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思堂续集/卷二
杂著
编辑《朱书讲录刊补》考疑
编辑《答张钦夫书》“只好隔壁听”，溪训曰“言不亲切，与隔靴搔痒同”，郑愚伏曰“言其言浅露，宜于深奥处听之，若言不亲切，当云如隔壁，不当云只好隔壁听”，《刊补》两存之。
尝闻之先君子曰：“溪训固合商量，愚伏说尤未安。”盖侯师圣议论，少精微缜密之意，泛听若可好，而细闻之，则多病故云尔。
《答张钦夫书》“所乘之气，有偏正、纯驳之异”，溪注云乘恐禀字。
谨按言天命之流行，则是主乎理而言之，故至此以所乘之气承接为说，恐乘字为是。况下有“禀而生者”之云，则尤不当先发得禀字而复叠言之也。妄意此注，恐偶失照管。
《与吕伯恭书》“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如何能相当得？”注曰：“医书‘大承气证，宜急下，四君子汤，补真气虚弱短少’，喩新参所为，失之宽缓。”
按大承气证，喩时事；四君子汤，喩新参，则注中宜急下之下，恐当以取喩时事之意添入，而今引医书两段，而摠结之曰“喩新参所为，失之宽缓”，恐未分晓。盖医书所谓“急下”乃下其气之谓，非下药之下。大承气证宜急下，而四君子汤补真气虚弱，非对证之剂也。
《答程允夫书》“可者欲之”，注曰：“盖‘谓之可欲’，则是因善端之发，而要人识得扩充。若曰‘可者欲之’，则便是扩充之事。”
按是“因善端之发，而要人识得扩充云云”者，恐未分晓。窃详本书文义，盖曰“可欲”者是天理自然发见之端，此乃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学者于此善端，识得而扩充之，则有诸己而充实之以上地位，可以渐至耳。今曰“谓之可欲，则是因善端之发，而要人识得扩充”，则“可欲”二字，包得因其发而扩充之意，正本书所谓“非善所以得名之意”者也。此书本朱子旧说所谓“以理而言”者也。
后《答南轩书》自谓“过高而非本义”，遂以六等人品地位为定论，《集注》即其定论也。姑就此旧说而论之，所谓“可欲”，犹《书》所谓“可愿”，盖人之本心莫不欲善，故曰“可欲之谓善”，此是就理上悬空说，不涉工夫。若如允夫说，以为“可者欲之”，则已涉工夫一边，故曰“已是扩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如何？
《答胡广仲书》“以前后而对者，截去其一段”注曰：“太极圈与第二圈，前后相对，今以第二圈为兼阴之阳，是截去其一段也。”
按所谓“以左右而对”者指《太极图》第二圈阴静阳动而言；所谓“以前后而对”者指人心动静善恶而言。心之未发是静，已发是动，未发即所谓前也，已发即所谓后也。今以阴阳言前后，则恐未安。
若以太极圈居第一，阴阳圈居第二而云尔，则当曰“上下而对”，不当言“前后而对”也。若曰“太极、阴阳，以道器为对”，则广仲立说之病，乃在于以第一圈为阴静而截去太极一段，今曰“以第二圈为兼阴之阳，是截去其一段也”，亦未见其所当矣。
此注诸条有未备者，今以浅见言之，“扶起左右之一边”者，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是也。“截去前后之一段”者，有不与动对之静，有不与恶对之善是也。“强加其所主者，以无对之贵名”者，谓先有无阳之阴，谓人生而静，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动静言，谓性善之善乃赞叹之辞，不可与恶为对者是也。“别立一位以配之”者，谓后有兼阴之阳，谓无对动静之外，有动静，谓无对善字之外，有与恶对之善者是也。
