，上届大会宣言中明示内政方针。实与外交方针相为表里，而皆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其关于民族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引第一届大会宣言，说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所谓“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乃对外而言，中国所求为自拔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之必要途径；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乃对内而言，第一届大会中已对于诸少数民族有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之诺言矣。本届大会对此，惟有以前后一致之精神，期其贯彻。其关于民权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提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亦为本届大会所当继续力行者。
惟上届大会宣言中，关于政治机构，有谓“战争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 权”，并谓“应设置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本届大会检讨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之结果，深觉有名无实。盖个人独裁变本加厉，中央同志已无讨论之自由，国民参政会形同虚设，亦固其所宜。且即以国民参政会之职权而论，亦未能举参与大计之实。
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授权汪同志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前此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人选限于党员。今当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国人才之效；并郑重宣布，除共产党外，凡属人民，皆当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而尤为切要者，则战争既息，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已无延期之必要。务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和平得以实现、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阶段。
其关于民生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申明总理遗教，谆谆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其言固已深切。本届大会当共产党人野心复炽之日，不得不再有所申明。盖共产党人往往截取民生主义第一讲中“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语，以为其行动之护符。殊不知民生主义第一讲原文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本为泛指“梳西利甚”而言，非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而言。其意甚明，岂容附会？
且民生主义自第一讲以下，详细讲述民生主义与马克斯之共产主义之异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物质为中心；民生主义以民生为中心。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民生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社会病态、阶级合作为社会生理的常态。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以社会革命改造社会经济；民生主义主张以和平方法改造社会经济。故其见诸政策者，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没收一切工业私有权；民生主义则提倡节制资本，凡工业之宜于国营者以国家资本任之、宜于私人企业者以私人资本任之，而国家以法律为之保护。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没收一切土地私有权；民生主义则反对没收方法，而采取平均地权的和平方法。
由此可见，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其学理与政策所有弱点至今日已尽暴于世，而世亦无有一国家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者。苏联之新经济政策与五年经济计划，其去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已不可以道理计；况乎共匪惟知以杀人放火，为李自成、张献忠之续。附会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已为不伦，牵合民生主义，益以见其心劳日绌而已。中国今日以后，以“和平、反共、建国”之必要工作。对于民生方面，惟有在理论上笃守民生主义、在方法上力行实业计划。既不蹈袭私人资本主义的窠臼，尤不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有所关涉。此则上届大会所已宣示于国人，而本届大会尤不惮郑重以申明之者也。
外交内政如上所述，其关于教育思想者，上届大会宣言中提出二条。一为道德修养、一为科学运动，此在和平反共期间尤为重要。共匪之物质观念，举凡人类崇高和平之理想，悉被唾弃。其结果将使人类沦于禽兽，而其愚民政策尤与科学运动背道而驰。简单之标语、笼统之口号，最为科学运动所不容，亦最为共匪所利用，以为杀人放火之工具。今以道德修养提高社会互助精神，排除阶级斗争思想；以科学运动提高求知起信精神，排除盲从、胁从思想。和平反共之成功，必有赖于此。
尤有进者，近年以来，中国之民族意识日益普及而坚强。此为中国之进步，亦世界之所同认。然因此之故，对于中国之民族意识，有欲及其萌芽而加以摧残者，亦有欲利用之以遂其阴谋大欲者。此为中国近年以来所逢之厄运，识者之所引为深忧。今者，中国于创巨痛深之后，知非和平不能建国、非反共不能和平，彼怀挟阴谋者已无所逞。今日以后，中国惟有本于三民主义之指示，以至诚发扬固有之道德、以虚心勇气翕受现代之文化，使生长成熟中之民族意识，内则为自立之桢干、外则为共存之柱石。中国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囿，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同时亦望我邻国暨诸友邦共明此旨，以兼相爱、交相利之精神相与努力，以期于东亚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本届大会检讨过去一年有馀之经过，对于中国现状及外交、内政一切进行情形，有不能不郑重声明者。
本党同志追随总理，致力国民革命，至今已五十馀年。所担负者为历史上之使命，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职志。乃自蒋执政以来，对内则未能根据建国大纲，使三民主义逐步实现；对外则未能防祸未然以至事变猝发、又未能及时挽救以致日益扩大。言念及此，至为痛心。今日以前，吾人认非“抗战”无以建国。集其精力、艰难奋斗，无时不准备牺牲一己，以为国家、为民族；今日以后，吾人认非“和平反共”无以建国。其事业之艰钜，一己所受之劳苦与所冒之危险，较之抗战更为严重。盖和平运动正在开始，能否得有效果，全视乎吾人之努力如何。日本政府之声明为其固定之国策，亦为其一致之舆论，吾人固不应加以无端臆测。惟吾人不可不以全力谋其原则之实现，以及各种具体方案之斟酌改善。
此外，则战后收拾，亦非易言。现在全国人民无论所履何地，皆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战时代必要之牺牲，固无所憾；然因政府措置不善以及共匪从中作祟，使大多数人民之生命财产断送于无益之消耗。民力疲敝、国力随之，若不恢复，国家民族何以能自立于世界？本党同志当以极大之决心与勇气，从事自责、从事自任。
本党同志必须认识，数年以来，党已失去民主集权之制度精神，而日益趋于个人独裁，此实为一切败坏之原因。当危急存亡之际，为应付事机，固当授权于有德望才力之同志，使行动得以敏捷，但其基础仍在民主。必有健全之民主组织，乃能有敏捷之集权行动。故自由意志与纪律实当并重，必如是，然后党乃能集中意识、集中力量；必如是，然后党乃能不断的吸收有独立见解及自由思想之份子以同负责任，遇事乃能有真实之认识、坚决之行动。至于个人独裁之下，则但有盲从与胁从，其结果仍一盘散沙而已。同时党的组织与训练必须健全，然后能领导民众，从事于民众组织、民众训练。而党的活动尤必须涵于民众活动之中，然后党与民众之间始无隔阂。
要之，本党同志当此厄运、逢此鞠凶，自责不可不严、自任不可不重。过去之使命，本党同志当继续担负；当前之困难，本党同志尤当努力克服。但求能挽国家民族于将亡而致力于复兴，自可无愧先烈、无负子孙，此外一切生死、祸福、荣辱、毁誉皆当置之度外。党内之能精诚团结，胥系于此。而对于全国有志之士能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亦胥系于此也。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举国一致，出于抗战。其最高目的，在于蕲致合于正义之和平。迄于今日，虽战事未息，而和平已见其曙光。本届大会谨以满腔诚悃，对于为国牺牲之同胞，致其哀悼；同时对于为和平运动献身协力之同胞，致其敬礼。今日以后，更当一其心志、齐其步骤，以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使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确立于东亚、确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