“左右偏枯”者，扶起一边之谓也。“首尾断绝”者，截去一段之谓也。“位置重叠，条理交倂”者，既有无阳之阴，而又有对阳之阴；既有无对之静，而又有对动之静；既有无对之善，而又有对恶之善之谓也。“畸零”者，偏枯断绝之谓也。“赘剩”者，重叠交倂之谓也。“侧峻尖斜”者，或起其一边、或存其一段，欹侧孤单，不能完全之谓也。
仁义之说，亦以此推之，则岂广仲以为四德之外别有包四者之仁，而四德之仁义，特因父子君臣，而得名也欤。
《答吕子约书》“气配道义”一段，连排三句，无向背彼此。
按退溪本注，连排三句，所解有二说，下说恐是。所谓“无向背彼此”者，言以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此三句只是一义而无向背彼此之势也。本注所谓“道义血气合为一物”云者，恐合商量。
《答周纯仁书》“内外之患”注：“内无宁静闲退之意，外有飞扬躁扰之气是也。”
按内外之患，似是从治心养气，处世接物上说，盖详此书意，则纯仁于治心养气之功，似有未足者。且曾在谪中，则其有外患可知。若以宁静闲退之意、飞扬躁扰之气，分内外则恐未安。
《答曾无疑书》“存此、识此”注：“此即心也。”
按《集注》曰：“人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又尹氏说曰：“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合此数说而观之，方于此字之义为完备，今直以一心字当此字，恐未尽。
《答李敬子书》“不须做伎俩”注：“不是循序积渐底工夫，故云然。”
按循序积渐之意，于此句未见其所当，盖以视听言动，靠定着力。又以义理融液云者，若有把作一技之意，故曰“不须如此做伎俩”，未知是否。
《答蔡季通书》“人人有分，不应今日独如此难启发”注：“贤愚有定分，自古已然也。”
按此注可疑，恐本书之意以为间亦自思之。此理在人各有所得之分，若教之有术，则何独于今日难启发，而特以自家无为人手段云尔？盖亦不责人而自反之意。
《与林煕之书》“当处见得”注：“仁之当处也。”
当处，恐是敬之当处。盖于持敬处，自然见得仁体云尔。
《答吕伯恭书》“一体胖合”注：“昏礼夫妇同牢，一体各得其半。”
按《仪礼、丧服传》曰：“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体也。”今此所谓“一体胖合”，似是用此文，恐不当引昏礼。
礼论箚疑《安陵世典》中诸说
编辑结绞不纽，《丧大记》曰“小敛，左衽结绞不纽”，疏曰：“死则无复解义，故绞束毕，结不为纽。”盖古礼如此，而《家礼》未结绞、未掩面之说，本诸《书仪》也。顾斋曰：“至小敛，而犹望其复魄，故陈而不绞，至大敛，始绞。所谓‘尽哀之道也’，今之小敛结束，大违礼意。”明道先生尝论此曰：“未三日而敛者，有杀之之道云云。”
窃谓古礼何尝不尽于爱之之道，而且于小敛结而不纽者，盖以复而不生，则亦不生矣，浴而袭而至于敛，则不复可望矣，孝子之痛，于是乎甚矣。然敛形里肤，亦贵夫诚慎勿悔，望已绝于复生，而或当暄热之时，结束未完，万一有不诚不慎之悔，则其失当如何哉？古人制礼，必有以也。尽爱之道，记者固言之于复，推而至于大敛，则说得亦太过。所云“大违礼意”，亦恐全然没却古礼。有丧者从《家礼》，小敛未结绞固至矣。或当暄热则结而不纽，亦未见其违于古礼矣，恨无由仰质。
朋友服，有问服缌之制，顾斋答曰：“所谓‘缌服’只是吊服加麻云云。”
按十五升，抽其半为缌。古者五服，各有升数麁细之差，缌虽极细熟布，而亦必当其升数，今直以吊服当之，恐合商量。
父丧葬后居母丧，葛庵答黄用五问，前后说不同。
黄用五问：“斩衰葬后，遭齐衰丧者，竹杖外，衰服及腰首绖，尽用齐衰之制如何？”答曰：“《仪礼丧服图式》，引经文，有曰‘三年之丧既练矣，有期之丧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绖期之绖，服其功衰’，疏曰‘期带与三年葛带，麁细正同，以父葛为重，故带其故葛带，三年练，首绖既除，故绖期之绖。服其功衰者，谓父之功衰也’，以此观之，三年之丧既练，而有期丧者，犹带父之葛带、犹服父之功衰，则斩衰葬后，遭齐衰丧者，竹杖外，尽用齐衰之制，恐未安。”
黄又问，先生又答曰：“全用齐衰之制，恐不无未安之意，故有所云云矣。今承推说得尽好，证据精博，指拟明白，始知学不可不博，而自叹从前读书全不仔细也。”
黄丈再问之说，未及考见。然以浅见论之，所谓“期丧既葬”，与新遭齐衰丧者不同，恐不当以《图式》所引《礼记》之文律之也。盖古礼既葬，腰绖变麻受葛，至小祥仍之。期丧既葬，则腰绖与三年练后腰绖同一葛带，既同矣则当以重者为主，故带父之葛带。斩衰练后，衰裳用七升布；期丧葬后，衰裳用八升布，当以麁者为主，故服父之功衰，《礼记》之说然也。若新遭齐衰丧者，绖带是麻带，衰裳是五升布，视斩衰葬后之带与衰，为麁矣。〈斩衰之丧卒哭，受六升布衰。〉似当以麁者为主，而带齐衰之带，服齐衰之衰。此黄丈所以有“竹杖外，尽用齐衰之制”之说，而致疑于先生初答也欤。姑识之，以俟后日。
但后世无卒哭受服之礼，斩衰葬后，同一麻带，则当以重者为主，而带父之麻带，三升之与五升麁细悬截，则当以麁者为主，而服父之衰裳。此又古今之不同也，未知当日问答之意，并及于此否乎？恨无由仰质于锦阳丈席之下而往复于黄丈也，并俟后考。
出继子本生父练后，遭生母丧，前殡出入，密庵答先君问曰：“前丧服制已尽，则似不当以后丧衰服入前殡几筵云云。”顷尝有人问：“出后子，方在所后丧中，本生父大祥及禫行事时，当服何服？”
妄答：“以申丧本无丧服，特以哀未尽故，不忍纯吉以至三年耳。今所后重丧在身，为本生亲祥禫，岂有脱重服？服申丧服之理，是与居丧者入伯叔父母几筵为一般耳。但衰服不必着，只从俗，以孝巾、深衣，入哭似得之。或谓‘行事轻服，卒事反重服，礼有明文，何不可之有？’是又未能深究者也。假如轻服未尽，则固宜有变除之节。今申丧初非可变除者，与所谓‘服其服而祭之，卒事反重服’者义自不同。”
当时所答如此，其人卒从愚言，并有本生父母丧者，与此可以旁照，而今先师之论如此，深为瞿然，后当博考以订鄙见。
斩衰练后，绞带用布，葛庵答黄用五问曰：“礼经既有明文，先儒皆以为可行，则虽《家礼》所不著，好礼之家遵而行之，亦有何疑？”密庵答先君问，亦曰：“礼有明文，行之何妨？”
谨按用布之说是贾疏，本非经文。今曰“礼经云”者，恐未安。且《记》但有“葛要绖、葛带”之文，自周公以下群圣人所不言，而贾公彦创言之。勉斋虽因之于《丧服图》中，未必其经朱子勘定，今率然行之，未知其果如何也？妄窃以为非圣人复起，有难轻易行之也。曾于《仪礼经传注疏考疑》及与李景文往复中，已详论之，此不毕其说。
小祥后止上食哭，葛、密说，皆谓当止上食哭，其说甚严，而先君尝从《备要》，故不肖已遵行之。今读两先生所论，殊极瞿然。但葛庵说有曰：“古礼，‘既葬，有不复馈食于下室’之文，朝夕上食，是后来俗礼，则上食哭，不必重于晨昏哭。”
谨按葬后上食，固非古礼。然后贤以其无僭逼之嫌，许终三年行之。哀杀哭杀之义只在于朝夕奠哭，恐不必幷论于上食哭也。庙门既开，神主既出于座，食物既设于卓，哀情自激发声号哭，是人心之所不能已。初非以其重于朝夕哭而不止哭也，当熟讲之。
父在母丧，练后服色，权晦养堂问：“父在母丧，练后当用何样冠巾？今俗或用黪冠、骢巾，或用白笠、布巾，何者为得？”葛庵答曰：“黪冠、骢巾出于溪门问答，白笠、布巾出于《五礼仪》。上道礼家多从时王制，禫后申心制则多用缁笠、缁带云云。”
谨按父在母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具三年之体。十三月祥后，方用白笠布巾似是。若十一月练后，便用白笠布巾则是大祥之前，已脱衰也，《五礼仪》及先贤说如此者何也？《五礼仪》尚未一玩，后当考见。
密庵答金润问曰：“父在母丧，小祥后缁笠、缁带、骢网巾乃是心丧之制，为上道礼家通行之例，而或以黪色布为网巾。禫时依寒冈所禀定，用黪笠、白带为是。然时王制用白笠，则从周之义，不得不尔云云。”小祥后缁笠云者可疑，岂以十五月以后心丧之制，通谓之小祥后欤？然则“小祥”二字，文字似失照勘。
出后子本生母丧中，本生父大祥变服，密庵答潭上金叔问曰：“当以黑笠、素服行事，卒事反丧服云云。”出后子为本生父母，服期年。期后服已尽，而不忍从吉，为心丧之制。然心丧本非可变除之服也。
今母丧既在身，则父大祥时，只如服伯叔父母丧者，哭伯叔父母大祥之例，以所着期服，从主人参哭而已。似不可与主人同有变服之节，盖以心丧冠服为可变除之服，则不得不用此礼。然浅见未见其必然，姑记之，以备博考。
礼说漫录
编辑寒冈答礼曹问目曰：“礼童子有不杖之文，而无不绖之语云云。”《葛庵集》中答童子首绖之问，引此以证之。
谨按首绖即象平时缁布冠之𫠆项，盖有冠而后，有首绖，童子无首绖，恐无可疑。
族兄某之丧，其子出继者之妻之服，据礼为大功，而近闻金慎斋、朴南溪文集中，有当为期年之说，苏湖诸人及李学甫之论亦然。方书服次也，云谷兄欲从期年之说，余谓诸论皆如此，从之无乃可乎？遂定以期年。
盖古礼，妇为舅姑期年，故出继子之妇，为本生舅姑，降而为大功。至宋，魏仁浦等陞舅姑之服，为三年，则出继子妇，似当以次陞为期年。特以当时不并论出继子妇之服，故后世舅姑服，从宋制为三年，而出继子妇，依旧服大功。
吾家旧亦如之，近者所闻诸家说如彼，且退溪先生于西川郑公夫人之为本生舅姑，服期年也，有答问书，而不以为不可云。故不能复深思，而且从云谷兄之论，但念有违于从先之义，以是为惧。
后云若来言“其昔年遭艰之日，以其出继兄嫂服制，书禀于晞阳谪所，答书谓‘葛庵先生说，以为当依古礼’，且吾家自前服大功，今不可有他说”云，闻此言，不觉惶惕。后若复遇此事，当复古而反之正也。
姑之子、舅之子、从母之子，皆缌也。其兄弟姊妹，宜无异同〈外亲，虽适人，不降。〉，而或有云“姑之女、舅之女无服，独从母之女有服”，余问之则答曰：“《外党服图》，姑之子、舅之子，但云‘外兄弟、内兄弟’，而从母之子，云‘两姨兄弟姊妹’，此明文也。”余曰：“《图》偶有详略耳，岂必其有意于差等耶？”
后又有人言：“姜怀仁久之再恒谓此开元礼也。”后余考《仪礼》经传中古今沿革，而不少槪见，且缌麻章姑之子、舅之子二条下疏曰“外兄弟、内兄弟”，从母昆弟之下，疏不复言姊妹，盖云兄弟则统姊妹矣，同是异姓姊妹，而岂有异服之义耶？《家礼》缌麻条云“为从母兄弟姊妹、为外兄弟、为内兄弟”，亦可为或说之证。然从母之子、姑之子、舅之子，其文又相同奈何？吾亦不敢质言，然姑记之，以俟博古知礼者，更问焉。
柩衣即所谓“侇衾”也。自小敛，已用之以覆尸，及葬，随柩入圹。今俗必于葬时新制，盖其初因力薄，未具于小敛，至葬追设之，而渐染成俗，以致此误耳。
闻见录
编辑眉叟庚子上《丧服图》中，引不杖期章贾疏所谓“天子、诸侯，为正统之亲后夫人与长子、长子之妻不降，馀亲则绝”，而自谓之说曰：“当服三年之长子，不当在期服条明矣。长子当服期年者，愚以为‘承重，不得三年者是也’，故长子一也，立嫡以长则三年，立庶子为后则期年。”
先君子尝曰：“此眉翁失照管处也。贾疏所云，特因郑注‘降有四品’之说，而推言‘天子、诸侯，不降正统之亲后夫人、长子、长子妻之服云’尔，非谓正统之亲后夫人、长子、长子妻之服为期也。既云不降，则后夫人之服，自是齐衰杖期；长子之服，自是斩衰三年；长子妻之服，自是大功。此于不杖期初不相干，而以其见于不杖期章下，故眉翁误引，以为此长子乃庶长，失之矣。”
宋相礼说，攻眉叟此说甚力，而乃不言贾疏所谓“不降”非谓期之不降，而独举“君大夫以尊降”，以下句绝之误。自君大夫以尊降，至女子子以出降一段，乃眉叟《图》中所不著，而今以此为言，已可异也。况“君大夫以尊降”六字为句，“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九字为句，及大夫之无公子，粗解文理，粗有见识者，莫不知之，而眉翁不知耶？眉翁之失，在于失长子不降之义，而攻之不挈其要领，未可知也。
孤山礼论中，有曰“庶子承重，不为三年”之“不”字，是“亦”字之误，未知此何据而云也？贾疏曰：“虽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种，一则正体不得传重，二则传重非正体，三则体而不正，四则正而不体。”以“虽承重云云”者观之，“不”字之非误明矣。此外注疏中，无所谓“庶子承重，不为三年”者，体而不正即此意，而其文未尝如此，况体而不正乃“虽承重，不得三年”之一种，则其可以得三年者当之，而不顾疏说旨义之所归乎！岂不曾捡看经传注疏，而只于许、宋两说中，取其文句而据以为说欤？此殆近于郢书燕说，使宋相觉之，则岂不又为讥诋之一端耶？
盖当时数家议论大体得失，自有识者之公议，非末学所敢容喙，而或考据不审，或语不相值如此，礼论之不可容易，文字之不可不审，有如是者矣。
宋相礼说曰：“不曰‘长子死’，而曰‘第一子死’者明其死于殇年而不成为长子也。其下只当曰‘立第二’足矣，又必著‘长’字何也？明第二子亦死殇年，则亦不得为长子，必此第二子长为成人，然后始可为长子也。《仪礼》殇服条，只言嫡庶，而不曰长子者，明其死于殇者不得为长子也。”今按既在三年条，则其为成人而死，不待言而后知也。若其立之也，则岂必皆成人而后方立之哉？
大功章殇服条曰“公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又曰：“嫡孙之长殇、中殇。”所谓“嫡子、嫡孙”乃立以为后者也，而曰殇则方其立之也，非必皆为成人，可见矣。若必待其成人而后，乃立以为后，则岂有所谓“嫡子之殇、嫡孙之殇”者哉？信如长字只是长成之义，则众子之成人者，皆当为长子矣。所谓“父为长子”之长子，何以别其为正嫡之子乎？若未成人者不得为长而只可言适，则期服章所谓“大夫之适子”及所谓“适孙”，是皆未成人之谓乎。所谓“第二长”者，特众子中居长者云尔，第一子死后，第二为长故也。若第一子，则不待言长子而“第一”二字，已见长子之意，何可以不著长字，谓其死于殇年乎？
盖或曰长或曰适，皆传重承统之名。谓之适者亦可谓之长，未闻其未成人则只为适子而不为长子，成人则可为长子而不可为适子也。故为适子三年与不为三年，固在于成人与未成人而适与长之互称，不在于成人与未成人也。此一款，当日诸家文字中，未见有考破者，而彼乃言之狼藉，作一明证，是盖驱率经传注疏，以从己说者也，不可以不论。
宋相献议中曰：“必得次长不为庶子之明文，然后许某之说，乃可从也。”
今按“次长亦名长子，亦为三年”者即贾疏之说也。“庶子虽承重，不得三年”者亦贾疏之说也。然则次长不为庶子之明文，不待他求，而即贾疏一说之中而得之矣。三年与不得三年之别，如此其明，而犹未能晓然于次长之不为庶子，则其亦异矣。
彼以疏说所谓“适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一段为证，然今以疏说上下文考之，此本非自相矛盾者也。其曰“庶子妾子之号”者，盖谓庶子之称，本妾子之号，而非适妻所生之号也。其曰“适妻所生众子，同名庶子，远别于长子，故与妾子同号也”者，盖谓此众子虽是适妻所生，而以其远别于长子，故以妾子之号加之，以严长众之分也。然则适妻所生众子，谓之庶子者，乃借用之称，非本然之名，而所谓“不得三年之庶子”是真庶子也。适妻所生第一子不死也，则第二以下为庶子，第一子死而第二子立，则第二子为长子，而第三以下为庶子。其曰“庶子”即所以别于长子，非真庶子也。
今以“体而不正”本然之名与远别长子借用之称，必欲合而一之，不亦缪乎？第二长者既立为长子，则以其“正体于上”而将所传重也，故其死也，父为之三年，况以缵緖即位，君临一国，而乃以不得三年之科率之，未知于礼意义理，何如也？
宋相斥宗统服制为一件之说甚力，此盖避服不三年，则统不在此之说。然其献议中乃有“无二统、不贰斩”之说，又何也？是则却以统与服为一件事矣。然立次适为长子，则宗统在此，而其服三年，统与服，固为一件事，而虽体而不正者，以承重故为之期。此亦统与服，未尝不为一矣，盖天子诸侯，绝旁期矣。
宋相斥一边人不知经与疏之异，而以第二长者亦名长子为引经据经，此固言者之小失。然求之礼义而不悖，则于经旨得矣。谓之引经据经，亦何大谬之有？况是非得失只在所争之本论而已！此等语句之偶失契勘者，何足屑屑指摘哉？殆所谓“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者也。
论人、论事，无论其言之是非得失，一出于公心，而无夹杂之私难矣。古人亦或不免焉，可为后人之戒也。
安邦俊《己丑录》曰：“李泼八十二岁之母、八九岁幼稚之儿，压膝而死，惨酷之状、冤痛之情，古今天下之所未尝闻也。柳某以委官恬然坐视，无一言救之。然则郑澈是沈守庆之罪人也，柳某是郑澈之罪人也。”
宋相为寅城神道碑文，而述邦俊之言曰“李泼母子之死，出于他相，而反移公身，罔极之诬，可以类推矣”，甚矣，言之诬也！
湖人郑东里编集李芝峯日记、许相顼所记及崔守愚、郑困斋门人所记，而为《己丑录》。夫合诸家文字而作一通，则其言必公，其事必得其实，而其中《芝峯日记》尤可征信。今以东岩母子刑死月日及西厓拜相月日先后考之，则彼安录之虚实，可立见矣。
《日记》曰：“庚寅二月日，沈守庆拜右相，仍为委官，沈三辞见递〈沈以曹大中狱中所作诗是罪人临死荒乱之辞，置而不启，上因判义禁崔滉所达震怒，沈遂辞免。〉，郑澈还为委官。五月日，委官郑澈启曰：‘云云。’〈以郑介清事启〉同月十三日，李泼老母稚子幷死杖下，其婿洪可臣子棁、金应男子命龙俱为押沙，门生奴仆尽为严刑。同月十九日，委官郑澈启曰‘云云。’〈郑彦信、彦智事。〉同月二十九日，吏曹判书柳成龙拜右相，同日委官郑澈启曰：‘云云。’〈李泼事〉七月初八日，问事郞以委官意启曰‘云云’〈以郑彦信推鞫事启〉，命议大臣。沈守庆议‘云云’，金贵荣议‘云云’，领相李山海议‘云云’，右相柳成龙议‘云云’。”
详此则东岩母子之死，在五月十三日，而西厓之始拜相，在其月二十九日，未拜相者亦有为委官之规例乎？自二月寅城还为委官，直至七八月，而无递改之事，则东岩母子之死，果是何委官时事乎？日历昭然难诬如此，而犹推而归之于西厓，况无月日可凭者乎？正所谓“罔极之诬，可以类推”者也，先君子尝论此，为之惋叹不已。
郑东里《己丑录》曰：“辛卯七月，郑澈窜江界。梁千顷、姜海等拿问，则渠之上疏，皆澈之所指嗾事承服，毙于决杖之下。”
安邦俊录曰：“大司谏洪汝淳，以为崔永庆吉三峯之说，不过郑澈阴嘱梁千顷兄弟及姜海等，做出而杀之也。千顷等遂被拿囚，汝淳不问言根，惟以输情为限，严加酷刑。千顷妻从兄奇孝曾诱说千顷曰‘崔永庆吉三峯之说，必归于郑澈，然后可以得生’，千顷不胜栲椋，遂诬伏而于是澈窜江界。
宋相所撰《寅城碑文》曰：“千顷姻族奇孝曾，以金某〈鹤峯〉言，诱千顷曰‘若引郑澈则生’，千顷、海乃诬公以求免，而皆竟死云云。”
夫千顷辈之当初上疏时，果受寅城阴嗾与否，洪汝淳之果挟私酷刑与否，奇孝曾之诱千顷与否及千顷、海之诬伏与首实，皆后世之所不知者也。独鹤峯之使孝曾诱千顷，则可以百口保其必无是也。鹤峯一生持心行事，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乃后人之所知也，如彼阴巧邪暗之事，岂有一毫近似者哉？诚有是事，何以为鹤峯乎？一边人仇嫉鹤峯特甚，故构虚捏无，至于如此。吾未知彼诚不知鹤峯之为正人君子，而侵毁如此耶？抑心知其贤，而以偏党之私，传相造谤耶？
噫！党论不去，则公论亡矣。吾是以每于吾侪之攻彼者，以为不可尽信也，盖吾侪亦岂尽目见彼事哉？为流言之所误者多矣，若徒责人而不反己，则亦非公心也。
勉斋《五行说》质疑
编辑勉斋云：“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初非以次序而言。〈止〉如果以次序言，则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犹待第六而后成水云云。”
谨按次序之说，本出朱子。朱子曰“天地生物，先其轻清以及重浊。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轻清，木金复重于水火，土又重于木金”，此即次序之说也。但生数一二三四五，则以水火木金土轻清重浊之渐次观之，其序固然矣，至于成数在五行俱生之后，则诚有可疑者。勉斋之论，可谓深得造化之理矣，然朱子岂未及思量到此而为此说哉？
窃尝思之，天地之数，五位相合，故展其首尾而列之，则虽有自一至十之序，而折其中半而倂之，则不过五而已。故初五之后，六又为一，七又为二，八又为三，九又为四，十又为五，六七八九十即一二三四五之再数者也。是以《河图》两五上下相对以成十，初非相联如贯珠者也。
盖数不过一二三四五，而一二三四五各具奇耦。六者一之耦也，七者二之奇也，八者三之耦也，九者四之奇也，十者五之耦也。古昔圣神之造书也，观于阴阳奇耦之数，而命其一曰一，又即其耦而命之曰六；命其二曰二，又即其奇而命之曰七；命其三曰三，又即其耦而命之曰八；命其四曰四，又即其奇而命之曰九；命其五曰五，又即其耦而命之曰十。
一与六，非间二三四五而后得也；二与七，非间三四五六而后得也；三与八，非间四五六七而后得也；四与九，非间五六七八而后得也；五与十，非间六七八九而后得也。是乃一而二，二而一，而同处其方者也，观于《河图》之位，可见矣。
惟其然也，故一二三四五之有所为，而六七八九十，辄各随其次而偕焉。一才生水，六便成之；二才生火，七便成之；三才生木，八便成之；四才生金，九便成之；五才生土，十便成之。水之成虽曰六，其实乃一之耦成之也；火之成虽曰七，其实乃二之奇成之也；木之成虽曰八，其实乃三之耦成之也；金之成虽曰九，其实乃四之奇成之也；土之成虽曰十，其实乃五之耦成之也，而其生其成，混然妙合，初无隔截、先后之分矣。夫焉有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生而后，待第六而方成水之理乎？此实不当疑而疑之者也。
盖今所云云，虽先贤之所不言，然以五位相合阳变阴合之妙推之，或不可谓无理也。不审是否。
若有难之者曰“子既曰‘初五之后，六又为一，七又为二，八又为三，九又为四，十又为五’，则是六为后五之奇，七为后五之耦，八为后五之奇，九为后五之耦，十为后五之奇。其与圣人所言‘七九为天数，六八十为地数’者背驰甚矣，而其下又曰‘六者一之耦，七者二之奇，八者三之耦，九者四之奇，十者五之耦’，则又不免与前一段自相矛盾。毋论其主意之乖谬，即此数节，已极龃龉而不成说矣”，则将应之曰：“十者两五也。故后五之六即前五之一，后五之七即前五之二，后五之八即前五之三，后五之九即前五之四，后五之十即前五之五，而以其别于前五之目，故名之曰六七八九十。
盖以前后五分两截而观之，六不害为奇，七不害为耦，八不害为奇，九不害为耦，十不害为奇矣。然一之下，不得不继之以二；二之下，不得不继之以三；三之下，不得不继之以四；四之下，不得不继之以五，则六七八九十者，不得不别占后面之位，而与前五者列而为次。五之下，加一则积五与一而其数为耦，故不得不属之地数；加二则积五与二而其数为奇，故不得不属之天数；加三则积五与三而其数为耦，故不得不属之地数；加四则积五与四而其数为奇，故不得不属之天数；加五则积五与五而其数为耦，故不得不属之地数。盖以自一至十之序，相贯而计之，则七九之为奇，六八十之为耦，乃不易之理也。
夫阴阳二者，变化不测，或阳在阴中，或阴在阳中，或为阳于此而为阴于彼，或为阴于此而为阳于彼，或阴为体而阳为用，或阳为体而阴为用，或相主客，或相经纬，或分或合，或常或变，盖不可以一槪而率之也。
试以《河图》观之，阴阳老少，或互藏其宅，或交易其位，七九之阳而为生之阴，二四之阴而为成之阳。以卦图之说观之，两仪有时而为太极，四象有时而为两仪，兑三索得女之卦也，而谓之阳长；艮三索得男之卦也，而谓之阴长。
邵子以干兑离震为天四象，巽坎艮坤为地四象，而朱子以干兑艮坤为天四象，离震巽坎为地四象，其他如五行之说，或以水木为阳而火金为阴，或以木火为阳而金水为阴，凡若此之类，不胜枚举。今者区区之说，虽不敢妄拟于彼，然其言之所以互出，乃其所就而言者不同故尔，亦何足深以为病哉？”如是言之，不审是否？
若又难之曰：“子既主次序之说，则是以一二三四为先后之序，而又以为生与成无先后，则是特以奇耦、多寡之相配为言耳。要其归乃勉斋之说也，何其言之不相应也？”则将应之曰：“夫所谓‘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云云’者，是岂真以一二三四五为时分先后之序哉？盖亦奇耦多寡之分，然奇耦多寡，亦未尝不为先后之序何者？凡事物之势，必从小而至于大，由寡而及于多。小者为先而大者为后，寡者为始而多者为终，乃理之常也。
盖自有天地，而奇耦之数，即已具足，初非首有一而次有二三四五也，亦非先有一二三四五而后有六七八九十也。是其阴阳之妙盈溢于天地之间者，或分而相对，或列而相次，森然如众星之丽于天，而所谓‘五数’者，又出于阴阳自然之象者也。故必断之以五，自五以上为一五，自六以下又为一五，而其前后多寡，又极齐整精巧，自有相配之象矣。惟其然也，故六可以合于一，七可以合于二，八九十可以合于三四五。若是其初渐渐相次而生，自一至十，一直相联而已，则亦安得逆而上之、推而下之，侵越他位而以求其合哉？
由是而推之，所谓‘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者，盖天以前五最寡之数生水，而地以后五最寡之数成之也。所谓‘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者，盖天以前五最多之数生土，而地以后五最多之数成之也。火与木金，居乎其间，而所生之数与所成之数，其多寡又皆相适。夫最寡者最先，次寡者次之，稍多者又次之，最多者最后，此物理之当然者也。故以奇耦多寡言之，而先后之序未尝不在于其中。勉斋既以奇耦多寡为说，而却以次序之说为不可者，殆可谓得其外而遗其内矣。
盖阴阳之气与数二者，相合而物生焉，故轻清者属乎数之寡者，重浊者属乎数之多者，而其寡而清者居乎先，多而浊者居乎后，此岂非自然之象真至之理哉？”如是言之，不审如何？
《心经ㆍ坤之六二章》附注五峯说质疑
编辑五峯“居敬精义”之说，盖有合于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说。故朱子称其精切简当，而篁墩收入之意，以精义作制行工夫。李景文曾言其失本意，近见葛庵先生《愁州录》中，论此甚详，严斥其偏主尊德性之病。妄意篁墩果以私意矫诬先贤之说，则诚有罪矣，抑或所见未到，不能得其正意，则容有可恕者耶。但此乃“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附注，而朱子尝以义以方外为讲学工夫，其为《敬义斋记》，又以《大学》格致为明义之端，《大学或问》，又引程子论格致之说曰：“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云云。”
合此数说而观之，精义与义以方外，未尝不烂熳同归也。盖见得事之是非得失即精义之大端，而外之所以方，实在于此。若不能分明见得，则于何见心之制事之宜乎？恐篁墩此着，不必深罪。先哲往矣，无以禀正，将以问于景文。